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突如其来，不但赶走了突尼斯强人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更感染了大半个中东和北非，利比亚强人卡达菲倒台指日可待。由新闻记者到历史学者、社会科学者都忙于解释，这一连串的革命从何而来。
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后，不少革命，包括最著名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罗斯革命、1978-79年伊朗革命，以及1989年东欧革命，事发时全世界也都措手不及。柏林围墙倒塌后四个月，有民意调查问东德人，一年前是否料到有此一日，回答「是」的人只有5%；另有18%的人回答「是，但没料到这样快」；有76%的人承认，完全没有料到。但事后回眸，东欧革命以至其他的革命，又似乎在所难免。
变天前夕 没人预测
细看之下，这种学术上所谓的「惊奇因素」（surprise element），比想像中更神奇，因为即使参与革命的人，往往也同样地惊讶。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旧政权与法国革命》）的法国作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56年指出，事前没有人料到法国王朝会倒台。
1917年2月的俄罗斯爆发革命也一样。建立新政权的列宁在几个星期前还以为变革是很遥远的事，只觉此生无望得见；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被推翻前夕，仍然不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各国外交官也都向上汇报说，俄罗斯仍然稳定。
直到三十年前的伊朗革命，美国政府几个月前的一份情报说，当地局势稳定；伊朗共产党的评估同样错得离谱。连后来获国民推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宗教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也为后来的戏剧性发展而震惊；结束流亡回国之前两个星期，他对祖国的一些变化仍然很有保留。国王巴列维对于王朝会被推翻，同样地大为惊讶。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虽然在著作里预言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垮台，但直至1989年后期东欧崩溃到来的前夕，并没有察觉到那种变化，还叫读者别做梦。
为什么对社会制度深具洞察力，又或者理应掌握内情的人士，都未能预见到山洪暴发？
纯就技术而言，美国未能预见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只是情报界未能及时取得准确的资讯、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但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更深的问题，社会科学界的先贤似乎也未能解释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更遑论预测。
这个问题须从两方面探讨。一方面是改善有关的理论。有关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其实已经不少，名称也很多，包括群体心理（crowd psychology）、挫折进侵分析（frustration-aggression analysis）、系统严重失衡（severe system disequilibrium）、利益群体冲突（interest group conflict ）、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以及多阶层联盟和强势政权的大规模对抗。这些理论无论多么不同，有一个结论是相同的：政治专制会导致动荡甚至革命，希望借此改变政权、政体或者政治领袖。
即使是不太压制的民主社会，也不时可见大规模的动荡。只不过不是要改变政权，而只求改变经济和社会政策。民主政制为更换政治领袖制订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使政策变得压制性，仍然可以透过制度去改变，因此在民主制度下，纵使社经问题引发动荡，也不致于上升为政治诉求。换言之，只要在社经层面上存在着变革的可能，要求革命的呼声也就不强。
五种因素 造成不稳
除了上述显而易见的后果，已知的理论尚未能在事发前预见革命性变革的到来。就这次中东和北非的冲突来说，不难看出，多项重大因素令这个地区十分不稳定。这些因素包括：
一、区内的年轻人比重大、生育率很高。
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愿采用市场导向的政策，以致未能创造就业，又未能提供社会补助，支援那些因为政策而生计受威胁的群体。当局继续保护垄断企业及特权阶层。其他人想进入市场门槛很高。
二、区内因为失业而沦为边缘青少年的比例是全球之冠。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统计，区内15-24岁的人口，男性只有四成有工作，女性更只有两成。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令区内的青少年失业率突破有史以来的高峰。
三、区内的产油国还可以用钱来化解民怨，但其他国家缺乏油气资源，无能为力。
四、国家机器能否有效地化解动荡、维持权力。
五、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家若大力支持区内的在位者，也可以化解一些动荡，反过来软化在位者抗拒变革的决心。
