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为何现代化过程可导致政治变革，有时甚至出现暴力革命？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变革历程，社会从自给农业模式过渡至市场主导的工业制度，过程中包括两大重要变革。
首先是科技演进。在所有前现代社会，自给农业经济中的生活水平变化甚微，耕作技术数千年来鲜有突破，经济增长全赖人口增加，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直至工业化及市场经济发展，情况才开始改变。
这项重大变化约于两个世纪前在西欧出现。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整理所得的历史数据【图】，其中的人均GDP清晰显示变化幅度之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经济增长的概念相对而言较为新颖激进。二百年前，人们没有明天会更好的念头，人称「黄金时代」大都是过去或上古的年代，现代人却担心将来不比现在好。事实上，现代化离不开与时并进，不免挑战一成不变、否定进化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对今天社会名成利就的一群难免造成冲击。
第二大变革是现代化经济，亦即市场经济，专为适应甚至助长变化而设。在这个框架下，个人消费几乎全靠别人供应才能满足。相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几乎所有经济生产及消费由农村包办而不假外求，外界事件对村内经济无甚影响。地主与农民以农村为家，生于斯、长于斯，世代相传，历久不变。
经济转型 政局变天
前现代时期生活的特色包括传统、习俗，以及浓得化不开的地方色彩，彼此沟通都以方言为主；现代社会则灵活多变、富于创意又无分地域疆界，都市人往往能操多国语言，也有共通语言。现代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其组成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远自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时代已是专门化与分工精细。
在农业时期，各地人民之间在经济上互不相干，普罗大众聚居于农村，除却少数精英分子之外，绝少与外间交往，农村俨然大海中遗世独立的孤岛；除了偶然举办的市集以外，大部分商业活动都是长途跋涉的奢侈品交易，专以贵族、大富之家为销售对象，与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无关。当时「环球经济」只与全球人口中不到百分之一相关，其中都属精英分子。
农业生产全面商品化之后，自给农业经济模式亦随之告终。自此以后，惯于农村与世隔绝生活方式的地主与农民，其日常生活以至命运都因市场效应而受到远方事态发展影响，个人也会因为面对无法掌握的力量和局势而感束手无策。本来在稳定的自给农业经济下应付裕余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日益壮大而又互相紧扣的市场经济当前，自然不合时宜。
摩尔的研究显示，如此经济巨变足以导致胜败形势逆转，从而触发重大政治危机。英、法、美三国历经暴力革命，将残余的过去一扫而空，换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当权，建立民主政体。俄罗斯与中国演变成共产独裁政权，而德国与日本则曾一度走上法西斯独裁之路。至于印度则以和平方式发展成民主政体，但却始终不改自给农业经济模式；农业旧制不除，市场经济一直难以发展成熟。印度的民主政制并未威胁到旧有权力架构，在不改固有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得以平安过渡，对农民的经济生活影响甚微。
摩尔提出以中国的社会状况而言，共产主义革命萌芽是理所当然的事，而随后的独裁政体亦是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必然结果；过程中，中国务须扫除传统社会及乡绅两大障碍。不过，摩尔未有深入探讨两大问题：一、究竟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否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二、独裁政权将何去何从。过去六十多年来，此两大问题一直在中国领导层之间萦绕不去。在牵一发足以动全身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中，问题的答案可说与全人类息息相关。
急起直追 资源错配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之后，面对的挑战是在于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推行工业化。党内单位与政府机关于是成为肩负此一任务的中枢。二千多年来，中国一直以中央集权制管治国家，堪称这一管治制度的始创者，所不同者只在于官僚职能上的改变。传统的中国官僚为士大夫阶层，专门负责行政与司法，偶然统领军事行动，却从不参与经济生产。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中国官僚则兼管经济事务。
