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月1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法国《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上周遭到恐怖袭击,三名被射杀的「圣战」分子均为生于巴黎的移民后裔,其中两人为阿尔及利亚裔,另一人为塞内加尔裔。

 

2005年,伦敦地铁列车内三枚炸弹爆炸,另一枚于驶经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一辆双层巴士上爆炸,四名凶徒中三名为巴基斯坦裔英国人,另一名生于牙买加,及后皈依伊斯兰教。2002年,一名曾短期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巴基斯坦裔英籍「圣战」分子,因绑架杀害《华尔街日报》美国记者珀尔(Daniel Pearl)被捕,被判死刑。

 

上述暴行实为先归化而后造反之心态的写照,这类移民来自政治上臣服于收容国的地区,往往发现本身文化根本无法见容于身处的社会,即使在当地出生,往后亦会变得怀有异心,最终采取政治抗争行动。

 

历史上相类例子屡见不鲜,以摩西的事迹最为人熟知,他在古埃及法老宫廷中长大,虽然完全融入贵族文化,但于目睹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毒打后,意识到埃及人其实非我族类,自己本属以色列人,亦即被压迫的奴隶一分子,自此彻底改变其人生观,这种情绪可称为「摩西综合征」(Moses’ Syndrome)。

 

无论当年伦敦炸弹案抑或近日巴黎恐袭案中的暴徒,都基于类同想法,,认为其同宗同祖的并非所居地英国或法国统治者的国民,而是一如其中一名暴徒所言,乃是「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车臣的母亲、子女、兄弟、姊妹」。

 

归化叛徒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生于西方的「圣战」分子

 

摩西作为历史上的典型民族主义者,就如鼓吹反抗英法及其他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正是屡经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尤其阿拉伯及欧洲帝国霸业的洗礼之后),具有本土人心态的最佳写照;土著即使已接受殖民国的宗教、文化,亦终会重新发现本来的民族身份,进而反抗宗主国的统治。

 

甘地年轻时受训于伦敦内殿律师学院,备受英国文化熏陶,但在民族身份的认同方面却非如此,他在南非的火车上,因并非白人而被逐离头等车厢。这遭遇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使他成为印度摩西,带领印度人民摆脱奴隶枷锁。

 

1850年代,受基督教洗礼的毛利人Horopapera,曾在新西兰替英国教会工作,一度归附英国后随即反抗,改名换姓 变换服式,摇身一变成为先知Te Ua Haume,团结毛利人反抗英国统治者。虽然受摩西故事的启发,他却非民族主义者,所宣扬的倒是基于盛世必会重临的本土主义福音。

 

上述各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生于西方国家的「圣战」分子,在在与「摩西综合征」心态敏合,三者均属帝国势力扩张下的产物,又都神往帝国主义者本国社会,并信奉帝国主义者君临天下的文化、宗教,但最终都全盘加以扬弃。

 

今时今日,这三类人被称为文化上的混种,患上心理殖民化的症状,亦即某程度上被宗主国的信念和价值观所同化,但当把彼邦一套加以内嵌,感到格格不入之余复引起思乡情切,却又不知家在何处以致顿感彷徨。

 

帝国强权下,本土人的政体或会荡然无存,又或沦为受通敌者当政的傀儡国国民,时下新政体往往以新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姿态出现,但这亦非「归化叛徒」的归宿。所谓新民族国家,亦不免在某程度上奉行西方的一套文化,是以生于中东的「圣战」分子,其实也可视为已经同化(或西化)后而崛起造反的本土人。

 

无论来自何方,「同化的本土人」的困局都在于政治上无家可归,必须自建或重建家园,甚至诉诸历史传统在所不惜,例如逊尼派「圣战」分子以哈里发国(Caliphate)为理想,民族主义者诉诸历史上的文明古国,本土主义者则以历史上的理想国与未来天国的混合体为奋斗目标。

 

不论奋斗目标为何,本土主义者都须具足够号召力,以鼓动民众投身政治行动,就如摩西抖众反抗法老之举,摒弃埃及殖民统治下的安逸,为求自决宁愿流亡沙漠。本土主义者纷纷变换服式、改名换姓以加强本土特色,并且宣扬外来统治者及通敌者如何不公。

 

但他们终究是被「同化」的本质不难看见,例如民族主义者显然以欧洲民族主义为蓝本,绝大部分本土主义者则以基督教为本,而「圣战」分子亦参考现代西方的传讯理念。

 

