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经济如何得以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至今没有理论可以解释,英国的人均实质收入为何自十八世纪以来增长了大约十六倍,而中国又为何在过去三十年内激增六倍;中国若保持这个速度,将会在五十年内成就英国二百年才达成的目标。明白了中国发展的机制,各国也许就可以照办。

确立城市的经济地位

西方有一个故事,有仆人要求主人这样付酬:在国际象棋棋盘的第一个格子上放一个便士,在第二个格子上放两个,在第三个格子上放四个,如此类推;如果只填满白色格子,最后的格子上将会有2150万元,也就是2的31次方。如果黑白格子都要填满,最后的格子上将会有920,000,000亿元。这种利上加利的复式效应实在惊人!

付酬时,是每个格子翻一番(倍增),还是每隔一个格子才翻一番,这个规定远比雇佣合约内的其他条文更重要。套用在经济体上,每一代人的收入都翻一番,还是每隔一代才翻一番,两者差天同地,令政策方面其他的考虑显得无足轻重。

本文试就Jane Jacobs对美国大城市的研究(见上周本栏)与Robert Lucas教授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两者共通之处,希望有助于纠正香港一些有关的概念。

Jane Jacobs 1961年的名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令她成为美国的「维城」英雄。当时流行市区重建,规划师和建筑师致力兴建公营房屋;但Jacobs认为乏味之极,她踢开现代的城市规划,提倡社区要有动力。她其后写了几本主要谈论经济的书,其中1969年的The Economy of Cities(《论城市经济》)和1984年的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城市与原富》),更就经济发展提出极具启发性、以至挑战性的命题。

Jacobs认为,城市才是创富之源,而不是国家。衡量「宏观经济」时,应该以城市而不是国家为单位。她说:「新加坡和美国、厄瓜多尔和(当时的)苏联,又或者荷兰和加拿大这些单位大小悬殊,用作经济上的公分母,简直有辱常理。她们唯一相同的是拥有主权这个政治事实。」她也批评经济学者的假设,以为可以用全国的总数来分析不同的经济体。

Jacobs确立了城市在经济上地位高于农村的命题。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并非因为农村最终富裕到足以支持城市「寄生式」的成长。反过来,她认为,城市为农村产品提供市场,带动农村的经济,乡镇企业则为城市生产本来就有需求的产品。而且,农村经济要靠城市提供贷款和各种供应。

因此,发展城市经济对农村的经济也有帮助,因为城乡的经济无可避免地紧扣在一起。反过来,城市经济规模较大,若持续呆滞,不可能靠农村来带动;一句话,农村靠城市而非城市靠农村。 Jacobs也相信,正如发展农村的局限,在市郊大量兴建公共屋村所​​制造的卫星城,不可能自给自足。

Jacobs的中心思想是:经济发展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彼此贸易,从而在既有工作之外添加「新工作」的过程。城市透过经济上日渐多元和分工来取得成长,起初是拓展出口、供应产品,其后出现自发性的「取代进口」(import-replacement,有别于经济学上常用的「进口替代」概念),就地生产原先靠进口的产品和服务。

知识「免费午餐」

城市经济是创新经济变革之源,这使城市得以屹立不倒。过程中,个人和企业透过多元分工和彼此互动,形成高价值的间接辐射效应,从而推动经济进步。但无论创造新事物还是翻新旧事物,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广收资讯,以新颖有用的角度结合本身的经验和智慧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创新。这或涉及大量的辛劳,或需要点运气,甚至两者兼具。但若身处的环境资讯和启发都不缺,也不一定非得如此不可。

Jacob最爱讲的创新是纽约一位女裁缝发明胸围。 Ida Rosenthal夫人之所以有此发明,因为发觉为顾客定做的衣服与内衣不太贴合。但其实,用来做胸围的工艺和物料都是裁缝日常用的,在纽约俯拾可得。同样重要的是,胸围并非内衣业的发明,可见不一定要本行才有好主意。

第二,城市有适当的环境,便于将新知识应用在商业上。发现知识者和用来牟利者先要在人海中找到对方,这也就涉及讯息的流传。新经济活动和财富的一大来源是为现有的技术开拓新用途。雇员明白了公司如何运作后,也许会悟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自立门户,将学来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了开拓新的经济活动,离职的权利必不可少。

