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今年11月底《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也许正就经济势态下滑策划绸缪，引起我朋友圈的讨论，经过一番交流，其中一位写道：「我唯一想说的，是我住在香港这25年，每年例必有西方评家预言中国经济没落，也许有一天他们会说中罢。」
也许反复作出同一预言，末日论经济学家始终会有言中的机会。不过，要有可靠预测到底必须依赖正确模式、清晰理据，以及精密的历史知识，一般评家甚少能三者兼备。
德国学者Daniel Koss原为外交家，本年出版学术论著《政党的地盘》（Where the Party Rules）以中国共产党基层与地方治理为题材，值得在此讨论其中要点。书中举出有力论据，说明中国共产党员与政府官员明显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尽相同的管治职能。
他指出共产党的基层党员方便国家渗透社会各阶层，地方支部则充当传递信息的管道，藉此组织架构，在全国发挥影响力。共产党所以能在地方层面建工窂固国家权力，正因为绝大部份党员并非在政府官僚体系当中，而在政府架构以外行事。
一党专政有别于一般政府官僚制度。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在地方上成为党的另一种势力，能作为桥梁，贯通社会与国家之间脉络，就如公民社会支持民主政府一般，支持国家管治。
共产党得以将难获国民认授的政策的破坏力和不良影响制约、折衷，把国民认同的政策的优点和效用巩固发扬；国家政策在各范畴取得成绩，历久不衰，基层党员实乃个中关键。
Daniel Koss的著作指出，分散中国各地的共产党党员数目多寡有别，对普罗大众生活构成的影响亦不尽相同。一地党员所占人口百份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产党在当地的渗透率；以典型「红」省河北省为例，党员占全省人口达6.25%，较典型「粉红」省份广西省（党员仅占全省人口4.56%）高出1.69%。作者从中发现，不论在省或县，人口中的党员比例都足以左右国策的实效。
Koss又发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共产党渗透率最高的省份，伤亡数字和暴力程度较低，财政健全程度远超其他省份，大致上动乱历时亦较短。
尤其特别之处，是在县层面而言，政府官员占人口比例愈高，落实一孩政策的效力也愈大，而在党干部占人口比例较高时，政策的效力则较低。内地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党员较能说服妇女遵从一孩政策，Koss却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女性党员愈多，超生个案亦愈多；女性官员愈多，超生个案却愈少。此等研究结果说明政府的行政部门与党的架构对政策各有不同影响，党员（尤以女性党员为然）愈多，难以得到认授的一孩政策实效亦随之减低。
Koss发现，人口中党员所占比例愈高的农村，税收也愈高；城市工业区亦如是，党员所占比例愈高，政府的税收总额亦愈高。
地方上党员比例愈高，国家就能较有效管治地区。具有党员比例愈多的社群，不论基于因得享特权而投桃报李，抑或出于真心诚意，都显示较高程度的政治忠诚。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期间，农村党员数目更会作为军事部署中衡量后勤支持的指标。时至今日，对于衡量管治实效，是项数字仍具重大策略意义。
观乎文化大革命、一孩政策、财政能力三大范畴在地方上产生的后果可追溯至当地的历史状况。自1956年起，全国各省的党员编制往往承袭自战时；其中党员人数历经流失、注入新血。Koss的研究发现，在1956至2010年期间，各省人口中党员所占比例趋于一致的比率仅按年增加0.1%，进度缓慢，亦即当初分布形势变化甚微。据其计算所得，河北（红省）与广西（粉红省份）两省之间的党员渗透率差距，及至2042年亦只会约缩减一半；可见今后各省趋向一致进度，仍将蜗步龟移。因此，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之前党员居多的省县各地，至今仍属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Koss对于中国优势研究所得有别于中国政论名家李世默的论点。李氏早在TED 演说为人熟知，强调中国政治实力体现于政府用人唯才；Koss则指出部份原因在于政通人和之际，共产党组织有利于支持政府，而政策出现问题时则可充当缓冲，甚至拨乱反正。李氏心目中的政治实力着眼于行政实力，早存在于历代王朝；Koss对政权实力的分析，则聚焦于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为基础的政党实力。
革命成功涵意
Koss的研究所得对于中国共产党冒起经过的两种解读方式至为重要，这两种解读方式引伸为对中国革命史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第一种解读方式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其1962年著作《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实力：革命中国崛起经过（1937–1945年）》（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中提出的论点；第二种解读方式则为邹谠在2000年发表题为《解读中国革命：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Macrohistory and Micromechanisms）的文章之中未完成勾划之作。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但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奠定领导地位之前，主要奉行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影响的一套城市起义策略，一直未见成效；毛泽东则改行「农村包围城市」之策，中国共产党自此日益壮大，最终成功策动革命，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策略为何终能一竟全功？「农村包围城市」有何关键？约翰逊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力量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二战之际日本侵略和占领期间（1939至45年）。战事令共产党有机会在日军占领地区招收大批党员，在农民之间激起民族主义情绪，齐起抵抗日本暴行。
