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三十年前,一位诗人朋友看过一出话剧后有感而发,抛下这么一句断语:爱情故事总是叫人闷得发慌,因为无非都是「小人物的伟大故事」,只有当事人才感兴趣。我自己的「爱情故事」大概也不例外,所不同者,我的故事缘起在美国芝加哥,而恋爱对象是早前媒体曾广泛报道「落户香港」的芝加哥大学。

 

今年7月11日,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宣布将在香港开设亚洲分校,营办其蜚声国际的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分校选址薄扶林摩星岭,环境清幽,景致怡人。由于母校来港办学之说已酝酿多时,所以有关计划于我毫不意外。不过,正式公布当天,学院院长Sunil Kumar教授清早七点半来电,亲口跟我说:「Richard,给你个喜讯……」一语未终,我顿感兴奋莫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芝大火凤凰终于展翅飞临香江!

 

中七毕业 巧遇凤凰

 

「火凤凰」是芝加哥大学校徽上的标记,标志着在石油大亨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慷慨捐赠下,与美国浸信教育协会(American Baptist Education Society)于1890年共同创立了芝大的新校。前芝加哥大学建校于1857年,至1886年因财困而停办,火凤凰标记着芝大的「浴火重生」。

 

当天早上稍后时间,我就收到芝大校长Robert Zimmer教授向校友及各界友好发出的电邮,传达以下的信息:「对本校师生、校友及友好而言,亚洲向来是至关重要的地区;在香港开办的这项新课程,正好标志着芝大与亚洲区联系日深。此外,新课程更将有助于香港的亚洲分校与芝大的北京中心互相协调。该中心于2010年开设,旨在全面服务芝大师生,并与中国及亚洲区内相关机构同事进行协作。通过在京、港两地的设施互相配合下,将有利于芝大进一步拓展在中国办学的机会。」

 

芝大落户香港,更在个人层面对我饶具深意,勾起我负笈美国的美好回忆。我所学所识,大部份有赖在芝大的求学岁月。1970年,我远赴芝加哥海德园(Hyde Park)区,从此展开我的大学生涯。该区是芝大校园座落之处,也是上世纪初卡邦(Al Capone)的发迹之地,荷里活电影《义胆雄心》(The Untouchables)就对这个黑帮头领恶名昭彰的事迹细加刻划。随后七年之间,我在芝加哥这个「风之城」先后完成本科及研究院课程。我与火凤凰结下不解之缘,全因当年中七毕业后,碰巧有一位同学拿了芝大报名表,才发现该校并无开办他有意进修的工程科,于是把报名表转送给我。反正我报读了几家美国院校,抱着一试无妨的心态,也向芝大寄上报名表。

 

抵达芝加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时任海外学生顾问Cassandra Pyle女士坚持下,芝大刚于早前一年才恢复招收海外本科生;她其后在推动美国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更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负责掌管享誉环球的「福布莱特计划」(Fullbright Programme),促进美国学者前往海外及海外学者赴美作学术交流。Pyle女士生前为人和蔼可亲,对国际交流极为热中;更特别关心来自香港的少数本科生,以确保我们融入学习活动及校园生活。在她荣休之后,「Cassandra Pyle国际教育交流领导才能暨协作奖」(Cassandra Pyle Award for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正是为了表彰她的贡献而以她命名。

 

因此,我到芝大求学的因缘,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拜我那位中学同窗与Pyle女士所赐。根据其「自发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教授大概会将这一结果称为「人之行为」(human action)而非「人之设计」(human design)的奇迹。这个说法倒是贴切不过,因为我后来主修经济学,但在进大学之初,根本不知芝大以经济学闻名。

 

入读芝大 初蒙启迪

 

个子不高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教授,是带领芝大经济学系的显赫人物。我到了大三那年(1972年至1973年),才有幸在他任教的「价格理论」课堂上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他所著《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于1962年出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属当年大学一年级社会科学共同核心课程的指定读物。到了1980年,我在学成离开芝大后,偶然收看PBS电视特辑《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才知晓为何香港是他情有独钟的城市。一直教我百思不解的是,既已获佛利民教授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World’s Freest Economy),香港又何须自定位为「亚洲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

 

佛利民无疑是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Andrei Shleifer就把这段时期视为「佛利民时代」(Age of Milton Friedman)。1980年至2005年间,世界各地纷纷拥抱利伯维尔场政策、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而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以至民主化进度均见改善;反之,绝对贫穷(absolute poverty)程度则有所下降。那些年,香港不但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利伯维尔场的最佳成功典范。在佛利民心目中,自由化与放宽管制趋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席卷全球,香港可算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

 

