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5月6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历来有关民主的研究著作多不胜数,但有关民主缘何产生、生根、消亡,至今仍存在甚多问题,无数顶尖的专家曾就其中的已知及未知之数进行研究。

 

对于目前关系香港前途去向的政治僵局,他们的研究所得至关重要。

 

香港面对三大问题:一、香港经济发达,市民普遍具高教育水平,目前全面实施民主政制是否合时?二、实施民主政制之后,民主能否落地生根,抑或步向衰亡?三、民主将窒碍抑或有助今后的经济发展?

 

「现代化假说」的长短

 

首先谈谈香港落实民主政制的时机问题;民主发展大致可分为渐进和由政治矛盾带动两种,均属结构性模式,皆基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先决条件。

 

1959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普塞斯(Seymour M. Lipset)提出基于人均收入与民主高度相关性质的结构性模式,亦即所谓「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以渐进发展为重点,推论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以及社会发展日趋成熟,均有助促使民主政制产生。

 

「现代化假说」曾被诟病为硬把欧洲历史轨迹套于发展中国家之上,有将西化等同现代化之嫌,但二次大战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仍是以此假说为依据,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经济发展。

 

由于人均收入与民主的高度相关性持续不变,李普塞斯提出的假说虽然批评者众,但仍备受推崇。尽管民主与人均收入的相互关系会有所差异,但农业国多为威权统治政体,而发达国多属民主政体,却是事实。

 

1966年,哈佛大学马克斯主义权威学者小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挑战「现代化假说」,他钩划出通向经济现代化的三种不同政治路径,把各种政权、社会初期状态和地主权力三者贯连考虑,认为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能否产生自由民主政制,视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势力而定,假若地主并非过于高压,资产阶级即有机会抬头,而自由民主政制亦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这无疑是英、法、美三国的发展路径。

 

要是地主较为高压,资产阶级处于弱势,法西斯主义便会冒起,这正是德国和日本走上的发展路途;若地主极为高压,资产阶级又毫无地位,则只能靠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才有望实现经济现代化,例如俄罗斯及中国。

 

观乎前述两大政制发展模式,今日香港已具备各项社会经济条件,经济发达之余,中产阶级亦够强大,要实现民主应是毫无难度,可和平进行,实在毋须采取激进抗争手段。

 

李普塞斯与小摩尔两位学者的结构性模式都遭批评为决定论性质过重,忽略了从政者行为的影响。拉丁美洲多个民主政体在1960及1970年代相继倒台,强权政府再现,学者的研究重点亦从民主产生转向民主衰亡方面。

 

制度化成败的关键

 

是以针对行为模式的研究应运而生,主要研究在政治角力中,个别政治人物及政治团体为求维系支持力量所采取的行动,如何处理与驱动各自的支持者。

 

不过政治行动尤如慈善捐款,必须克服集体行动中所谓「搭便车」的心态,才有望成功,因为既然有别人为公益或争取共同目标着想而出力,有人就会虚与委蛇,胡浑过关。要集体行动收到预期效果,政治领袖既须取信于支持者,又要能驱动支持者。

 

社会上组织最完善的团体,往往是小型联盟而非大型联盟,原因有二:小型团体组织成本较低,而且共同利益的定位较为明确。组织完善的小型组织多专注于单一议题,倾向采取激进手段,对所提出的要求坚拒让步。

 

1978年,耶鲁大学林茨(Juan J. Linz )与斯捷潘( Alfred Stepan,现职哥伦比亚大学)两位民主理论学者的研究中指出,民主的消亡并非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或条件,而是源自支持民主及反对民主的从政者在政治角力中的特定抉择及行动,能够凝聚支持力量者,自能克敌制胜。

 

这类研究对香港当前政局尤具参考价值。林茨在研究中着眼于民主政制为何在西欧得享成功,在政变频仍的拉丁美洲却难逃失败厄运,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因为文化或经济因素,而是宪制与选举制度的问题。他认为问题在于民主政制过分依靠总统或总理的个人力量。成功的议会民主政制由总理在议会中多数派联盟支持下执掌政权,执政权力直接源自议会多数派。

 

总理一旦丧失议会中的多数派支持,随即引发管治危机。若非由议会中各政党就另组执政联盟及新内阁进行会商,就必须重新进行大选,如有需要,将会产生新议会及新执政联盟。这类议会制无论稳定(如英国、德国)与否(如以色列、意大利),议会严重分歧均会启动重新大选机制。

 

至于总统制则刚好相反,总统与国会的选举分途,但共同执政,假使彼此出现分歧,可抱不同政见,大可互相指责,甚或拍案顿足,以拥有人民授权自居,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是经由既定选举安排产生。

 

这种制度要是出现严重分歧,并无任何民主原则可循以化解矛盾,宪法内的各项机制或有助解决问题,却流于繁复,兼且法理艰深,非一般选民所能理解。到时就会有需要基于民族主义、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等考虑而出动军队,而不能单靠民主政制以化解。

 

美国式党争的反思

 

过往,林茨的研究理论看似有一大漏洞,在于美国这一环:美国无论在总统制抑或议会制下,自由价值依然可行,其成功的民主政制似乎足证选举制度并非个中关键。假使民主政制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出问题,索性归咎该国文化或经济发展可也。

 

林茨于1990年作出回应。他指出美国政党具独有的松散特质,各党在意识形态上并非纪律严明,一旦出现分歧或冲突之际,往往能作出妥协,互相包容。

 

但现今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纪律严明,严格遵从政纲办事,在堕胎或社会福利等问题上所持意见不论正反,亦会坚守立场,两大政党日益由党内激进分子操控,毫无妥协余地,酿成先后面临联邦政府关闭、债务上限等危机,更与常规预算目标日形背道而驰。

 

当然不是说美国会在下星期或来年发生政变,但未来5年,或10年又怎样?林茨的分析唤起对长远发展的反思。当今之世各国政党纵有广泛民意基础,却受地方选区划分不公(gerrymandering)扭曲,而处处受制于意识形态僵化的少数派。

 

双方都自以为党内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少数激进分子,亦即获得民意授权,在制度上自然难以化解政治矛盾,这对美国而言乃一大噩耗,各有关方面均束手无策。

 

民主化进程的弊端

 

香港虽然至今仍未实行民主政制,在政治上却已处处呈现西方民主政体的通病,泛民主派与建制派之间的鸿沟已大致形成,两大阵营各自代表形形色色的小众利益,各种小众利益背后都有极力争取狭隘利益的激进发声分子。

 

2017年特首选举的当前局势发展,在在显示泛民阵营受小众利益的激进分子操控,只会恪守其顽固立场,建制派中的种种小众利益,同样坚拒让步。

 

一旦社会陷入政治纠纷,公共政策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经济必会遭受拖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巴洛(Robert Barro)于2004年,以图表方式将经济增长率中未解释的部分(其余解释性变量设为不变)与一国的民主政制发展互扣,得出惊人发现:图表出现倒转U形(【图】)。

 

 

 

 

 

 

 

 

 

 

 

 

 

 

 

 

 

 

 

 

 

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显示,在政治自由水平偏低情况下,民主政制发展有助促进经济增长;若政治自由已达一定程度,民主发展却会减慢经济增长。把这套用于现代化过程初期(经济及政治发展均处低水平),所见情况与李普塞斯的「现代化假说」吻合;而与林茨的假说谓当选举安排引致少数派当权,则政治分歧足以减慢经济增长的推论,亦同样地吻合。

 

假若无法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香港难免陷入政治僵局的死胡同,当前的政改方案,也许是有望改变香港政治现状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MIT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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