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最近在一次新年晚饭聚会中，跟朋友谈起同性婚姻，大家就家庭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各抒己见，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同性婚姻的原委。朋友们建议我在本栏说说我的分析。
圣诞期间，我除了与家人共度佳节之外，还参加过两个婚礼、一个结婚纪念庆祝活动，并出席了潘老师 –– 一位深受敬重的中学教师 –– 的丧礼，她有七名子女、八名孙儿和两名曾孙，可说儿孙满堂。今时今日，一家团聚仍是逢年过节的一桩大事。即使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人们依然不惜远涉重洋共聚天伦。
家庭角色的演变
旧社会中家庭活动占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直至约半个世纪前，家庭依然在社会中占极重要地位。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兼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Gary Becker所研发的家庭经济学研究所得，家庭所以在现代人日常生活所占位置逐渐减缩，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因素：一、现代科技发明；二、市场经济发展；三、政府功能日增。
现代医学愈见昌明，人类社会健康和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全球婴孩与儿童的夭折率大大降低；家庭中毋须靠多生孩子，也能获得所需子女数目，女性于是可以减少在生育和照顾孩子方面所花时间，因而有机会加入职场。
工业革命初期，制造业的最佳职位都属男性专利，不用打理家务而外出工作的女性多为家庭佣工，但后来也投身工业生产大军。作为劳动市场的生力军，女性更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增长动力。
随着就业机会增加，女性的育儿意欲也产生变化，逐渐变为重质不重量。一般家庭在以下两方面重新调整适应。一、市面上可供选购的各种资源和服务日多，足以节省母亲在育儿上所花的时间。家用电器不断推陈出新，尤其电视机日趋普及，大大地取代了妇女留在家中的需要。二、家庭对养儿育女的要求倾向重质不重量，让女性婚后可在职场多花时间。市面上渐多特为幼儿而设的各种优质教学服务，亦足以取代家庭在这方面的传统角色。
在女性就业比例增加的同时，子女成长过程中所获的人力资本投资也随之增加。一般来说，新一代不但教育程度较高，也较为健康，而且具备较多谋生技能。人力资本得以加强，可更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这样的良性循环，是广为人知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不少发展中的经济体都能善加利用其中过程，迈向经济繁荣，香港即属一例。
社会角色的消长
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造就了大城小镇的蓬勃就业机会；而政府不断推广市区服务，高度密集的城市生活方式得以日趋普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诸如房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众安全、卫生、运输、消防、文化、娱乐等等，应有尽有，对家庭的影响遍及不同层面。
以往由家庭提供的各类重要活动，如今都日渐由政府包办，其中较为显著的例子包括：足以取代家庭安老功能的公共社会保障计划，这是不少现代经济体制中的一大特点；政府为受供养子女提供教育及其他福利服务；政府为有受供养子女的单亲家长提供支持服务等等，一时难以尽录。
以往，家庭不单是一般人寻求工作和慰藉的对象，也是幼有所托、贫病有所依、难有所助、老有所养，以至积累知识和增长智能的归宿。一向以来，家庭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制度，但现今家庭的重要性已无复从前，而它在家庭成员心目中的地位，亦备受政府的挑战。
市场和科技的发展不但未有对家庭的地位直接构成威胁，反而有助于促进生活上重质不重量的趋势，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因此，市场效应对一般家庭在生活上的取舍有何影响，我倒毫不在意，因为市场选择从来都是自愿性的。然而，政府运用权力制订种种法规，却会令国家的意志凌驾于家庭的选择自由之上。
这些发展导致现今社会的家庭意识薄弱，那为何同性恋者却寻求婚姻制度的认同？