Jacobs从创新性的经济变革中领悟到经济学上的「动态界外因素」(dynamic externalities),也就是令社会累计的回报超过个人回报总和的辐射效应。 Jacobs认为,创新永远是在城市产生的,因为人、行业和资讯在城市里彼此就近、容易激发。

雇主会觉得,员工自立门户是吃免费午餐,于是以雇佣合约作设防。为了鼓励创新发明,是有必要防止知识方面的免费午餐。但也必须承认,有不少经济发展来自口传、模仿甚至「免费午餐」的行径。

如何借着知识的发现和传播来推动经济,本身是很复杂的过程,涉及很多彼此矛盾的利益和诱因。 Jacobs很明白防止知识免费午餐与培育动态界外因素之间的矛盾,但相信城市已提供了最多的竞争,能够协调这项永恒的矛盾。发明胸围的女裁缝Rosenthat当时并非为内衣业打工,这也许对她有帮助,对她的客户可能也有好处。

Jocobs接着又发现了一个怪圈:想要创新,最有效的是从小做起,而大且通常是单打独斗。诚然,这类创业往往运作紊乱、效率低、风险极大、失败率高,看似完全荒谬。但无论公私贷款还是官方发展计划,通常会选择已有往绩、有效率而成功机会大的企业。但以胸围为例,刚发明时并无市场可循。虽然发明人相信会流行,也的确有些客户很欣赏,但对银行和政府贷款计划来说仍属稀有,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奖励创新。

美国的波士顿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开埠初期,这个大都市很有创造力。但其后的富三代和富四代只寻求稳当的金融投资,市民不再进取。波士顿停滞不前,通常的解释是,乔治亚州等美国南部州份早期的廉价劳动力,令波士顿所属的新英格兰地区失去竞争力。但Ralph Flanders不忿波士顿还未开打就认输,和几个有钱的朋友在1946年开设风险投资公司,准备用400万美元来支持小企业。至于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集团其实并没有主意。

但没想到,最初上门申请融资的是三个年轻的科学家,用亲戚的储蓄来开办高科技企业。波士顿有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塔夫斯等著名学府,不怕没有人才发展高科技企业。加上后来市外128号公路沿途租金低廉,新公司迁入,区内的高科技企业现在名闻遐迩。

新经典经济两大缺失

Jacobs的研究面世后将近有二十年,对经济学界没有可见的影响,直到Robert Lucas教授在1988年的论文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论经济发展的机制〉)里引用。 Lucas其后在1995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篇论文的前身在1985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Marshall讲座发表后,就已在学术界流传,但距离我在1975年的课堂上听Lucas提到Jacobs,也至少有10年。当时教授之间经常就系里选聘新教授展开激辩。 Lucas认为,这正说明在求才的问题上,利用互补作用来产生辐射效应十分重要。当时就很清楚,Jacobs将人和企业互动看作动态界外因素的一种来源,这项认知深深打动了Lucas,决定借用来构建经济成长模式。

Lucas1988年的论文谈及标准新经典经济成长模式的两大缺失。一是预见穷国的成长快过富国。这当然不是事实,二战结束至今,大多数穷国仍然很穷,与富国的差距几乎没有拉近。二是除非有科技进展,否则人均收入上升到某个稳态水平(steady state)就会停止增长。当时没有人能够说明,科技发展是怎么来的。有人只好把话倒过来说:因为只有用科技发明才能解释,富国为何能够增长不息。

为了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成长,Lucas在经济成长的标准模式里加入人力资本因素。他首先假设人力资本无止境,只要付出努力,就可以不断地增加。教育、医疗、在职培训等各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支持这个假设。有了这个假设,经济体也就可以不断地成长,不会像标准模式那样,富裕到某个程度,增长就会放慢,最终停滞不前。

第二是假设经济体的平均人力资本愈高,所有成员的生产力都会水涨船高,而不限于其中人力资本高的成员。换言之,各种人力资本具有互补的配合作用。这也就为模式引入了动态的界外因素。

