（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普罗大众觉得贫穷问题日益严重、贫富日益悬殊，香港舆论焦点移向如何增加公共房屋供应，以及改善福利计划两方面。众所周知，公共房屋供应的规模与范围极大，但社会福利服务所牵涉层面之广，却非广为人知。香港大学一位同事告诉我，据他最近计算所得，政府提供的福利计划，总数竟高达221项。
虽然政府在房屋和福利两方面的负担如此沉重，却甚少有关这两方面对家庭制度影响的研究。美国和英国有大量社会科学研究，发觉房屋与福利计划对家庭制度造成重大冲击，对经济造成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家庭是经济活力的命脉，其重要性却一直备受忽视。我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政策与制度如何对家庭造成冲击，以及对经济表现的影响。
子女的「消费功能」
在经济学上，子女可称为投资兼消费品。这里所谓「投资兼消费品」，无非用以客观描述这两种在各地社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绝无贬意。这种看法尤其突显出投资与消费两种行为的相互关系。投资必须储蓄，而要储蓄，就必须放弃原有消费。从这个角度出发，就知道由政府资助的房屋及退休金，为何对家庭及其种种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父母对子女的爱，可算是通过生育表现的一种消费服务。其他人如祖父母也能从孙儿身上得到满足感。虽然乖孩子的消费价值较高，但即使是坏孩子，父母也可从他们身上获得满足感和效用。在工业时代以前，养儿育女，往往只为自家农场培养帮工，或继承家传事业的学徒，供养父母。当时一般家庭仍以务农为主，子女是不可或缺的长远投资。
不过，由于以往儿童夭折率甚高，投资在子女身上难免须冒一定风险。妇女因生育丧生是司空见惯的事，她们终生以生儿育女为目标，生育期不多于四十年，但大部分生产超过十名子女。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始终有限，部分社会更会无以为继，可见人类得以世代相传并非理所当然；家庭无疑是人类赖以传宗接代的关键制度。
子女投资价值的起跌
工业社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妇女加入劳动市场后，提高了进修和在职培训的意欲，时间价值亦随工资上升。生儿育女需时，为使妇女的时间用得其所，一般家庭往往宁愿节育，转而集中投资在子女质素方面。至于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消费功能」，则可分量和质两方面来看，其中「量」即子女数量，「质」则为培养认知、体格、外貌、品格以及乐趣等特质。虽然生育较少子女，但子女质素较佳，反使投资的回报增加了。
医学上的发展，也间接鼓励了重质不重量的生育方式，发挥带动工业化时代经济扩展的功能；医学上的突破，大大减低了婴儿与儿童的夭折率，使一般家庭不必靠多生孩子，也能获得所需子女数目，让妇女得以就业，参与市场经济。
其次，医学上的种种发明，不但减低了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也令环境卫生有所改善；患病日子较少，可用以工作时间较多。一般人在自身及子女身上所得的人力资本增多，等同投资获利增多。人类活得更健康，寿命较长，更肯投资在学习活动上，此所以发展中的经济体，人们都会增长学习的时间；教育和保健是相辅相承的活动。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相对于供父母消费的功能，生儿育女的投资功能已日形削弱。以往，子女的投资功能有二：一、子承父业（以务农居多）；二、养儿防老。
今时今日，子承父业的例子已不多见，反而大多投身劳动市场为外人打工。养儿防老，在富裕社会中就更不当一回事。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计划，可以全面或至少在某程度上发挥养老的作用。城市人都纷纷渴望通过置业来积聚家财，以供养老之用。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为顺应私人置业的需求，还提供各种补贴措施，包括按揭补助、税务优惠，以及政府提供资助私人房屋。
事实上，生儿育女部分原因仍在于「消费」。家之所以成家，有赖子女；即使家人偶有不和亦能维系彼此关系，子女可说是个中关键。分居和离婚率，往往在一段婚姻中有两个高峰期：一、婚后数年仍未有子女，但于子女出生后会回落；二、子女长大成人，毋须父母照料。
家庭制度衰落的政经背景
家庭制度为何会出现变化，甚或步向衰落？个中原因可分为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经济原因倒属次要。工业革命前，典型的经济单位以小规模家庭式农庄为主。子女起初多受雇于父母，而以继承家业为最终目标。有限的土地资源不断分拆，足以威胁整体经济的稳定性，这是当时社会所面对的一大挑战。家产分配长幼有序，分配落空的子女被迫自立，加上战乱、天灾、疾病，构成维持经济发展的社会与自然淘汰过程。
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企业取代了家庭式农庄。为外人打工，亦成为工业经济时期的常规。子女可自由选择为管理较为完善的企业打工，发展个人兴趣和一展所长。由于家庭事业已不再是子女未来的长期雇主，家人之间的连系自然转趋薄弱。
孝道有利经济
父母可以通过巩固文化和道德观念来恢复亲子关系，以鼓励子女在自己晚年侍奉左右。一个社会若重视侍奉父母安享晚年的规范，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意欲自然旺盛。孝道是一种经济上的美德，通过鼓励上一代投资在下一代，从而促进并维系经济发展。世世代代积累人力资本，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一个社会任由子女不必供养父母，也就是鼓励父母自行为退休生活储蓄，而减少在子女身上投资。这样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也自然较低，因为两代之间的关系相对疏离。
现时大多数工业社会都制订了各项足以打击家庭制度的政策和法例，其中以家庭法的影响最为直接，规限了嫁娶程序、离婚、分居、受影响妻儿所获保障、产业包括死后遗产的分配及课税等等。