这些官僚如何选拔？又有何资历要求？身兼管理职能的官僚应否经由公务人员考试制度选拔，而考核内容应如何设定以达选拔目的，均未见清晰。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管理层的官僚中，多为专业工程师，且至现在这仍是大部分中国领导人的专业背景；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物则有不少来自法学背景。
值得深思的是，在工业经济模式下，政府官僚应否身兼业务经理职责？在市场经济中两者不会重迭，但在计划经济中却不可分割。要是曾到访中国并听过国内官员演讲，对官员能洋洋洒洒引述其管辖范围中的工业产值及贸易统计数字都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香港政府官员就缺乏这种本事，本地商家也只能介绍自家机构的情况，到底值得庆幸还是担忧？
中国自1949年展开斯大林式工业化，着重投资重工业，并将农业集体化（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旨在以强制调配储蓄的方式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中国仍以农业为其经济基础，生产力与集资能力尚处于极低水平，因此储蓄主要来自农业。
面对中国人手充裕而资金匮乏，如此策略未免有欠成本效益；1949年，中国仍约有八成人口以务农为生。斯大林经济模式迫使农民将积蓄投资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但回报却极低。劳工密集的轻工业有助促进就业，却碍于政策考虑而受到压抑，更与本已匮乏的资金绝缘。
公社制度是工业化策略的主要工具，可一举两得：一、在工业化过程中将农民留在农村，以免大量农民移居城市寻求就业出路；二、废除私有制之后，国家在安排农务一环必须经常重新分配生产份额，使农民直接隶属中央政府，藉此建成的庞大农业基础，可从中获取盈余，从而资助以城市为据点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国家同时担当前现代时期的地主与官吏的职能，农村干部则成为农村合作社的官僚管理人员。
「斯大林模式」刻意违背「比较优势法则」（law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全面控制物价、压抑市场。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设置庞大官僚架构，管理物资普遍短缺情况，并强制实施全面配给措施。一言以蔽之，这个制度以强制为重点。
事实上，管辖制（command system）也正是实现斯大林式「超英赶美」经济目标的理想制度，因而违反比较优势法则也在所不计。毕竟基于个人选择的市场制度，根本无助于达致斯大林式经济目标，而国家所有权则为实现强制发展目标提供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农业集体化为国家提供适当机制，以便从强制务农的劳工身上尽可能获取最高盈余。
操控过度 适得其反
中国于致力处理市场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从中衍生的官僚架构乃属必然结果。中国幅员广大，官僚体制颇多层阶，其中包含中央垄断式部门，以及省市地区俨然专权机关的官僚体系。若与苏联相比，中国官僚制度管理的中央集权程度远远不及，原因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工业化程度相对逊色，而毛泽东又主张下放权力。
俨如独立王国的庞大官僚架构应运而生，其中主宰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僵化制度与繁文缛节，就连毛泽东亦有感于无力驾驭而深恶痛绝。由毛一手策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有人视为他针对有碍革命热情与冲劲的官僚制度之举。可惜毛泽东亦无法把之推翻，而只能大搞个人崇拜；而在挑战官僚制度的过程中，虽然达到将之削权的目的，却同时破坏经济、有损国家政治权威，但亦为邓小平日后恢复部分市场经济铺路。
管辖制的弊病现已众所周知，根本缺乏足以激励农村公社与国有企业员工士气的诱因。国家统筹的各种经济领域，不但远不如以市场为本的营运方式灵活，反而窒碍创意，拖慢生产力增长。「超英赶美」策略的另一弊病在于工业发展的资源错配，因为在资金短缺而人力过剩的中国，重点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根本毫不划算。
局部解禁 重现生机
此外，管辖制助长官僚管理人员权势坐大，并且不惜一切保障自身及下属的利益。计划经济因管制物价造成物资短缺，致出现大量经济租金，官僚更竭尽所能抗拒竞争威胁，亦助长寻租活动，且不止中央，在地方以及各省县亦普遍存在。
