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近期发表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公布，2017年本港有137.7万人处于贫穷线以下，较2016年增加25000人，本地贫穷率上升至20.1%，升幅为0.2个百份点；而将各项政府现金福利，包括「长者生活津贴」以及「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等计算在内之后，贫穷率则下调至14.7%，101万人处于贫穷线以下，与2016年相若。
批评者一方面指责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次数不足，未足以纾缓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贫困处境；另一方面则声称近五年来，贫穷长者人数增加「四万」以上；只着力责备政府减贫不力，并未深究为何处于贫穷线以下之人口增加。
他们所提两方面都不正确。
划界有失分寸
2013年香港扶贫政策之争曾经闹得沸腾，政府最终顺应包括乐施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等社福机构的主张，同意采用欧洲的贫穷线标准，以社会中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贫穷线，收入低于此者为贫穷家庭–这是经济学上的相对贫穷概念。
政府直接采用贫穷线为基准，推出「低津」扶贫措施，藉以减少贫穷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住户的数目；此举的确收到预期效果。
不过，「低津」的实际申领人数，仅约为社福机构声称以及政府预计数字的一半。数字出现如此重大落差，足证贫穷线的定位其实令在职贫穷家庭的实际数目被高估了，否则余下的贫穷家庭何以不来申请援助？
在欧洲施行并备受本港社福机构推崇的贫穷线，从经济学家角度而言，其背后概念早露破绽，可谓百孔千疮。昔日扶贫激辩之际，我亦曾在本栏多番指出其中漏洞，无奈最终粗疏谬误的倡议仍获接纳；我并非说「低津」无助于减轻在职贫穷，而是要告诉大家贫穷线着实夸大了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贫穷情况。
至于提高最低工资，又是否有助于减轻在职贫穷？也不尽然；香港以至外地相关实证一再显示，领取最低工资者，约有三份之一属收入高于贫穷线的住户，其中大部份收入近乎入息中位数，有些甚至属收入分布最高四份之一的组别。由此可见，提高最低工资所产生的主要效应不在扶贫。
究竟为何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住户数字上升？答案很简单–是因为长者人数日增。在2013至2017年五年内，65岁以上长者住户增加了83000个；而在此５年期内，处于贫穷线下的长者住户增加68000个。若将政府现金转移介入措施计算在内，则贫穷长者住户增长数字则减至27000个。基于本地人口渐趋老化的大前提，如此显著增幅实不足为奇。
政府对长者的另一项支持措施乃是出租公屋，但并未有用作界定住户收入是否低于贫穷线。现时全港长者住户有半数居于出租公屋，但出租公屋中65岁以下的租户则不足四份之一，难怪本地年轻人忿忿不平。
尽管传媒报导与公众关注不断，我认为政府在改善长者贫穷方面的确已承担大部份责任；对于长者生活上的种种具体需要，无疑还有私人慈善机构可插手施援的空间。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根据贫穷线录得的贫穷长者数目势将趋升，这是人口持续老化带来的后果。香港所采用的贫穷线根本不适合用以衡量已不再从事经济活动的长者住户境况，同时亦未有把提供出租公屋单位等非现金转移因素加入考虑。
预期长者贫穷的统计数字，将在2017至2047年的30年间持续恶化，皆因65岁以上人口每年将平均增加46200人。现行贫穷线作为相对贫穷指标的误导成份将会愈来愈严重，在长者相对贫穷方面尤甚。
濒穷方为隐忧
在贫穷线量度分析中剔除长者人口（或非适龄工作人口）因素，可改善其作为相对贫穷指针的功能，转化成为适龄工作人口的相对贫穷指标，而不再同时用以量度两种对减贫措施所需各异的人口。
要就长者人口另行制订贫穷线绝非难事，只须借鉴美国，以消费开支为基础即可，以食物消费开支倍数计算；房屋开支则作独立处理。相对来说，欧洲的贫穷线概念不宜用作长者贫穷指标，皆因以收入为准，长者却往往不再从事经济活动；这正是本港贫穷指标的核心问题。
贫穷并非当前复杂棘手的大难题，只可惜不幸地被传媒夸大其辞的标题形容；源于低收入父母的儿童贫穷问题，亦可以直接通过「低津」措施处理；香港面对的真正挑战是濒穷，主要关系一众适龄工作年轻人，陷于收入偏低、不敷住屋高昂开支的困境。
对于既难获得资助房屋，亦非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濒穷成为建立家庭的障碍。至于年轻夫妇，房屋需求亦不限于只求家庭居所，更希望置业。有实证研究数据显示，本港的离婚率，以自置物业家庭较租户家庭低五成以上。
置业促使年轻夫妇储蓄，为退休生活作出长远储蓄规划，为创业风险提供保障，并可藉以共享本地当前及未来经济繁荣。
历史证明，无论香港抑或全球各大城市，楼价升幅都远超大多数退休金和退休基金的回报。房屋资产每每用作商业投资贷款抵押，以筹集营运资金；事实上，珠江三角洲早期经济增长，亦间接有赖香港投资者以此方式融资。
新式电子经济是导致入息和工资不均愈趋恶化的一大主因。工作人口中仅有一小部份收入大增，其余大多数人却无从得益。社会步向繁荣，可惜大众未能共融共享，结果在左派及右派阵营，同样易于滋生被误导的激进政见。
尚未置业的年轻夫妇，面对楼价飙升、加薪幅度微薄，已陷入濒穷状态；这个问题根本无法依赖「低津」或长者生活津贴，甚或大规模推出出租公屋去解决。这也正是生活于发展蓬勃的大城市的年轻人所处的困境，政府必需制订房屋策略，提供房屋融资方式以协助年轻人置业，才有望打破。
香港发展面对的真正挑战，并非长者或儿童的相对贫穷，而是青年濒穷，皆因在职年轻人缺乏足够积蓄及时置业，从而分享社会经济繁荣带来的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