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2月2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诉诸暴力的政治抗争,是香港在九七后出现的新现象,成因直接源自在数码年代,新一类从政者逐渐广受年轻人以及社会上其他疏离份子支持;这类从政者在政治冲突中不惜采用暴力手段,势将导致泛民与建制两大阵营的政治势力重新定位。

 

暴力政治抗争的出现有三大成因:第一、它反映出社会上日呈深化的惶恐不安与龃龉频生现象。

 

第二、九七后特区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各项社经挑战之余,亦一直拒绝落实政制改革以解决问题。

 

第三、激进知识分子思想冒起,年轻一辈在其影响下,面对社经鸿沟日深,既一腔愤懑,又欠缺忍耐力,认定现行制度在道德层面已告破产,须加以改革甚至彻底推翻,以挽回人性尊严。

 

现时上述因素均见诸本地社会,只是仍未有系统地形成政治运动而已。虽然未成气候,但此三大成因并非能于一时三刻处理,暴力政治抗争亦难望于一时之间平息。

 

社经鸿沟问题日趋严峻,在新一代尤其明显。上一代人认为个人成就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但时下新一代并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故而抱怨「制度」不公。

 

社经鸿沟于1980年左右开始萌生,当时出现两大形势:一方面中国内地展开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迅速的发展。受到这两大变化同时冲击,引发香港社会、经济以雷霆万钧之势作出转型,而香港恰似置身移动之地壳板块当中,使转型独有地矛盾。

 

经济不均与经济冲击

 

回顾近三十年来香港的发展,既开创前所未见最光明的时期,但亦带来黑暗的日子。若能借助中国的开放机遇,在环球经济一体化冲击下履险如夷,尽得其利,可说如梦想成真;但对不少未能把握良机的香港人,境况却是每况愈下。社会不同阶层的际遇悬殊,社会鸿沟于是日益加深。

 

从1980年代中开始,随着制造业北移,香港经济起飞,蓬勃一时,适逢美元疲弱,利率偏低,本地通胀率在1991年一度达至13%高峯。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劳动人口不增反而老化,本地劳动市场日形紧缩,薪金于是水涨船高。

 

及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所及,香港经济旋即陷入二战以后最低潮。即使时至今日,明白后果之严重的人依然不多,期间经济危机历时长达六年,社会上不均与分化现象更形恶化。

 

当年的危机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与美元挂钩,经济调整受到限制。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为求减轻经济冲击,纷纷将本国货币贬值,唯有中国与香港例外。1997至1998年间,各国的货币贬值比率如下:日本7.4%、南韩32.0%、台湾14.2%、新加坡11.3%、泰国24.8%、马来西亚28.2%、印度尼西亚71%、菲律宾27.9%、越南11.9%。

 

基于实施联系汇率制,香港须承受通缩之苦,1997至2003年期间,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1.6%、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6.3%、名义GDP下跌8.5%,失业率却升至8.8%的高水平,实质利率更创二战以来的顶峰–  实质最优惠贷款利率高达12.9%,实质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亦飙升至9.8%的高位。

 

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疲弱经济,乃自1929至193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之最,其时该国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8.7%、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9%、名义GDP下跌11%,而失业率高达24.9%;足与70年后香港经济产值跌幅比拟,尚幸香港有赖高度灵活的劳动市场与年轻人口的负增长率,失业情况所受冲击远较美国当年为低。

 

着眼日本,在1994至2013年20载的「迷失年代」的经济表现,亦好不到那里;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2%、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9.8%、名义GDP下跌3.2%,失业率却达5.4%顶峰,若把各项按年负增长计算在内,则经济表现更差得多–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5.7%、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20.2%、名义GDP下跌16.3%。

 

综观港、日、美三地的数据,我认为香港经济所受打击尤甚于日本,足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长远而言,在经济上产生的极度严重后果,则在于香港的有产阶级(haves)与无产一族(have-nots)之间的鸿沟从此与日俱增。

 

即使2003年后本港经济一度复苏,随即却遭遇2008年金融海啸而转趋恶化,因而陷于美元疲弱兼利率偏低的困境。在量宽压力下,资产价格恢复上升,社会上有物业者与无物业者之间分歧扩大,而经济差距不在收入而在财富。

 

香港现今的财富差距,主要由于近数十年来楼价腾飞,加上期间的固定汇率制而变本加厉(其效应仅于亚洲金融风暴时稍微减弱)。这些后果并非在1980年任何人士所能预见的。

 

社会不均与社会冲击

 

中国对外开放,适逢其会的战后一代香港人,不少都能将储蓄用作物业投资,从中分享繁荣硕果。随着双程证限制放宽,内地游客大批涌至,零售物业价格更大幅飙升,诚然就业机会大增,但受惠最多始终是业主。

 

游客区内居民每遇诸多不便,政界中部份激进份子未几更以此作为民粹式政治议题,激发社会冲突;内地孕妇成为本地医院产房常客、跨境走水货(特别是婴儿配方奶粉)活动、Dolce & Gabbana尖沙咀分店外禁止香港人摄影风波等纷争,更令内地访客与香港居民矛盾日深。

 

不过,对社会影响最深最广的一环,还在于跨境婚姻,主要在本地低收入及中下收入阶层之中较为普遍。两地婚姻互通,一方面固然有助拉近居民距离,另一方面难免产生种种社会问题。

 

最为显著的效应主要是:一、对香港租住公屋单位的需求构成巨大压力;二、低收入已婚男性离婚而另娶内地新娘的趋势造成不少破碎家庭。

 

现时全港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下的公屋住户中,有新移民成员的占40%。1981年,公屋住户中仅有51.4%收入低于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数,但30年后,在2011年竟已飙升至80.0%。公屋已成为低收入新移民家庭聚居之所,又有不少为女户主的低收入单亲家庭,她们多遭前夫离弃。

 

生于1990年代又在公屋成长的草根阶层,亲身经历中国对外开放以及全球经济融合的环境,对政治经济学自有一番领会,甚或由此一世代中身受其害或失败者的真实遭遇可见。

 

此等转变全都浓缩在一个世代之内发生,难怪1950及1960年代出生的一辈与「八十后」及「九十后」的人生观如此南辕北辙。纵使参与激烈抗争的违法者为数甚少,却不乏网上的沉默支持者,其实抗争者所笼络的对象,正是这批网上「粉丝」。

 

历史屡屡证明,暴力政治抗争有其经济、社会、思想意识因素;往往都是社会经历社经彻底转型,遗下重大创痕与及难以化解的矛盾。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经济、社会、道德以至政治层面一一百孔千疮。在恐共心理驱使加上在机会主义的形势下,德国民众最终甘于接受希特拉上台,这不单教自己深受其害,犹太民族以至全球苍生更饱受摧残,总结计算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有2.6% 在二战中犠牲。

 

有谁能预见香港竟在仅仅一个世代之间产生如此深的社经鸿沟!前线社工、工会份子与及非政府机构服务提供商与草根阶层(尤其是新移民家庭及单亲家庭)密切接触,虽然觉察事态恶化,但对于逐渐浮现的问题实际上有多严重、涉及层面有多广,却未必掌握。我深信即使对有关问题的严重程度未能充份认识,然而实证研究数据俱在,也就不容置疑;暴力动乱虽属可悲,且应受到严词谴责,但却希望能对社会产生警报作用。

 

社经困乏与不均趋势没必要引致政治动乱,更遑论暴力动乱,然而种种示威活动在民间实在不乏同情和支持,就此各有关方面实有必要从知识与政治层面考究其原因。本栏将继续探讨有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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