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突如其來,不但趕走了突尼斯強人本.阿里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更感染了大半個中東和北非,利比亞強人卡達菲倒台指日可待。由新聞記者到歷史學者、社會科學者都忙於解釋,這一連串的革命從何而來。

人類歷史進入「現代」後,不少革命,包括最著名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羅斯革命、1978-79年伊朗革命,以及1989年東歐革命,事發時全世界也都措手不及。柏林圍牆倒塌後四個月,有民意調查問東德人,一年前是否料到有此一日,回答「是」的人只有5%;另有18%的人回答「是,但沒料到這樣快」;有76%的人承認,完全沒有料到。但事後回眸,東歐革命以至其他的革命,又似乎在所難免。

變天前夕 沒人預測

細看之下,這種學術上所謂的「驚奇因素」(surprise element),比想像中更神奇,因為即使參與革命的人,往往也同樣地驚訝。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舊政權與法國革命》)的法國作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56年指出,事前沒有人料到法國王朝會倒台。

1917年2月的俄羅斯爆發革命也一樣。建立新政權的列寧在幾個星期前還以為變革是很遙遠的事,只覺此生無望得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被推翻前夕,仍然不覺得自己受到威脅,各國外交官也都向上彙報說,俄羅斯仍然穩定。

直到三十年前的伊朗革命,美國政府幾個月前的一份情報說,當地局勢穩定;伊朗共產黨的評估同樣錯得離譜。連後來獲國民推上最高權力寶座的宗教領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也為後來的戲劇性發展而震驚;結束流亡回國之前兩個星期,他對祖國的一些變化仍然很有保留。國王巴列維對於王朝會被推翻,同樣地大為驚訝。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雖然在著作裏預言共產黨總有一天會垮台,但直至1989年後期東歐崩潰到來的前夕,並沒有察覺到那種變化,還叫讀者別做夢。

為什麽對社會制度深具洞察力,又或者理應掌握內情的人士,都未能預見到山洪暴發?

純就技術而言,美國未能預見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只是情報界未能及時取得準確的資訊、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但背後其實存在着一個更深的問題,社會科學界的先賢似乎也未能解釋革命性的社會變革,更遑論預測。

這個問題須從兩方面探討。一方面是改善有關的理論。有關革命性變革的理論其實已經不少,名稱也很多,包括群體心理(crowd psychology)、挫折進侵分析(frustration-aggression analysis)、系統嚴重失衡(severe system disequilibrium)、利益群體衝突(interest group conflict)、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以及多階層聯盟和強勢政權的大規模對抗。這些理論無論多麼不同,有一個結論是相同的:政治專制會導致動盪甚至革命,希望藉此改變政權、政體或者政治領袖。

即使是不太壓制的民主社會,也不時可見大規模的動盪。只不過不是要改變政權,而只求改變經濟和社會政策。民主政制為更換政治領袖制訂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使政策變得壓制性,仍然可以透過制度去改變,因此在民主制度下,縱使社經問題引發動盪,也不致於上升為政治訴求。換言之,只要在社經層面上存在着變革的可能,要求革命的呼聲也就不強。

五種因素 造成不穩

除了上述顯而易見的後果,已知的理論尚未能在事發前預見革命性變革的到來。就這次中東和北非的衝突來說,不難看出,多項重大因素令這個地區十分不穩定。這些因素包括:

一、區內的年輕人比重大、生育率很高。

表一

這些國家不但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意願採用市場導向的政策,以致未能創造就業,又未能提供社會補助,支援那些因為政策而生計受威脅的群體。當局繼續保護壟斷企業及特權階層。其他人想進入市場門檻很高。

二、區內因為失業而淪為邊緣青少年的比例是全球之冠。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統計,區內15-24歲的人口,男性只有四成有工作,女性更只有兩成。年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更令區內的青少年失業率突破有史以來的高峰。

三、區內的產油國還可以用錢來化解民怨,但其他國家缺乏油氣資源,無能為力。

四、國家機器能否有效地化解動盪、維持權力。

五、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國家若大力支持區內的在位者,也可以化解一些動盪,反過來軟化在位者抗拒變革的決心。

就這五個因素來衡量,區內一些國家由於廣泛積存民怨,革命性的變革是有可能發生的。但這並不能說明,為何選中突尼斯和埃及?就整個地區來說,突尼斯不但出生率是最低的一個,青少年的比例更絕對是最低的,現在反而率先爆發動亂。與突尼斯相比,埃及的這五個因素無疑較符合革命的條件,但區內其他的一些國家比埃及更差;非洲的蘇丹和中東的巴勒斯坦看上更不穩定;而目前同樣動盪的產油國巴林,又不像是這一類。

