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的经济成长有赖创意（creativity）和创新（innovation）」已成为港人的共识。问题是政府能否在政策和制度上加以推动。本文会说明创意和创新作为「思想」（idea）产品有别于传统商品和服务，政府可作出选择性的干预；并就一个成功的香港经济政策作出建议。
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已有大半个世纪，不可能一下子便改弦易辙，作出积极的干预；何况创意投资绝少立竿见影，难望民意长期支持。然而，从经济角度看，一点积极的干预可能是为香港好。
经济成长 在于「思想」
所谓「经济成长」也就是人均收入增加，令生活水准得以与时并进；但人均收入想要「持续」上升，增长「率」须为正数。若此，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亦即劳动生产力必须无止境地上升，令经济学上惯常的「报酬递减法则」（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失效，而呈现异常的报酬递增。
令人均收入上升有三种方法：
一、增加人均劳动力的资本投入，用投资和资本累积来带动经济成长。只要储蓄和投资继续增加，经济也就可以持续成长；但储蓄取决于收入和人们愿意减少消费的程度。投资一旦停滞，成长率即回归零，故单靠投资不可能有持续的成长。
二、改善技术以提升劳动生产力。发展中经济体只要能取得较佳的技术，可从后赶上发达的经济体。但一次过的技术提升只能带来一次过的人均收入增长，除非技术能不断提升，否则正如投资，提升人均收入的作用会逐步减弱，成长率会回归零。
三、技术若能不断改进，人均收入无疑可持续增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Paul Romer和Robert Lucas利用内生成长（endogenous growth）模式，发现了技术持续进步的可能；这就是不断有新的「思想」以改进生产。他们把经济贡献分为「思想」（ideas）和「事物」（things）两大类。
产出、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属于「事物」，是匮乏的资源，符合报酬递减法则。这些生产因素无法独力带来持续的经济成长，但人类改善方法以成就「事物」的潜能无穷无尽，「思想」的应用不受报酬递减法则的限制。我们只要投资以积累人力资本，就可以增加发现新「思想」的机会，新「思想」反过来又带来更多人力资本，「思想」与人力资本持续的正互动，令报酬得以递增而非退减。
在经济上，「思想」可看作纯公用商品（pure public goods），而「事物」是私用商品（private goods）。纯公用商品的价值不会因为更多人使用而减少，私用商品则不然，一有人使用，同一时间内，其他人就无法使用。公用的「思想」由于本质上与私用的「事物」有别，成为报酬递增的来源。
举个例，统一度量衡的「思想」是古代提升生产力的重大发明，且受广泛应用。同理，连锁咖啡店的纸杯相当于私用商品，甲使用时，其他人就无法使用。但大中小杯口径一样，用一种杯盖就够，这就是提升生产力的「思想」发明。一种思想不论有多少人同时使用，都无损其价值。
鼓励「思想」 化为「事物」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竞争的市场里，供应者收取的价格不可能高于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这就是积极不干预的出发点。故此，信奉市场的学者认为，政府界定好产权后就应该放手，让市场自行决定价格。 「事物」通过市场竞争即可得出「单一」价格，决定其种类和数量，以及谁获得使用权，但这个结论不适用于「思想」。
单靠调配匮乏的「事物」难以达致持续的成长，而要「发现」新「思想」才行，为了提供诱因以鼓励「发现」，商品须要收费，但往后则要对所有人开放，因为只有免费才能让「思想」获得最广泛的使用，充分利用新「思想」来带动经济。
既要高价鼓励研究以发现更出色的「思想」，又要低价出让「思想」促使其化为「事物」，这需要有适当的组织和制度来操作和安排。为了鼓励企业承担风险以开发新「思想」、从事研究，须让其享有一些垄断利润，专利和版权即为此而设；但为了让这些好处得以广泛流传，应同时立法规范企业对新技术的操控权。
政府应制订条件和制度，让「思想」得以有效地转化为「事物」，同时资助研究和教育，鼓励「思想」的发现。但企业和个人应从事研究和观摩，不应把一切都推给政府，当私营部门资源不足时，政府还须从旁协助。
「事物」作为私用商品，以私有制为出发点，基本上对任何人使用名下的资源并无限制，但科学界却有独特的管理「发现」的制度。例如科学界不会让发现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学者控制这项「思想」。成果要公开发表，免费对全人类开放，让其得以广泛流传。而无论谁首先公告新「思想」，社会都只会对学术表示崇高的敬意，不涉及物质的回报。
由于企业和个人不可能靠科学发现得到投资回报，一般来说，都是由政府负担对「发现」的庞大投资。可是这一来，政府的偏好会左右科学发现的方向。以经济角度看，学术要确保自由，最终视乎其带动经济的能力。
透过制度 导入市场
「思想」要化作「事物」为客户所用，通常要经过精炼和投资开发应用，单靠公帑资助并不足够，这就需要私有市场制度来补充公用科研制度的不足。当今这方面的典范，非美国矽谷莫属。
