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月27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当人力物力投资不变,而能增加生产力,经济自然随着增长;提高生产力的途径有二:首先,通过创新手法,在投入相等资源的同时提高产出或改良质量。其次是另辟蹊径,开拓业务新领域。在一般情况下,创新不外将固有方法略加变动,但有时足可引发大革新;以iPod为例,本来只是一般MP3播放器的改良版,但竟能为萍果公司的业务揭开全新面貌,影响世上大部份人的生活模式。

 

创新从何而来?经济学上主要有下列两派观点。

 

企业创新「二元论」

 

哈佛大学教授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年)认为创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担当创新者的角色,他认为同业间的竞争驱动与启发创新。为求提高利润、提升生活水平,具创意者自会努力寻求新方法、新事物。

 

Schumpeter把以创新手法取代旧技术之举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皆因新技术面世后难免广被抄袭,令原创生产商利润受损,于是再另寻创新途径;过程中部份旧式企业被新进者取代。

 

芝加哥大学教授Frank Knight(1885–1972年)却持不同观点,认为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两回事:经济风险指结果不可预知,但不离早能于或然率预见的规范;不确定性则指结果既不可预知,亦不受或然率所规范。

 

Knight认为风险自有保险的办法,但不确定性却无从保险。创业家的利润是他们选择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经营所得的回报,他们开拓新业务,寻找崭新经营手法,与及在新环境中处理旧有业务,凡此种种皆涉及不确定性。他进而推论,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经济利润实非竞争获利所能及。

 

Schumpeter则认为创业家是具竞争力的创新者与先锋,美国硅谷的创新及经济增长模式,堪称Schumpeter资本主义增长模型的最佳写照;那是一群兼具创业才能及高科技智识的人才(出身于美国本土或外来),遇上奉行利伯维尔场经济的美国,尽享自由营商环境、有利营商的经济规管措施、高度流通的信息,以及利于创新的生活文化,而终于发展成空前成功的例子。

 

Knight认为创业家以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作出市场抉择见称,须承受无从保险的风险,市场业绩除了是个人的禀赋所致,亦有赖其经济网络及人际关系。

 

创业家的成功之道,某程度上系于市场网络中所踞地位,及与其他生产商以及消费者的关系,这是有实证可循且无庸置疑之说。就算处于未能掌握的市场中,创业家必尽量努力寻求于市场上定位,以扩大利润、减少竞争威胁,即使所占位置可能只是市场一小角,却可以是甚具规模的。

 

事实上,相信Knight理念的创业家,往往只看预计中的需求,而非实际需求,亦即只估计竞争对手着眼的需求范围,从而跟随生产类同但又有所分别的出品,以期在市场占一席位;其实产品、价格、利润,都以市场定位与网络为依据。

 

不少大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进占特定市场,Uber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士公司,实际上倒从未拥有过一辆的士;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网上订购服务机构Airbnb,名下亦无任何住宿设施。观乎两家机构在全球各地的实际业务,可知其服务及营业方式其实因地而异。

 

放眼香港,DHL是业绩表现突出的国际货物空运代理业务兼速递公司,创业之初名下亦无任何货运航空机队;利丰集团早期属业务出众的供应链管理公司,并未拥有任何生产设施。同样,两家公司的服务及营运方式往往因地而异。

 

无论本土或环球市场,都必须以网络视之,当中无论个人抑或机构皆因着各种供求、销售、营运、融资、法律规条、业务纠纷等而有所关连。

 

触动变化「转折点」

 

一家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指能于其所占的微小巿场位置贯通其中网络,影响其中营运关系并改变之。这正是Malcolm Gladwell在其畅销著作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2000) 中描述的现象。

 

所谓「临界点」(tipping point),是指社交关系网络中产生转变的核心;若以经济网络作为比喻,就是彻底改变有关业务并影响大部份人生活的创新之举。Gladwell一书中各种概念,可说来自美国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这位史丹福大学教授师承Harrison C. White,追本溯源,其理念乃源于Frank Knight有关创业家精神及不确定性的观点。

 