就这五个因素来衡量，区内一些国家由于广泛积存民怨，革命性的变革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何选中突尼斯和埃及？就整个地区来说，突尼斯不但出生率是最低的一个，青少年的比例更绝对是最低的，现在反而率先爆发动乱。与突尼斯相比，埃及的这五个因素无疑较符合革命的条件，但区内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埃及更差；非洲的苏丹和中东的巴勒斯坦看上更不稳定；而目前同样动荡的产油国巴林，又不像是这一类。
由于没有人料到革命会发生，有人于是用一些为特定事件而想出来的（ad hoc）因素来解释。事发之后，要找到些特殊的因素并不难，但这并非科学之道。真正做学问的话，每当遇到例外，都应该列为「未能解释」的情况，以前所未见的惊奇因素来看待。现实中，也许单靠理论的确不能完全解释革命，更不要说是准确地预见。
隐藏自我 扭曲讯息
为补理论的不足，专长伊斯兰问题的美国土耳其裔学者Timur Kuran想到一个辅助的方法，以直面革命事件的惊奇因素。他注意到，人们表达偏好时，往往口不对心，无论说的还是做的，都跟从社会上看似可以接受的标准。利用这种「假装偏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的行为来隐藏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最明显的例子是，专制国家的人不说真话，以免受到排斥甚至迫害。
如果人人都假装偏好，公共讯息必然受到扭曲，公开的数据不反映实情。其他人缺乏可信的数据，很难明白在位者的不足和政治上其他的选择。而如果人人都如此，政权的支持度和合法性看上去比实际的要高，甚至高很多。
假装偏好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们不明白变革的好处。不如实表达感受的话，会令人失却自主、抛开人格，戴着面具做人，逐渐把在人前的虚伪当作生活的方式。日子一久习惯了，更不再思考和感受，而纯粹是演戏和假装。人都靠彼此提供资讯，如果每个人所得的资讯都是假的，智能会逐渐收窄，思维会变得僵化。
因此，当人人都假装偏好时，某些社会抉择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但若不记名投票，其实根本不会通过。人们为了赢取公众的认可，反覆制造公共谎言，令一些私下其实不受欢迎的政策长期存在。而且，任何一个人隐藏对政府的不满，会令旁人也不愿意流露怨气。这最终会令社会在公共谎言的基础上达成均衡，以致不仅从外面观察这个社会的人，连社会本身的成员，也把社会上「公共的谎言」（public lies）当作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s）。
社会均衡若建基于公共谎言，只要偶然受到干扰，都可能引发革命性的变革。一些本质上无关痛痒的小事，却因为连串的巧合，推动了革命的列车。列车轮子一旦开始转动，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包括最初激发事件的一些人。
「革命号」列车一旦启动，长期受压抑的民怨也就决堤。平常假装偏好的人刹那间都获得了动机和勇气，拿出真实的情感来公开表示不满。眼见许多人突然转向，潜藏的反对者也就借势现身，公共领域的资讯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革命号轰隆轰隆的行进声中，政治恐惧感开始转向，反政府人士固然不怕受到惩罚，连那些支持政权的人也开始以假装的偏好，投入反政府行列。突然之间，民意由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反政府的民意一发不可收拾。所有人都赞成推翻政府，革命变成事实，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回应民怨 减少「革命」
革命号列车开动后，公共的谎言反过来被私下的真相取代。公共领域资讯戏剧性的逆转、以及假装偏好如何启动革命号列车，为我们解释了革命胜利背后的惊奇因素。但也必须认识到，这里的前提是大规模的假装偏好，而这是政治专制的产物。我们还要能够独立地解释：为什么存在着专制？这种专制的性质又是什么？这就要有另一种有关革命的理论。
因此，想明白革命性的变革，上述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认识了这两种方法各自的贡献，此后再次面对革命性的社会变迁时，才比较容易解释那些可以解释的、预测那些可以预测的，而且将不可知与可知的区分开来。
假装偏好和革命列车可以解释，革命为什么在人口稠密的市镇爆发，因为察觉到公共资讯变化的人数在市镇远比在乡间多。现代的通讯、互联网和传播技术已改变了个人和国家收集、输入和转移公共资讯的管道。在网络时代，利用小事来制造星火燎原的效果并不难。这也许已改变了人民力量与专制权力的均衡。
在数码时代，网络方便人民用匿名方式表达不满。但这也给政府一个机会，透过网络来纾缓民怨。官方应善用开放来源的讯息，避免人民假装偏好，消除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隐忧。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质疑情报界在最近的革命浪潮中失职。范女士注意到，埃及爆发危机时，透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收集到的资讯，存在着某些空档。她说：开放来源的数据「可以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美国须要进一步发掘这方面的资源……」。
就目前对人民「假装偏好」的了解，以及这种行为引发革命的可能，在现代电讯媒体的年代，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消除引发革命的惊奇因素，令革命不再那样频繁？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政府必须正面地回应民怨、促进开放性的数码媒体、借助民意来推动改革，以及积极解决百姓的投诉。若纯粹用开放来源的数码智能来延伸专制，那就不排除有一天会给杀个措手不及。
参考文献：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