我们现在算是比较了解公私制度协作的条件和形式，但并不全面。很多人模仿矽谷，但绝少成功的案例，仿照者要么没有发现有用的「思想」，要么未能把有用的「思想」化为有利可图的「事物」。前苏联有些科学领域很强，但未与市场挂钩，人民得益有限；美国由于科技和市场都很强，「思想」才得以化作「事物」进入市场。
为了让「思想」享有「类产权」，我们发明了专利、版权和商业机密这些市场机制，借助市场来提炼思想、付诸应用。 「思想」虽然本质上是公用商品，但透过控制手段来防止他人使用，产生了市场诱因，得以把「思想」化作有价值的「事物」。在现实中，绝少思想未经牟利企业按市场须要进行剪裁、输送给客户，就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要把纷陈的思想从自由传播的科学领域带给市场，这是唯一已知的途径，没有更好或更可靠的方法。
要确保「思想」产权，才能激励诱因去开发「事物」，令社会得享「发现」的成果，前苏联的失败足以为鉴。苏联解体后，犹太裔专家纷纷外移，带动了以色列的创新和科技产业；反过来，过分保护「思想」，只有少数人独享「发现」的好处。处处专利与毫无专利都不足取，须反覆尝试，才能确定科学与市场适当的磨合点。
所谓「创新」（innovation）包括开发新产品和新工序，以及开发所需的专门技术（know-how）。例如，新型金融产品既可以是资讯和电脑工程等高层次知识，也包括金融计算模式等中游产出，以至衍生证券等终端商品。
此外，新的技术和产品通常还要有例如在促销和组织上的彼此相连的非技术创新。经济持续成长依赖多方创新的贡献，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的创新相辅相成。
「创新」「试新」 相辅相成
创新惯常归功于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但如Amar Bhide教授所言，消费者大胆试用新产品的「冒险」精神不容忽视，否则发明家和制造商不会冒险推出新产品或新工序。
个人「冒险」的意愿和人力资源有正相关。当年带头试用节育工具的妇女和试用新杂交种子的农民，教育程度都较高；思想开放的消费者才会试用新技术，年轻人在这方面较热中。
挪威不如瑞典般有领先世界的技术，但服务业善用技术，每小时的劳动生产力是全球之冠。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体里占有很高的比重，若不善用技术，生产力必然堕后。日本和德国是制造业的技术大国，但服务业落后，未能满足具「冒险」精神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喜欢采用尖端技术产品和享用专门订做服务要求。
当政策为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提供较佳的诱因，以发现新思想、鼓励消费者「试新」时，才能充分发挥「价值创意—创新—技术中枢」（value creation-innovation-technology nexus ）的功能。
这些政策有时候狭义地当作科技政策，以鼓励研发、支持发现和创新，但须知它们保障知识产权，让「思想」得以化作有商业价值「事物」的法规，它们也能促进竞争，让新兴事物得以进入市场。唯最终必须消费者愿意试用，否则也就无法完成价值创意—创新—技术中枢的循环。成功与否，取决于集合以上元素付诸行动的成效。
香港应如何借镜128号公路
香港在供应方面拥有必要的制度和基础，连接赖以持续成长的价值创意—创新—技术中枢。有关的法律制度、竞争性市场、企业及金融架构、大学的研究和培训能力、中下游应用的研发能力俱备。但弱点在于与市场需求联系不足，本地市场太小，无法单靠内销以收投资于科技和研发的回报。
要与真正的市场需求连接，除了要把握好方向，还需要境外企业有力的参与和支持。与珠三角以至全球市场加强融合和协作，才能深化现有的互惠伙伴关系，完成价值创意—创新—技术中枢的建设，这样才能解开对思想、人才、事物和资金流动的限制，形成无屏障、无边界的良性循环。
美国的128号公路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战后，波士顿地区经济停滞不前，Ralph Flanders和几个有钱的朋友1946年于128公路近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塔夫斯段开设风险投资公司，准备用四百万美元来支持小企业。至于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集团其实并没有主意，但没想到，最初上门申请融资的是三个年轻的科学家，看中128号公路沿途租金低廉来开办高科技企业。
由有生意头脑的商人拣选的投资项目，较能把「思想」转化为赚钱的「事物」，128号公路的成功名闻遐迩。
特区政府近年认为十大优势产业包括：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者服务、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产业。目前，我们用公帑资助价值创意—创新—技术中枢供应的一方。
此外，仍须积极与这十大支柱的需求连接；如何令价值中枢的供需两端衔接起来，应视为创新科技政策的核心任务。为了化「思想」为「事物」，不但要建立必要的机制，还要把机制所有的部分连成一气。
参考文献：
Amar Bhide, The Venturesome Economy: How Innovations Sustain Prosperity in a More Connected World,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