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五年规划希望借着创新,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出口导向内需。伴随着GDP在2000-2009年间惊人的增幅,研究和开发(简称「研发」或R&D)开支占GDP的比重同期内也由0.9%增至1.7%。

表一

创新可分三个层次

眼看中国和印度科技实力日增,再加上庞大的劳动力,发达国家有人忧心忡忡,要求加强保护主义、增加R&D开支。但纯就创意而言,国际上真正的竞争不在于谁来发明,而在于谁将发明化作商品。繁荣通常带动科技,科技却不一定带来繁荣;以为先要领先科技才可领先经济,是严重的误解。

创新涉及新产品或新工序的开发,以及由此而来的技能(know-how)。 Amar Bhidé教授将创新分为高、中、车间╱作坊三个层次,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产品来说,各自相当于部件或原材料、中途产品和终端产品。创新的过程是大量人的心血结晶,需要不同层次长时间的投入。

表二

高层次的创新若不能在低层次上获得应用,难言经济价值;基本原理层次上的突破要有中层工艺配合,才有工业价值可言;但中层工艺缺少作坊层次的应用,例如操作的经验法则,通常也无用武之地。

比方说,汽车内燃机的科技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美国福特车厂自1903年起就开始生产汽车。以任何标准看,内燃机都是成熟的工艺,但车间层次的创新至今不缺,而技术专利则由制造商和辖下生产团队拥有,在公营企业实属罕见。

我们往往把创新看得太简单,以为凡公诸学报的科学发现和研究机构获颁的技术专利均属创新,忽略上述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技能,更罔顾那些不见于论文、也未申请专利的创意。

以为发展科技才能繁荣经济,纯为假设只有终端产品会跨境为我所用,但高层次的想法和技能绝少越境而来。事实刚好相反,科学发现在学术著作里唾手可得,不受地域限制,使用他国的专利一般也毋须支付较高的费用;反而很多终端产品的流通受阻,服务业尤然。

在网络时代,科技知识转眼间就传遍世界,又何须理会最初是哪一国的发明? Google的搜索引擎是否发明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何关系?再说,一个英国人在瑞士实验室发明万维网(WWW)的通讯协定;一个瑞典人和一个丹麦人在爱沙尼亚开创视像通话软件Skype。很多重大发现都有跨国的影子,中层的工艺基本上是公开的。美国药厂Eli Lilly早在十多年前开始透过互联网外判R&D课题,由俄罗斯、东欧到印度的科研人员都踊跃提供服务。

全球化大大促进了终端产品的贸易,透过全球供应链进行的中途产品采购、资产投资的流动,以及外来劳工的业务,但服务业仍然难以跨境贸易,能外判给远处的创意工作不多。为了享有最大的效益,中层的创新,特别是服务业,一般要在客户所在地进行。

科研过度有碍经济

政府是否愿意在低层次的创新上下苦工,对经济的重要性不亚于谋求高层次的科技突破,缺少切实可行的低层次创新,经济难以繁荣。经济学者早就认识到,科研过度反有碍经济成长,因为太多人才埋头添加知识,却很少用已有的知识来开发应用。中国要避免落入这个怪圈。

说白了,只有大科学家和实验室并不足够;还要有各式各样的创新者,善用全世界的高层次发现。中国是否有这种人才?

中国的GDP占全球8%,但R&D开支占全球12%;R&D占GDP百分比或不及南韩、日本和美国,但韩、日、美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可投放于R&D的资源也较大。 R&D开支非得这样高,才能赶超先进?人均收入赶上富国与R&D开支赶上富国,两者或有关联,但毕竟有别,过分投放资源于R&D反而可能造成浪费,而且对于长远经济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

表三

后进国应多借助先进国的科技。争取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无疑可提升国誉,但在现实中可能只是为外人作嫁衣裳;一些外国企业较原创国更有能力利用这些发现来牟利。

苹果电脑的iPod、iPhone和iPad风靡全球,但有关的高中层次技能早就为人熟知,很多企业都推出过类似的产品;苹果创办人Steve Jobs只在设计、包装、用途(如iTunes软件)、销售等作坊层次上有所突破。

制造业的R&D主要开拓工艺,但服务业的R&D主要是综合各种新方法,让工艺起到更大的作用。过程中所需的资源较少,也不需科技专才,但员工要有热诚,愿意在工作场合发挥创意。这类创意的得益主要归于员工和消费者,因为地方经济所创造的服务业主要供本地消费。