Gladwell列举出产生「临界点」的三大特质:一、感染力;二、小因酿成大果;三、转变一触即发,并非逐步浮现。成功产生「临界点」亦有赖三种人,即他所谓的「内行人」(mavens)、「联系人」(connectors)、「推销员」(salesmen)三类人。

 

「内行人」指专门汇集有关各类产品、价格、地区等信息的行家,既会主动向客户洽商,也会响应客户要求,促进客户与市场之间的沟通。他们不仅是行内专家,同时主动协助客户作出决定,具备良好人际关系,非只顾自利,且乐于传授所知所闻,众人对他们亦言听计从,视之为忠诚可亲的「信息经纪」。

 

「联系人」社交圈极阔、人脉极广,但并非深交;这正是这类人的优点,交游广阔,藉以传播与收纳讯息,可说是訉息传递者。

 

「推销员」能在别人尚半信半疑之际,鼓其如簧之舌,说服别人相信。说服力是一种打动别人的隐性技巧,既可藉动听言词,亦可不落言诠,或晓以大义,或潜移默化,或动之以情。

 

创业精神多面体

 

创业才是多方面的。Schumpeter聚焦于创业家的天赋及创新,而Knight则着重创业家在不受其控制兼未能全面掌握的广阔市场网络中占一席位的能力。

 

无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抑或一个城市,能否发挥高度创业精神,须视乎种种互相影响的因素,这无论是放诸Schumpeter抑或Knight之说皆然。版图广阔、高收入、奉行利伯维尔场及私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如美国)所面对的局面,与幅员辽阔、中等收入、奉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如中国)自然截然不同。高收入,在「一国两制」下奉行利伯维尔场及私有资本主义的城市经济体(如香港),其情况自然亦与美国或中国内地极不一样。

 

香港当前支持创新的生态系统虽然颇佳,但毕竟为弹丸之地,规模略小。归根究柢,由于人力资本不足,遂欠缺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起动力。

 

无论根据Schumpeter抑或Knight的论点,对于制订促进创业精神的政府政策并无分别。要鼓励创新的创业精神,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自由开放的经济及社会。

 

二、投资于人力资本,从全球各地招揽人才。

 

三、维护法治,保障知识产权。

 

四、维持适度的商业规管制度,降低开办新创企业及新公司门坎。

 

五、支持电讯基建发展,确保在数码年代取用信息价廉便捷。

 

六、为新创企业提供融资及管理支持。

 

七、发展基本及应用研究的基建项目。

 

另辟蹊径三类人

 

不过,全球鲜有国家、地区或城市兼具上述所有条件,或有助创造各项有利条件的资源及能力。各地只能因应自己资源,制订能力范围内的政策。

 

观乎上述各项条件,我认为香港逊于美国及中国内地的原因,在于缺乏人力资源及研究基建规模,碍于本身在人口数字及经济规模方面的条件,香港根本无从改善。

 

中国内地胜在有关规模够大,可补创业精神的不足之处,但若未能在其他关键条件追上,则优势亦无法充份发挥。规模与上佳的创业精神均对重演硅谷成功经验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以色列和新加坡即使版图与香港相约,但由于近数十年来大举从海外输入人才,是以较具优势;香港在这方面则相形失色,虽曾在二次大战后一度受惠于大举从内地迁入的人才,但这移民潮已难望重现,须致力发挥其他依然显著的优势。。

 

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一直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主要为Schumpeter所主张的模式,各国政府虽相继通过政策试图重演硅谷的成功故事,无奈均大为逊色,甚或以失败告终,个中关键在于美国无论在规模抑或创业精神方面都独步全球,其他国家以至仅具规模优势的中国亦难以重演硅谷成功之处。

 

事实上,香港缺乏规模,只能稍稍跟随Knight之模式,将其商业创新定位于环球经济网络中的特定市场,以扩大利润,减少竞争威胁。须动员一切人脉以及合作伙伴,以担当「内行人」、「联系人」、「推销员」的角色,协助寻找开拓创新业务所需的特定市场。香港人须开动脑筋,以热诚及齐心促进创新及新创企业的发展;通晓全球商界共同语言,自可成为合作伙伴间的沟通枢纽,促使中国内地与国际接轨互通自会是必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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