邓小平及其众多后继者的一大成就，在于容许原有制度局部放宽管制；当初试行的是计划经济物价与市场经济物价并存的双轨制，其中部分类别产品采用计划经济物价。各种激励诱因及市场安排纷纷得到解禁，新办企业可脱离国家管辖，以致各种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市场主导兼劳工密集企业大量涌现。
农业方面，公社制已名存实亡。虽有户籍制之设，地权并未私有化。推出农地长期租约之余，亦容许雇用劳工，更任由农民工人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不少受雇于劳工密集企业。无奈户口制并未改革，一应国家补贴及福利，农民工都无福消受。农民住户虽获给予部分权利，但仍受到官方的不公平对待。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成官僚主义与一党专政国家主导市场的混合体。对照上世纪工业化有成的新兴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国如此发展不足为奇。几乎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某程度的独裁政权治下进行现代化，创立混合经济，并且在工业化之后逐步迈向较为开放而包容的政制，例如南韩和台湾，就是东亚地区的这类新兴经济体。
按照摩尔的说法，上述个案均属「自上而下革命」。此等新兴国家均能一方面与新兴工商利益集团结盟，另一方面则与传统农业精英保持关系，从而创立混合式工业经济，将农业商品化，并大举投资人力资本，实现工作人口现代化。此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在多方面均与日本和德国相若。
全面部署 以竟全功
有碍中国现代化的旧社会农业秩序，终被中国共产党一举铲除。这可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破」的阶段。斯大林式发展所引进的工业化过程代价过高，充其量只能维持一二十年。中国资源错配的代价所以尤较俄罗斯沉重，皆因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农业经济规模过于庞大。要在中国现代化方面发挥领军作用，官僚管理人员实在远远及不上市场创业家。
共产党执政后，在1980年终于局部放宽管制，由此带动的经济奇迹，有助于中国迈进现代化的次阶段。容许市场经济独立存在于计划经济以外，终令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在全球经济排名榜坐亚望冠。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三十年间由69%减至35%，而市区中任职国有企业的比例更由76%锐减至19%。现时国有企业占中国GDP比例估计为50%左右。中国正全速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之列，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系中占一席位。假若放宽管制措施得以持续，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将维持下去，市场经济亦能继续扩展。不过，与此同时，中国还须采取以下步骤才可免闪失：
一、农地用途必须纳入市场经济。为此，必须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以厘定并确认农民地权，使其在公平而公正的原则下参与市场经济；撤销户口制应有助于农民融入国家经济。
二、虽然现代化有赖市场经济，但单凭市场经济却未能保证处于弱势者在经济上取得成绩。假使市场经济全面失效，经济生产力增长就会陷于停顿，而经济发展亦会受制于收入悬殊所引致的政治分化局面。形势全面失控之际，更会演成种种足以中断现代化进程的「邪恶联盟」（unholy alliances）。经历工业化初阶后而经济一直滞留于中等收入位置的国家，往往会落得如此下场。为免出现如此局面，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例如资助教育、改善食品安全及营养，以及普及卫生医疗服务等，以协助弱势社群改善其人力资本，从而充分参与经济生活。
三、进一步放宽管制仍受严格规管的经济领域。这对共产党内及政府架构中扶摇直上的政治特权阶级，难免在某程度上造成冲击。若放宽管制事在必行，则所有政治特权就必须化为经济产权；中国通过进一步放宽管制可实现此一目标。只要有助于经济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演变不但可在社会上广获认同，更将成为中国现代化「长征」中的一大契机。
发展前景满布挑战在所难免，但相信中国今后的改革进程不会如邓小平开放中国以前的一百年般历尽艰辛。四十年前读摩尔的时候令我大感震撼，然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着实令人大受鼓舞。中国迈向经济繁荣及政治包容的长路纵然曲折，去年重温摩尔书中缕述的事迹，却令我对中国前途倍添信心。
摩尔论独裁与民主．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