约翰逊认为毛泽东带领的革命，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毛泽东的角色基本上与历代农民起义领袖无异，他所创建的共产主义新中国，无疑是通过民族主义，复兴往昔因西方列强崛起而消弭的中国辉煌国势。
邹谠认为约翰逊立论完全未能掌握毛泽东革命的本质，对此极不以为然。邹谠称毛泽东以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是靠捱饥受压的农民起家，但一举成功进入城市之后，却不顾农村，把襄助夺权的农民弃如敝屣。地主阶级在农村重掌大权，农民再度捱饥受压，埋下起义种子；如是者历代王朝交替，农民命运却始终如一。
在邹谠眼中，毛泽东策动农民，从中招收党员，在抵御外侮之余，同时展开一场令农民夺得权力的社会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以至国共内战期间，策动农民和社会革命不断进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仅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亦在于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二千年来首度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崛兴，是社会革命成功的结果。
在内战中败走的国民党，却一直与大陆农村地主阶级结盟。被铲除的地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照搬马克思主义出来，也可以视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绊脚石。当今中国在恢复私有地权方面仍遇到不少阻力，在共产党史上实在有深远根源。
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招收的共产党干部，与农民关系尤其密切。Koss发现在大跃进期间，曾于战时沦陷的地区，其中饥荒死亡人数远较其他地区为低；战时日军与共产党争夺此等地区异常激烈，党员与农民关系格外密切，因而竭力减轻大跃进运动在当地的破坏力。
反观战时的共产党基地或日军重要据点，双方战斗激烈程度较低，大跃进期间的饥荒死亡人数反为更高；显见不同地方的党领导阶层自身在当地所需面对的存亡兴衰挑战有别，这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居民的承担与韧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有经济领域方面，「白区」共产党员对促进工业化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此等干部在曾属国民党掌控范围的市区发展其党员事业。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非国有经济领域的党员有所增加，党员变得多元化。但共产党1949年以前的革命历史根源仍具重大影响，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亦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长征同步演进。
根据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著作《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的描述，在地区层面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通关系，主要取决于本土社会组织，然而中国的情况却非如此，而是国家以各类不同方式主动接触地方社会。共产党可视为身兼策动与协调功能的机关，在缺乏活跃公民社会的背景下，旨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互通关系；其中并非单纯自上而下，毛泽东就称之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来回。
1971年夏季，我在芝加哥大学刚完成本科课程第一年，初见校内Homer J. Livingston政治学教授邹谠。我们四个香港留学生，决定一同研究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我们当时一无所知、渴望一窥堂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于是请教邹教授如何入手。
邹教授不讳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有关分析均往往囿于意识形态，而西方学者虽在研究上得其法，可惜未能充份掌握中国历史。我当时对教授的至理名言一知半解，及后拜读约翰逊和Daniel Koss的著作，加上对中国局势发展的观察，更对邹教授的学养大大折服。
邹教授生前未及完成解读中国革命之作，实在遗憾。他一直认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假以时日，方能有成，并且有赖国史造就。我深信教授观点正确，即使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前所未有地持续腾飞40年，却仍有四成人口是饱经历史风霜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