我探讨的问题并非同性恋者是否应享有结婚的权利，而是可能带来的后果。先旨声明，下文讨论的后果不一定反映同性婚姻支持者的愿望和动机，毕竟根据后果来推断动机并不恰当。不过，由于公共政策必须正视其后果，决策者实有必要对此有所认识。
家庭的社会价值
今时今日，过去以家庭为中心的各类活动，还有哪些是市场产品和政府服务所无法取代的呢？我想大概已不易找到。大部分在家中进行的活动，现在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到，政府也有提供。当然有人也许会认为爱只能存在于家庭，但又是否必然如此？答案也许「是」，但似欠说服力；爱不限于一种，既有爱国的情操、爱大自然的情怀、对宠物的爱心，也有浪漫的爱情。总之，情感的酝酿并非只限于家中。虽然家庭可说是培育上述各种情感的理想场所，但问题在于是否必需。
根据家庭经济学理论，家庭制度似乎只在养育「亲生子女」方面是必要的。
首先，子女成长不但过程漫长，过程中也必需无微不至的照顾。由于父母在他们身上所作的人力资本投资远超以往，现代社会的子女在成长中迈向自立之路，自然就更费时；因此，家庭仍是培育「优质」子女的最佳制度，来自破碎家庭的儿童「质素」也往往比较参差。「质素」一词，在这里只用作泛指认知、行为、健康等方面的特质而言。
其次，领养儿童的市场所以至今仍极不成熟，实在有其原因。儿童的「质素」固然不易察觉，年幼时就更难以得知；受领养儿童父母的身份已往往无从稽考，儿童本身的内在「质素」太不明朗，难以取代「亲生子女」。预测幼童内在「质素」的最佳指标，往往是其父母的「质素」，因为后者远较前者容易观测。
毋庸置疑，养父母可在受领养儿童身上多作投资，从而改善其「质素」。因此，获领养的儿童往往较为年幼，但儿童的「质素」始终难以确定。这也是「亲生子女」优越观念挥之不去的部分原因，而大部分父母也只会由于不育，才会选择领养。
出于爱心而领养儿童的父母，也许不会那么介意领养儿童的内在「质素」。不过，他们这样做也就并非为取代「亲生子女」，而也许是透过改变受领养子女的命运，从而获得更大满足感。
子女成长过程漫长，而受领养儿童的内在「质素」又成疑问，家庭自然成为养育「优质」子女的首选，也可算是不二之选。古往今来，不论中外社会，签订一纸婚书，无非为保婚姻永固，夫妻信守承诺，而保障子女的实际考虑，也至为明显。
一纸婚书的保障范围，除了父母子女的权益以外，还包括小区以至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内。由家庭制度生育「亲生子女」，从而培养出世代相继的「优质」个体，社会就能确保宗族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继续生生不息，不断进步。
在奉行一夫多妻制的伊斯兰社会，《可兰经》也精心部署，在经文中硬性规定在男性家长死后如何分配其财产，以确保其所有妻子及子女得到相应份额，实行以神权履行婚约，令所有家庭成员的权益受到保障。
同性婚姻自然不可能有「亲生子女」，因此，组织家庭及订立婚约的这一关键要素，也就付之阙如。历经数千年演变过程的家庭（以及婚姻）制度，正是以此一需要为基础，以人类社会所知最佳策略成就传宗接代的功能。家庭法和婚姻法也都是基于这一基本要求所制订而成。政府的介入，以及种种法制和政策，也往往是为了巩固家庭此一核心功能（虽然或会带来不同后果）。
政府的介入无疑使家庭制度不再只是关乎家庭成员的自主体制，凡政府法规及资源所涉开支，均由社会整体承担，政府所以能够制订有关法规和运用有关资源，全因社会大众承认家庭通过「亲生子女」传宗接代这一基本功能，同性婚姻则已超出世界各地社会数千年来所建立起来的共识范围；用以支持家庭制度的各类现有法规、政策、以及资源转移，未必可以同时适用于同性婚姻，至少也须先行详加检视并重新审查。
婚姻的性别考虑
举例来说，现行法规中已包含有关于夫妇分居、赡养费、抚养子女费用等方面的安排。现行社会政策，则既有利于夫妇（尤其有受供养子女者）申请公共房屋，亦对坐享双重福利的夫妇施以惩罚。家庭肩负生育「亲生子女」的重任，而这些法规和政策，全都符合社会大众对维持稳定而持久家庭关系所抱的期望。缺乏此一重任，有关法规及政策就难免受到滥用。
既然政府的种种制度，世世代代都以家庭及婚姻为基础，而相关动机又已根深蒂固，那么若未对家庭及婚姻基础详加考虑，自然不应贸然应用于同性婚姻。配偶各司其职，以生育「亲生子女」为出发点，不容轻率否定。在「亲生子女」的议题上，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实有天渊之别。
人生有两大特点，就是寿命终有尽时，以及繁衍后代有赖两性婚姻。生育「亲生子女」，也许是人类藉自身基因繁殖，而间接延续生命的一种社会生物学表现（见Richard Dawkins所著《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若从世俗角度着眼，人类创立的家庭制度，正是延续生命并保障世世代代子孙福祉的最有效方法；至于婚姻，则是最有利于确保家庭继续存在而生生不息的合约安排。
参考文献：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