测试动态界外效应

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动态界外因素是这样起作用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付出成本以增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增加后,个人的生产力有所提升,收益也相应地增加。与此同时,经济体的平均人力资本有所增加,反过来令所有人的生产力有所上升。但生产力的这种强化不会推高个人收益,故纯属界外效应,可以说是一种正面的「免费午餐」效应。由于不同的经济体人力资本水平不同,一些原先贫穷的经济体,相对原先富裕的经济体仍然贫穷,因为界外效应为富裕经济体带来的好处比穷经济体多。因此在新的成长模式里,穷国赶上富国并非理所当然。

Lucas很明白,在模式里加入界外效应是一种黑箱解释,说明不了真实世界里经济成长实际的渠道或机制。但他在Jacobs的研究里找到了答案。他说:「我会很仔细地,沿着Jane Jacobs的线索去探求。以我看,她的名著The Economy of Cities主要是探讨(虽然她没有用这个术语)人力资本的界外效应,而且很有说服力。」

Lucas大力支持Jacobs的想法,终于使经济学界「发现」了这个思想家。 1991年发表的Growth in Cities(《城市的成长》)首次利用美国1956-87年170个城市六大工​​业的数据,测试是否真正存在动态的界外效应。这篇论文测试了三个理论。一个是Michael Porter 1990年的论文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国家的竞争优势〉),认为就单一行业密集的结聚(cluster)而言,在各种商业组织里,具竞争力的企业最能带动成长。

另一个是Paul Romer的理论,认为虽然单一行业的结聚最有利于散播知识,但就产生知识来说,竞争性企业的诱因不及垄断或接近垄断的企业。第三个是Jane Jacobs的看法,认为新的想法和知识在企业具有竞争性、行业多样化的城市里最容易发散。而与Porter和Romer的看法不同,Jacobs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多样化,而不是单一行业的结聚。最后,针对三大理论的测试发现,就经济成长来说,竞争比垄断有利,多样化的城市经济又比专攻少数行业的经济体有利。换言之,这项研究否定Romer的理论,对Porter的理论看法参差,符合Jacobs的看法。

Lucas其后在2009年的论文Ideas and Growth(〈意念与成长〉)里,再次确定对Jacobs的信念。他写道,「我的感觉是,专利权和知识产权对带动生产相关知识的整体成长来说,一般只起到很平凡的作用。我的想法是:透过群体中很多人各自作出贡献所起的作用,远比单靠利用专利权和知识产权去规限市场的作用为大。」

Jacobs和Lucas对于一个本来充满契机、但开始困倦、逐渐变得依赖的城市如何可以复兴,有些极具真理和睿智的看法。

对香港政策的意义

人力资源所产生的动态界外因素要能带来经济成长,吸引人才来港的政策才对香港有利。但这方面至今空谈多于内涵。人口老化逼在眉睫,香港需要有更多和更好的人口混成(mix)。要多吸引有生产和创新能力的移民和合约工来港,不应该只看资产或消费能力。

近日最荒谬的政策是限制内地孕妇来港生产。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内地母亲的教育程度开始接近香港母亲的水平。二十年后人口老化最严重时,今天出生的婴儿刚好投入劳动市场。

香港享受了五十多年的高速成长。现在,退休年龄的商界精英很可以步波士顿Ralph Flanders的后尘,为香港制造「128号公路」。本港每年的科技和工程毕业生占大专毕业生差不多三分之一,但鲜可取得政府资助。官方委员会通常选不到真正值得资助的公司,加上审批繁琐,很多公司索性放弃申请。

纵使如此,政府仍然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方便旧工厂大厦翻新或更改用途,可以对创新及小企业有利。与此同时,按用途分区的规划已过时。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手续繁复,审批的成败难测,有待改善。政府也应该增加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日后当会再谈。

环顾全球,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的组织不外是宗教、大学和城市,政府和企业榜上无名。城市的价值由此可见,它们有巨大的活力,光芒毕露;但城市仍有其所需,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dward Glaeser, Hedi Kallal, Jose Scheinkman, Andrei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2

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1988

Robert E Lucas, Jr. “Ideas and Growth”, Economica, February, 2009

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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