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1980年,Hans O. Staub以欧洲小众当道、难望达成政治共识为题,发表文章《小众专制》(The Tyranny of Minorities)。面对香港近十年来的政治环境,抚今追昔,重温Staub当年文中的一番言论,想必会引起读者共鸣。

 

不同的见解是推动民主进程的必经阶段。就各类大小议题积极展开探讨与辩论,也有助于作出有原则而又可行的决定。若坚持小众立场,避免真诚对话,甚至偏执己见,拒绝接受任何非我族类的观点,只会固步自封,甚至怨气冲天的境地。

 

无论在个人、小区或政治层面,要维护稳固健全的关系,都少不免要作出妥协。无奈时至今日,妥协似已不见容于社会,尤其在政治范畴而言。在Staub笔下,欧洲虽已确立民主政制,但发展进程已偏离民主理想;香港的民主政制正在摸索可行之法,但在民主政制尚未成形之前,就似已被备受扭曲的民主政治所困扰。

 

民主变质 前车之鉴

 

Staub在《小众专制》中写道:「民主的定义就是为了大众而携手管治,小众(及其权利)应受大众保护,而国家(及其行政及司法)应由大众或「民众」主宰。……但时至今日,在本世纪将尽之际,这个定义已名存实亡。目前掌握管治大权的已非大众,形形式式的小众当上了决策者,以致大众受其所操控、欺压甚或威吓。」在我看来,Staub形容当年欧洲政局的这段文字,恐怕正是香港政局如今的写照,在此将其文章要点剪裁摘录如下:

 

「各方小众的抗议言论日趋偏激,蕴含的信息难以理解;他们好比揉合众多『微型小众』(mini-minorities)的杂牌军,单靠欠缺说服力的抗争口号聚集而已。」

 

「部分小众虽声称以某种理想为号召,但成员中却不乏天生宗派主义者,往往『将半边真理绝对化』。至于成员中的政治谋臣,则千方百计低贬政府权威,但此举亦同时破坏民主信誉。」

 

「这类小众特点是『一意孤行』,不但言论偏激,在幕后煽风点火也不遗余力,在社会上常赢得过度关注。由于他们既不属于传统政治或经济架构,而且成员每多来自或倾向支持风马牛不相及的组织,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或破坏力非同小可,甚至引致部分国家中本已不稳的政治架构更形势危。」

 

「无力感」深 社会分裂

 

「对小众(或各方小众)趋之若鹜,近十年来可谓蔚然成风。本来普通不过的「我不再明白世间事」或「将有何事发生?」已非社交闲聊的随便一句话,而是表达对社会的无奈、或社会各类现有、未来难题无法适应,或采取有效过渡措施的实质恐惧表现。」

 

「这些语句表现出面对无法参透,而看来又互不相干的种种问题,所产生实质的关切之情,亦进一步削弱社会上本已薄弱的互信关系,不少人怀疑种种决策乃在远离群众、无法触摸、不受控制,以及出处不明的情况下作出。」

 

「互为因果的效应由此衍生。小众得以坐大,因个人缺乏安全感而起;个人缺乏安全感,则由小众纷扰所致。个人对小众趋之若鹜,往往因为可藉此逃避难题,归属专注少数明确议题的小群体。由于着眼点只限于社会上少数弊端,小众成员对现实世界中不明所以或无法参透的复杂议题大可置之不理。今时今日,种种小众成员只知关注单一议题、罔顾现实的程度,已迹近闭门造车。」

 

「因此,小众当道的年代,亦已演变成缺乏兼容的年代。虽然社会整体上变得较为自由,但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异己」反而尊重日减,不容对方发言的倾向甚至日趋严重。常被引用的伏尔泰(Voltaire)名言:『我虽不同意你说的话,却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如今再难成立。社会似乎唯恐坦诚讨论会令引发问题的因素浮现,带出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有不少年轻人对前途深感忧虑,但「对未来的恐惧并非出于物质考虑,。他们不满上一代能者居之的晋升途径,表示无意爬升「企业阶梯」的旧路。新一代关心的反而是「生活质素」,不满日复日的上班族生涯刻板沉闷。为求设法打破常规追寻新路向,新一代于是参与形形式式的小众团体,例如环保、各种教派及政治组织等等。」

 

「现代社会中,关系千丝万缕,错纵复习,难以认清与处理,令人缺乏安全感,产生依附于目标狭隘而易于捉摸方向的小群体的倾向。须知各种理想与教条终经已烟灭,而上世纪在政治、社会上的成就现在已不受关注,也不再发挥作用,至今都变得价值有限。」

 

抗衡条件 名存实亡

 

Staub指出为了避免政治上出现小众团体各据山头的分裂局面,社会上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必须有共同的政治说法,至少具备为大多数个人以及小众团体所认同的共同政治说法,振奋人心。在工业化年代以前,宗教一度发挥整合大小团体的作用,工业化年代降临后,有关作用则由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取而代之。缺乏共同说法,就难以凝聚不同个人及团体。

 

第二,社会上须有足以取信于民及指挥若定的政治领袖,以确保个人不会萌生躲进小众团体的避难心态。

 

在Staub看来,「宗教已再难满足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不少神职人员已不知应自视为社会工作者抑或传道人,再难在社会上担当指路明灯的作用。」至于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宗教的替代品,在当代社会也是缺乏意义。他也明白到,在二十世纪要把现代的共同说法插放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实民族主义虽从各种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但却往往沦为法西斯主义或部落主义。

 