佛利民教授有次到访香港,我曾向他表示,香港其实并不自由: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福利方面都大加插手。他莞尔说:「你这样说当然有你的道理,但细想一下,香港不过在某些方面特别自由,就已经有如此成就;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好好记住,我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借镜香港的经验。」中国就是从中取经的明证,凭着改革尚待深化的经济制度,就已成就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

 

立定志向 攻读经济

 

在芝大修读经济学,固然令我在知识领域大有长进,几年的校园生活,更教我终身受用。芝大教导我们勇于想法大胆、跨越传统界限、无惧提出难以解答的问题,藉此孕育创意与革新精神。要特立独行甚至有时受人唾弃,须有极大的勇气和赤子之心才行,而这也正是芝大培养人格的方式。

 

芝加哥大学究竟在哪些方面造就了我?首先,在芝大的感召下,我后来终于成为大学教授。当年我在芝大旁听Hans Morgenthau教授傍晚时分主讲的国际政治课,至今未忘他讲「不畏强权,敢说真话」之道。权力虽然主宰生活,但若埋没真话,就会变得无所适从。我们从人文学科中学到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申辩》篇,从中领略到为何雅典民众以苏格拉底教学蛊惑青年的罪名把他处死。虽然宏扬真理足以「危害健康」,但却是世间最崇高的事业,也是人类文明道德及社会结构的基石。在芝大学习,是严谨认真、教人兴奋,而又潜移默化的体验;校训拉丁文为「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意即学海无涯,丰盛人生。好学不倦,藉以改善世界,是芝大仝人所肩负的使命。

 

其次,我以芝大作为起点,从此向经济学家之路迈进。芝大的经济学教学方法并非如一般人想象那样传教式,而是一门实证科学。学子含混的思维与粗疏的逻辑,每于课堂上无所遁形,任何假设都须以事实为基础,以辨真伪又或悬而未决。所有事实都经反复诠释印证,同时运用科学上的真才实学,有条不紊,细加疏理,从而考证其中讯息。在芝大求学是一种面面俱到的体验,而远在「问题导向」与「学生为本」等用语仍未在高等教育界流行,芝大就已经以此为教学原则。Melvin Reder教授深信,学习过程要求严格,叫学习能力略逊的学生得益最大;我的亲身经历无疑让我深感他言之有理。

 

芝大寒窗七载,我从T W Shultz教授那里学到农民是讲求理性的;从George Stigler教授那里学到若与自身利益攸关,则政界中人亦会变得理性;从Robert Fogel教授那里学到,虽然历史学家教晓我们很多历史知识,但学习历史这么重要的课题,不能只靠历史学家;我也从Deidre McCloskey教授那里学到,要能达到凡事皆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才算学会这门学科;从James Heckman教授那里学到最有力的实证分析,总是最简单的分析;从Gary Becker教授那里学到,只有在传统经济学界线以外锲而不舍地另辟蹊径,才能发掘到经济分析的真正威力。

 

不过,当年我要作出主修经济学的决定并不易为,因为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政治科学。二年级学期末我读了Brian Barry教授发表于1970年的短篇著作《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民主制度》(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随即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该书短小精悍,书中观点极具争议性,对政治学界其后展开的争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更触发政治学系统研究的范式转移:由社会学角度转向经济学角度。我留学芝大期间,正值Barry教授在校内政治科学系任教,无奈我与他始终缘悭一面,尚幸能及时拜读他在书中的透彻分析,令我决心迈上经济学研究之途。

 

良媒襄助 撮合良缘

 

芝大造就了我的第三方面,在于开始认识现代中国。像我这般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留学生而言,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只有空白一片。1971年暑期,我与其他两位来自香港的本科生吴锦宇和陆炎辉合作,定出一个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读书计划,还获得化学系研究生崔少明支持。在政治科学系邹谠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编制出一系列详实的参考书目。读书暨研讨会每周举行一次,参加者还包括周兆僖、唐钦信两位来自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香港留学生。由于当年正值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这个暑期读书创举,也就顺理成章名为「辛亥六十年」。这次暑期「补习班」,可说是我个人的自我探索和寻根之旅,其中的体会更影响我在芝大学成回港的关键决定。

 

最后,我深庆在芝大缘份的天空下认识爱妻,婚后并育有一双可爱儿女。雷鼎鸣、袁天凡、高志强几位芝大同窗,都声称为我俩缔结良缘功不可没。不过,事实胜于雄辩,芝加哥大学才是撮合我俩姻缘的良媒。

 

芝大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块福地。洛克菲勒说过,芝大是他毕生的最佳投资,我深有同感。这项投资虽云亦是人生中的种种机缘巧合之一,但无疑成就我的一生。

 

参考文献:

 

Andrei Shleifer, “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2009.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Tagged with →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