研究发现,市场自由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通常较容易采纳新工艺。减少库存的软件面世后,美国零售业比德国的更愿意采用,后者为了保护小店铺,不鼓励企业采用新事物。 1990年代中期至今,美国的生产力和收入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快,即与服务业的自由度有关。

中国急须开放服务业来带动内需。但正如上文所说,服务业的创新主要是利用技术来满足消费者,行业要有灵活性才行。至于高科技,举国上下普遍繁荣后,自然会在高层次上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太早栽进去并非上策。

早在1980年代,美国不少人认为,经济不振是因为律师和经理太多、科技人员太少,从而推崇在这方面相对较为均衡的德国和日本。不料到了1990年代,德日经济放缓,美国则由于服务业较为灵活和较富创意,而且善用已有的科技而兴盛。同期内,美国高中生的数学和科学水准进展不大,法律学院依然吃香,经理人数与工人的对比继续攀升;美国科学论文、科技博士和专利数目所占的比重继续下跌,制造业就业停滞,只有服务业继续扩张。这并非说不应重视科技的教育和研发,而是说应均衡发展高、中、作坊所有三个层次的创意。

美国的医疗部门充分说明政策偏向高科技之弊。美国医疗R&D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较其他OECD国家高好几倍,但局限于医疗科技;相对地,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则较高而存活比率则较低。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关键不在于加强R&D,而在于改善医院的管理、善用IT、理顺医疗保险。可是,纵有企业家愿意提供较廉宜的医疗,但由于现有的服务提供者有议员和保险公司撑腰,阻力很大,几乎不可能成事。

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大幅增加R&D开支,生物和医疗更高踞各项技术之首。纯就生物科学今后十年可能的发展看,这项政策很有远见,但以目前的医疗制度,看不出单靠科研如何能造福国民;最后或会送到海外申请专利,让外人牟利。体制改革不但更迫切、收效大,国民也得以共用。

及早为服务业松绑

中国应该加强R&D,但搞好R&D不等于万事大吉。当初以为创新可由上而下,执意为手机开发全球独有的通讯制式TD-SCDMA,但原来国际上早已有了通用的标准。

拜市场自由度之赐,中国在创意上已初见成效,电讯、药物等行业就颇具创意,内地企业和大学发现了许多化合物;「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ZTE)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上升,部分就来自创意。

中国正在发掘新的契机,为市场人士营造创新的诱因,在投资发展电动车的同时,作出公家车队采用的承诺,又为私人买家提供优惠,以确保有足够需求。但实际的创新留待民营部门进行。

可喜的是,当局将R&D开支由政府控制的研究机构转移到占R&D开支65%的大中企业。而且,外资企业虽然不满当局保护知识产权不力,R&D开支仍然占中国的17%,可见市场正在发挥作用。

表四

中国在先进手机网络、高速铁路等一些方面突飞猛进。但选定开发哪些领域时,当局会不会走了眼?只研发电动车而「放弃」传统的内燃机车是否明智?计划经济早已证明行不通,为创新定规划是否更不可能?何况,所谓规划只是各方议价的结果,并非按经济规律办事。

看银行业即可知,中国的服务业以国企为主,创新必定极其有限。目前最迫切的是开放服务业,营造环境,让企业得以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同时提供创新的诱因,鼓励其利用境内境外一切可用的工艺以刺激内需。中国很需要对消费口味进行细致的调查,并据此创新。

中国至今最佳的创新在于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透过网上平台,将小生产者与境外买家串连起来;「远大空调」则找到方法,将大型建筑物的燃气空调系统商业化。

创新想在各方面都出人头地,团队不但要杰出,更要多元化,但百年树人,谈何容易。日本在18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开发和应用创新的能力仍然不如美国;南韩和台湾在1970年代就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论创新则仍逊一筹,主要因为服务业监管过度,多个欧洲经济体系亦有同一命运。

服务业不及时松绑,在R&D上过度投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现在的中国企业靠一些勉强过关的产品来扩大国际市场,跻身全球百大名牌榜的志气无可厚非,但能否带动内需?

创新可促进繁荣,但创新要能持续,政策上须避免厚此薄彼,间接打击其他领域的创意。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创新高科技的重要性不会高于在本土中低层次上应用高科技。新的五年规划宜对所有层次的创新一视同仁。

参考文献:

Amar Bhidé, The Venturesome Economy: How Innovation Sustains Prosperity in a More Connecte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Gordon Orr, “Unleashing the Chinese Invent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sia, December 2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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