由於沒有人料到革命會發生,有人於是用一些為特定事件而想出來的(ad hoc)因素來解釋。事發之後,要找到些特殊的因素並不難,但這並非科學之道。真正做學問的話,每當遇到例外,都應該列為「未能解釋」的情況,以前所未見的驚奇因素來看待。現實中,也許單靠理論的確不能完全解釋革命,更不要說是準確地預見。

隱藏自我 扭曲訊息

為補理論的不足,專長伊斯蘭問題的美國土耳其裔學者Timur Kuran想到一個輔助的方法,以直面革命事件的驚奇因素。他注意到,人們表達偏好時,往往口不對心,無論說的還是做的,都跟從社會上看似可以接受的標準。利用這種「假裝偏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的行為來隱藏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最明顯的例子是,專制國家的人不說真話,以免受到排斥甚至迫害。

如果人人都假裝偏好,公共訊息必然受到扭曲,公開的數據不反映實情。其他人缺乏可信的數據,很難明白在位者的不足和政治上其他的選擇。而如果人人都如此,政權的支持度和合法性看上去比實際的要高,甚至高很多。

假裝偏好的另一個後果是,人們不明白變革的好處。不如實表達感受的話,會令人失卻自主、拋開人格,戴着面具做人,逐漸把在人前的虛偽當作生活的方式。日子一久習慣了,更不再思考和感受,而純粹是演戲和假裝。人都靠彼此提供資訊,如果每個人所得的資訊都是假的,智能會逐漸收窄,思維會變得僵化。

因此,當人人都假裝偏好時,某些社會抉擇會獲得廣泛的支持。但若不記名投票,其實根本不會通過。人們為了贏取公眾的認可,反覆製造公共謊言,令一些私下其實不受歡迎的政策長期存在。而且,任何一個人隱藏對政府的不滿,會令旁人也不願意流露怨氣。這最終會令社會在公共謊言的基礎上達成均衡,以致不僅從外面觀察這個社會的人,連社會本身的成員,也把社會上「公共的謊言」(public lies)當作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s)。

社會均衡若建基於公共謊言,只要偶然受到干擾,都可能引發革命性的變革。一些本質上無關痛癢的小事,卻因為連串的巧合,推動了革命的列車。列車輪子一旦開始轉動,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包括最初激發事件的一些人。

「革命號」列車一旦啟動,長期受壓抑的民怨也就決堤。平常假裝偏好的人剎那間都獲得了動機和勇氣,拿出真實的情感來公開表示不滿。眼見許多人突然轉向,潛藏的反對者也就借勢現身,公共領域的資訊突然起了戲劇性的變化。

在革命號轟隆轟隆的行進聲中,政治恐懼感開始轉向,反政府人士固然不怕受到懲罰,連那些支持政權的人也開始以假裝的偏好,投入反政府行列。突然之間,民意由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反政府的民意一發不可收拾。所有人都贊成推翻政府,革命變成事實,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回應民怨 減少「革命」

革命號列車開動後,公共的謊言反過來被私下的真相取代。公共領域資訊戲劇性的逆轉、以及假裝偏好如何啟動革命號列車,為我們解釋了革命勝利背後的驚奇因素。但也必須認識到,這裏的前提是大規模的假裝偏好,而這是政治專制的產物。我們還要能夠獨立地解釋:為什麽存在着專制?這種專制的性質又是什麽?這就要有另一種有關革命的理論。

因此,想明白革命性的變革,上述兩種方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認識了這兩種方法各自的貢獻,此後再次面對革命性的社會變遷時,才比較容易解釋那些可以解釋的、預測那些可以預測的,而且將不可知與可知的區分開來。

假裝偏好和革命列車可以解釋,革命為什麼在人口稠密的市鎮爆發,因為察覺到公共資訊變化的人數在市鎮遠比在鄉間多。現代的通訊、互聯網和傳播技術已改變了個人和國家收集、輸入和轉移公共資訊的管道。在網絡時代,利用小事來製造星火燎原的效果並不難。這也許已改變了人民力量與專制權力的均衡。

在數碼時代,網絡方便人民用匿名方式表達不滿。但這也給政府一個機會,透過網絡來紓緩民怨。官方應善用開放來源的訊息,避免人民假裝偏好,消除革命性社會變革的隱憂。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質疑情報界在最近的革命浪潮中失職。范女士注意到,埃及爆發危機時,透過facebook等社交網站收集到的資訊,存在着某些空檔。她說:開放來源的數據「可以變得非常非常重要……,美國須要進一步發掘這方面的資源……」。

就目前對人民「假裝偏好」的了解,以及這種行為引發革命的可能,在現代電訊媒體的年代,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消除引發革命的驚奇因素,令革命不再那樣頻繁?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政府必須正面地回應民怨、促進開放性的數碼媒體、借助民意來推動改革,以及積極解決百姓的投訴。若純粹用開放來源的數碼智能來延伸專制,那就不排除有一天會給殺個措手不及。

參考文獻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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