作为二十世纪实用社会主义与开明社会主义的折衷产物,社会民主思想已疲态毕露,再也无法感召年轻一代,成为一种崭新意识形态。

 

Staub又在文中写道:「在广为大众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付之阙如的同时,政治领袖的影响力也日见消减。能吸引大批追随者的政客,只因他们往往是某种利益或实用主义者的代言人,只懂有日过日地处理政治,而其认受性也就是仅此而已。管治于是毫无魅力可言,变成士气低落的一门专业,看来大众对政治领袖已失却信心。」

 

「在欧洲民主国家轮流执掌政权的不同政党,充其量亦只能视为「利益集团」,而非任何理念的旗手,是抖合各种小众团体的「利益集团」,这种政党只代表少数选民利益,根本谈不上能够代表大众利益。」

 

「在大众心目中,各项重大决策似乎未经民主程序而暗中进行。压力团体变得极具游说力,小众组织则作多变与重叠的聚集;这些团体才是真正话事人,平民百姓实际上已丧失权利。」

 

「不少现存政治组织或架构大都不切实际,令人忧虑会沦入不知名及难以捉摸的政治势力之中,是以无法赢得别人长期信赖,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小众坐大 终成专制

 

Staub文章的结语点出:「以上心态导致不少人选择只关注易理解的特定议题的小众群体,因而助长对小众趋之若鹜的倾向,尤以专注于特殊利益的小团体为甚。此等小众争取专注议题的主导权,从而影响甚至操控整体国策。部分小众甚至凭借对某单一议题的固执立场,将其偏执凌驾于「大众」利益,帮助政客取得政治成果。」

 

「如此矛盾的状态似乎从此全面确立:在民主政制之下,个人理应心安理得,深信市民身分获得肯定,大众意愿应受尊重,而小众专制为数极少。可惜经验告诉我们,活跃、具影响力、蛊惑人心的小众往往扮演主导角色,对群众本应健全的本能产生决定性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一般选民除了较易接受「简单」论点之外,更往往由于对弱势社群的某种扶弱心理,而倾向接受小众的论点。此外,新闻自由也为活跃小众分子带来较多号召群众支持的机会;冷感、认命甚或疲态毕现的「大众」则往往足不出户,不问世事。」

 

「小众规模愈小,目光愈狭窄,权力欲也愈旺盛,社会与政治局势有演化成无政府状态之虞,大众变得无助,成为各类小众团体的威吓对象,理性被迫向情绪化观感让路,缺乏容人之量的歪风弥漫社会,包容异见的自由风气随之荡然,社会、文化、政治生态逐渐不受个人以至小区控制;正因如此,在难以驾驭而又全面失控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变得毫不民主。小众专制于焉诞生!」

 

不过,Staub文章的描述毕竟是1980年的欧洲政局,由当年至今三十多年间,欧洲以至全球历经不少变化。欧洲现况虽然不算理想,却未至于在社会及政治上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曾经出现长期增长与繁荣。不过,Staub所强调造就「小众专制」的成因 –– 缺乏共同政治说法与政治领导这两大因素 –– 在欧洲依然存在,且亦正在香港政局中浮现。

 

一国两制 十字街头

 

「一国两制」是界定香港1997年后五十年政局的正式规划,但这个理念有否感召本地人?香港主权回归之前,「一国两制」的作用在于保证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自回归以来一直成效卓著。

 

然而在主权回归之后,「一国两制」之中是否已包含香港未来进化所系的政治说法?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社会所接受的政治说法只能以「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形容,总结了本地政治生态的希望与局限。既然缺乏为大我共同奋斗的目标,本地人于是专心致志,循非政治途径为个人以至所属小区利益努力。本地社会的集体利益因而或多或少是个体化,亦即个人及家庭利益。

 

从此一说法出发,香港可说成就非凡。个人努力造就了活力充沛的小区、力争上游的社会、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以及举世钦羡的公民权利,唯独欠缺政治自由而已。「一国两制」究竟可带来甚么政治说法?五十年后是否会再有「五十年不变」和那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抑或另有其他说法?

 

政治说法 团结关键

 

其中一个说法是与内地经济互惠融合这一方面;假若只是一方得利又如何?又或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社会上某些人获利特别多?还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这些感觉都足以令人对与内地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产生抗拒感。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或内地父母来港抢购奶粉,就是显著例子。

 

经济说法并未能全面顾及「一国」所涉及的范畴,在现今香港社会「一国」代表什么?「祖国」又是什么?深圳小孩可梦想成为国家主席、总理,但香港人是否可有同一梦想?内地人移民香港后,是否等于要放弃此一梦想?香港永久居民又如何投入祖国的政治生活?凡此种种,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若无法解答,则香港并无政治说法可言。

 

至于社会层面,近二十年多来本地婚姻有超过四成属跨境婚姻,可见在个人自由选择方面,香港和内地社会融合步伐急速,毋需靠「一国两制」中的任何政治说法促成。不过,如此重大变化实已反映政治说法来得太迟。

 

以「一国两制」保证1997之后香港原有生活方式得以延续固然有其作用,但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原地踏步,新说法自然不可或缺,否则社会上只会充斥种种小众的杂音。争取普选的呼声虽然似曾超乎普通小众要求,但目前看来后劲不继,只属背景中喧闹之声。缺乏「一国两制」的政治说法,实在难望团结香港社会。

 

参考文献:

 

Hans O. Staub and Harry Zohn, “The Tyranny of Minorities”, Daedalus – The End of Consensus? Vol. 109, No. 3, 1980

 

 

「再创香港奇迹」系列 • 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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