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7年,葡萄牙冒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船队东航找寻资源、开拓殖民地。四艘船合共一百七十名船员先从首都里斯本沿岸南下,跟从迪亚士(Bartholomeu Dias)早前的航道到达非洲南端的岬角,然后沿着非洲东岸北上,最终到达印度西岸。

不过,将近一个世纪前,中国明朝派郑和初次「下西洋」宣扬国威,三百一十七艘船(有说二百艘)合共载着二万八千人(每艘最多可装载五百人) ,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郑和是回民,在朝廷当太监;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是波斯人,元朝初年的贵族,曾任云南行省平章,相当于副省长。 1405-33年间,明朝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

四十年后的经济重心

谈到十五世纪这一头一尾、一中一欧两大航行,马克思派学者Immanuel Wallerstein在传世巨著The Modern World System Ⅰ-Ⅲ(1974, 1980, 1988)里感到不胜唏嘘,因为不仅显示了两者当时经济地位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这是「中」消而「欧」长的转捩点;此后中国转趋内向,西欧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则于十六世纪崛起。这两大航行是「全球经济重心」由东向西移之始。

不过,五百年后的今天,风水似乎逆转。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教授Danny Quah今年撰文,探讨全球经济重心,也就是地球上经济活动平均所在地近年的移动。他以全球的GDP(国民生产总值)进行计算,发觉1980年的全球经济重心位于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大西洋海域;但到了2008年,由于中国和印度崛起,重心东移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保加利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以东的位置。

Quah然后用数学方法外推(extrapolate)全球将近七百个地点的经济成长,预测到了2050年、也就是四十年后,全球经济重心将会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图】。换言之,较1980年的所在东移九千三百公里,相当于地球半径的一点五倍。 Quah推论未来四十年的发展路向,仍会是前三十年的延续。此说虽然流于机械化,但至少说明世界发展的方向,以及如果势头持续,到时的世界将会如何。

图1

为了确定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他们所谓的「Global Growth Generators」(全球成长发动机,简称3Gs),美国花旗集团的Willem Buiter、Ebrahim Rahbari等一众分析员作了一个精密的大型预测,认为亚洲九个和非洲两个新兴经济体,将会是今后四十年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今年年初发表的这项研究将各种「成长动力」(growth drivers)纳入「新成长经济模式」(new growth economics model)里。

这项理论始自Paul Romer 1983年就读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其后成为了解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体如何得以成长的主要模式。由于这项研究,Romer在1997年获《时代》周刊选为美国二十五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为了了解花旗的预测,容我先简介一旧一新的两种经济成长模式。

经济成长,通常以每个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升幅(rise of output per worker)来衡量,而用人均GDP来作比较。而不论「新成长经济模式」(new growth economics model),还是过时的「新经典模式」(neoclassical model),这个升幅均包括两部分:一是技术和管理变革带动生产力上升;二是经济后进者「从后赶追」(catching-up)先进所取得的成长。第二部分主要是技术落后的经济体设立制度和提供诱因,以便个人和企业能采用较佳的技术和管理赶追先进的经济体。

旧式的新经典模式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后进经济体的生活标准必定会赶上先进者,贫和富最后必定会「汇聚」。但现实证明,多年过去,穷的并未赶上富的。学者于是从政策入手,希望作点补救,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的来由。除了不能解释贫者为何赶不上富者,新经典模式另一个不足之处,是把技术变革当作外生(exogenous)的事物,仿佛从天而降,完全未有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变革,而只是以「技术进步」作为因由。而且,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生产力上升,而另一些则停滞不前。

新经典模式两大缺陷

换言之,新经典模式有两大缺陷:一是未能解释为何贫富经济体在现实中并不汇聚;二是无法解释为何技术进步独爱某些经济体,厚此薄彼。

新成长经济模式包括了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与新经典模式不同的是,强调成长是经济体「内生」(endogenous)的成果,并非外生技术变革所强加。就生产力为何会增长,内生成长论参考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纳入各种有力的经济因素,作为经济成长的动力。人力资源论即为其一。

新成长模式不但纳入这些动力,而且弄清楚了各种动力的功效,从而加强了解释过去、预测未来的能力。此等动力有些推动贫富汇聚,另一些可以提高生产力,还有一些兼具这两种作用。由于有些动力会彼此强化或互相抵消,预测未来时也就得出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在新成长模式的各种动力里,其中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会产生正面的界外(externality)效应,令社会回报高于私人回报,形成某种「免费午餐」,也就是以往新经典模式称为外生技术进步的效应。但在新模式里,内生的界外效应令劳动力人均产出得以维持正成长。而且,这部分的成长不仅是贫穷经济体从后赶追先进的效应,也令先进经济体得以维持较高的成长率。

穷国生育率超越富国

由于在维持高成长率上,正界外效应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新成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界外效应的正面效益随规模而增加,大型经济体会成长得较快。因此,较大的城市、地区、国家从正界外因素得益较多。而且,新成长模式对于城市、地区还是国家,并无先入为主的假设。由于现实中,各国大小不一,大国享有的正界外效应最多、成长率较高,最终必然左右世界经济大局。说白了,就经济成长而言,「小者并不美」。