本土主义者的抗争行动摆脱不了农民起义的本色,从摩西及至「圣战」分子的时代,本土主义者先后反抗希腊、罗马、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征服者,其中领袖并非本土政界或宗教界精英,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而追随者则以农民为主,他们加入抗争是因外力入侵以致民不聊生;反抗者组织全靠宗教维系,教义不离对盛世或救世主重临的期盼。

 

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则往往在于自己土地被外族略夺。新西兰1845至1872期间的连场毛利人战争,源于传教士向本土人宣扬财富在天国的信仰,当本土人仰望天国之际,外国却乘虚而入,夺去他们立足的土地。

 

至于香港当前的新兴本土主义运动亦因回收农地重新发展而引发,包括菜园村及新界东北发展,本土主义者所信奉的「宗教」,在于浪漫化的田园生活,又与环境保育、社会不均等议题扯上关系。

 

伊斯兰化的凝聚作用与西化的分化作用对比

 

历史上的欧洲霸权扩张,不但激起乡间本土人反抗,也导致民族主义者发动革命脱离帝国。阿拉伯霸业建立伊斯兰帝国,却未有引发民族主义革命,到底原因何在?

 

阿拉伯征服者离乡背井,移居中东地区各地,在略夺所得的新领地中成为极少数;将领地中本土人同化于阿拉伯社会的方法有二:使之皈依伊斯兰教或蓄养为家奴。

 

首先,农民流入驻防城市,当其信奉伊斯兰教后即可享有免税优惠,更可争取当兵以获粮饷。其次,奴隶一律蓄养于阿拉伯主人家中,彼此互建关系,生儿育女,信奉主人宗教,重获自由之后,原则上更可获穆斯林社会中成员身份。

 

家奴虽仍备受歧视,但由于阿拉伯宗主在领地中仅属少数,唯有任用本地人为行政人员或士兵,这也正是阿拉伯帝国独特之处。

 

平民百姓一般都难望跻身帝国的精英阶层,但穆斯林社会的政体实为信徒小区,无论农民或奴隶,任何人都可以皈依伊斯兰教,精英阶层的门坎因而低得可以。

 

毛利人则误以为基督教为欧洲社会及权势的关键所在,不过欧洲社会并非宗教信徒小区,而是民族国家;信奉基督教不可赖以晋身权力核心,但皈依伊斯兰,在城市中可望成为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在历经百年阿拉伯霸业之后,穆斯林社会已面目全非,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无论在公民社会甚或宗教研究方面都占尽优势,而阿拉伯人只能在军事、政治领域勉强维持领导地位。

 

非阿拉伯族裔即使备受苛待,仍深信错在阿拉伯人或其皇朝,而不在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政体,故此无意脱离伊斯兰帝国,始终诚心归附。

 

本土人得以通过晋身阿拉伯帝国的精英阶层,取得控制优势。欧洲帝国主义者当然亦任用本土人担当行政工作及军役,但重要职位并不假手于人,一律由自己国民充任。

 

欧洲帝国着意宣扬世俗化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而非毛利人误信为权力来源的基督教,即使各大欧洲帝国瓦解已久,西方现代文明仍不断散播,但却无助于团结异族。

 

从帝国主义角度而言,民族问题的核心思想就是断不能一视同仁。民族主义以种族来源为分隔准则,种族是通向权势的阶梯,无论在原则或实际层面,西化都并非通向宗主国社会的快捷方式,即使受过高深教育的城市精英亦毫不例外;西化只在城市中产生大批受到西方教育,却在正式或非正式情况下均未能融入宗主国社会的本土人。

 

总而言之,伊斯兰帝国对加入成为社会成员设下的门坎极低,欧洲帝国则门坎极高,后者唯有自成民族国家,才有资格获得尊重。由此可见,伊斯兰化将本土人吸纳入帝国,西化则把本土人驱逐成离心分子;居于欧洲帝国城市的归化本土人,唯有以摩西为榜样,最终只得出走一途。

 

本土主义基本上属反抗帝国征服的农民起义,在土地被侵占、民不聊生之际更尤其如此。二,民族主义则是对纯粹散播经济现代文明、欠缺政治包容的欧洲帝国霸权作出的一种反应。三,出生于西方的「圣战」分子在国际中的地位难以界定,他们对于所谓的全球化霸权(也是西方产物)所作的响应似是蕴含了本土主义的重要元素;果真如此,则相信与之前的本土主义活动一样不会奏效。但我并不肯定,还须往后看。

 

参考文献:

 

Patricia Crone, The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Rural Revolt and Local Zoroastr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构建香港政制发展论说之路」系列.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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