政府在教育、房屋、退休保障，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安排日益蚕食家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大损害了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照顾子女的功能。这个发展足以左右家庭储蓄及投资，包括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抉择。
香港公共房屋计划，为本地三分一以上人口提供安居及容身之所，但却未能让其所服务的家庭积累财产，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市民获取最佳投资回报的途径。经济环境比公屋家庭较佳的小康之家，则可靠购置私人物业而坐享丰厚的投资回报。
自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资产大幅增值，香港的贫富差距已日渐拉阔。不少人都担心，香港一向人人往上爬的社会，会从此陷入跨代贫穷的困局。假若香港的公屋计划能效法新加坡的模式，本地公屋家庭就能同样得享资产增值的福份。本来，人人生而平等。不过，社会上确实既有坐失置业良机的公屋家庭，亦有因置业而有幸致富的中产家庭。由于苦无能人重整如此失当的公共房屋政策，公屋家庭仍只能继续当其牺牲品。
既然长期被剥夺通过置业令资产增值的机会，难怪社会上有人要求以「随收随付」（pay as you go）的办法，提供资源重新分配式（redistributive）老年退休金计划。但这种「随收随付」式的计划，对家庭储蓄和子女需求方面的决定又有何影响？这当然会助长子女不供养父母的意欲，而父母也会相应减少生儿育女，减低对下一代的投资，如此势必窒碍低收入阶层在社会向上攀升的机会。
家庭制度的政策出路
在世代之间的资源及投资传承上，家庭实为中心点。削弱父母在照顾子女方面的功能，无疑对以后的世世代代遗害无穷。这也正是现代先进工业社会一手造成的困局。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公债重担不胜负荷，就是世代关系破裂的明证。对于西方社会衰落源于「随收随付」式社会保障计划的现象，哈佛大学富格逊教授（Niall Ferguson）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家庭制度受损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严重失衡的一大成因。Banerjee、Meng、Qian三位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发现，自从「一孩政策」在 1972 年颁行以来，中国家庭因被剥夺养儿防老的选择权，为求积榖防饥，唯有将储蓄率提高约 10%左右。
上述研究显示，中国近 30 年来的储蓄率增长出现高达三分一的惊人比例（家庭储蓄比率由1978年的5% 增至1994年的34%），此现象可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节育主张。虽然中国声称有意将经济发展策略由投资为主转为消费为主，但若「一孩政策」维持不变，这样的政策转向实在难望有显著进展。
在中国内地一般谈婚论嫁的男女都异常渴望在婚前拥有自置物业。相对于其他经济先进国家，中国金融制度备受严重压抑，储蓄利率偏低，不但对一般家庭毫无吸引力可言，更完全追不上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收入的高增长率，中国家庭的储蓄不足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需要，有必要不断增加收入中的储蓄比重；是以储蓄比例飙升，消费意欲下降。
由于中国经济一直以每年超过8% 的比率高速增长，国内工资也持续大幅上升。可惜在中国孩子身上的投资，却始终受制于「一孩政策」。面对不利的政府政策和市场利率，中国家庭实在不得不投资物业，为老年保障未雨绸缪；物业正是升值潜力足以追上经济增长的唯一资产类别。
在当前困境下，中国家庭唯有自求多福。一般父母已作好准备，为子女（以儿子居多）婚嫁所需购置的物业支付首期供款。如此安排既能成全子女成家立室的愿望，也能为自己养老作好打算。因此，一旦子女婚后数年就离婚收场，而对方却可取得婚前所购物业的一半业权一走了之，本来的各项精心安排就会全数落空。有鉴于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就离婚后的资产分配所作的最新司法解释，也就不足为奇；而此举背后亦想必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
司法解释的原文有以下两段：「谁首付，离婚后房子归谁」；「婚后父母给买的房子，另一方无权分割」。这样的规定可以确定父母对有关物业所拥有的业权，而在离婚手续简易又没有子女的情况下，倒有助于维系家庭关系。
加强并保障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资对维系经济长远活力和增长，以及把中国投资型经济迈向消费型经济至关重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革离婚法、取消「一孩政策」、开放银行及金融市场、效法新加坡（而非香港模式）增加廉价公共房屋供应。
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婚姻法、政府房屋计划、金融业法规，以及老年退休金计划，都对家庭储蓄、生育，以及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方式造成严重冲击。无怪乎家庭制度渐趋式微，幸而家庭制度仍在挣扎求存，因为舍此以外，已别无他选。至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经验，实乃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而非不少港人以为可行的榜样。
参考文献：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bhijit Banerjee, Xin Meng, and Nancy Qian, “Fertility and Savings: Micro-Evidence for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from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 Yale University, 2010
Niall Ferguson, 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 Allen Lane,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