在新成长模式里,推动贫富汇聚的动力使穷国得以用较高的投资率和引入先进经济体的尖端技术和管理,取得较快的成长,而毋须为这些技术和管理发明支付全部的社会成本。这些动力只要运作有效,穷国会比富国成长得快。

由于穷国通常人口和生育率都超过富国,他们只要能刺激从后赶追的成长,世界经济的分布也就会倾向她们: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和印度过去的二十年,即在相当程度上有此现象;而同样的成长并未见于中国建政头三十年和印度独立头四十年。

至今产出和生产力最惊人的增长率,见于技术落后而资本对劳动力比率偏低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快速累积资本,一方面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双管齐下提升生产力。本来,一个国家想要产出和生产力都获得高增长,最简单的办法是在远低于先进国的水平上发力,大力赶追先进。但这未能说明,为何有些国家的生产力从一开始就与先进水平存在着差距。

到底是哪些制度和政策令低生产力国家努力了几十年,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什至是几百年,都无法接近前列?在制度、政策或者外界环境方面,是否有可行的变革,可以消除穷国从后追赶成长和生产力汇聚的障碍?

用经济学者Deidre McCloskey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故事不是『大萧条』,而是中国和印度开始拥抱新自由经济的思想,让国内长期受排拒的『布尔乔亚』享有某种尊严和自由。结果是经济呈现爆炸性的成长」。

昨文提到的大型研究里,花旗的Buiter和Rahbari参考了新成长经济学的文献,以及集团内全球十九个国家、合共五十名经济师对六十个国家的研究,确定了一批经济成长的动力,最后归纳成六大类:一、资本形成和境内储蓄;二、人口前景;三、健康;四、教育;五、制度和政策素质;六、对贸易和资本的开放程度、劳动力流动的程度。

亚洲四国最具潜力

为了概括量度这六大动力,Buiter和Rahbari对境内储蓄和投资赋予0.5的比重,其余五种动力0.1的比重,最后得出「Global Growth Generators Index」(全球成长发动机指数),简称3G指数。两人对五十八个经济体的预测发现,以2010年美元购买力平价(PPP,简称「平价」)折算当量的人均GDP,未来四十年内最具成长潜力的十一个国家,为孟加拉、中国、埃及、印度、印尼、伊拉克、蒙古、尼日利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表1】。九个位于亚洲,两个位于非洲,其中以中国、印度、印尼和越南的3G指数得分最高,可称为最具潜力的「四大」。

Buiter和Rahbari用三段法来预测这五十八个国家的平均成长率。

首先,借助新成长经济学文献的一项成果:长远来说,所有经济体都会向人均收入最高的水平汇聚靠拢,同时假设每年的汇聚率是1.5%,而以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其他经济体向上靠拢的标准。

第二,借助花旗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师,从本身定期监测研究的经济体出发,进行最初的中期和长期成长预测。各经济师由于可运用本身对当地的认识来改善预测,故得以参考当地最近和过去的发展,加入独立的思考,而不是单靠当地的往绩来外推。

第三,将这些预测与历史上的成长率相结合,加入汇聚的假设,最后得出这五十八个国家的四十年预测。 【表2】是对全球十大经济体每隔十年的预测,以2010年美元平价的当量收入来衡量。

西欧列强退出十大

在2010-50年之间,所有西欧列强都退出了全球十大榜;欧盟若进一步融合,到了2050年或已成为单一经济体。印度和中国的GDP则各自约为美国的两倍;经济活动由西方列强向东移的结论了无疑义。

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共同点是:起步时很穷,从后赶追大有余地;人口多而且年轻,待收的人口红利多;开放贸易和投资,最有机会采用尖端技术;奉行市场经济制度,个人和企业有诱因以营造和把握商机;但她们须在政策上力求趋吉避凶,以免窒碍成长的动力。

表面上,世界经济重心向东回移,只是恢复二百年、甚至是四百年前的经济均衡。但现在的世界与当时大有分别,首先是远比当年繁荣。第二是不论在马克思信徒还是非马信徒眼里,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的融合度远比当年要高。上述预测果真兑现,则当初欧洲西北部一些小镇的经济觉醒,确实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

亿计人口或可脱贫

对于如此划时代的变革,不少人对新的全球权力均衡忧心忡忡。不用说,在今后的岁月里,世人有待把握这些变革的后果和对政策的意义。而如果软实力反映经济实力,但时间上延后,则全球和政治影响力的来源也就会同样地在今后的五十至一百年,逐渐由西向东移。为全球经济以至全球管治制订政策时,二十世纪的富国再也不能操控,而必须让东方有广泛的参与。

关乎全球政策的课题,虽然不少还是老话题,例如促进经济发展;但另一些课题的性质或有变,例如何谓适当的政治和军事干预。

无论如何,上述预测果真成事,人类会比现在繁荣得多,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将会脱贫。资本主义观念面世至今,经济成长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课题。若此,最后的胜利当在不远。

同样以美元平价,Buiter和Rahbari也就今后每十年的十大人均GDP经济体作出了预测。预测如果可信,「亚洲四小龙」将会是今后四十年世上的福地。 【表3

參考文獻:

Willem Buiter and Ebrahim Rahbari, Global Growth Generators: Moving Beyond ‘Emerging Markets’ and ‘BRIC’, Citi Investment Research & Analysis,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 21 February 2011.

Danny Quah,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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