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三十年,香港经济的产业结构急剧转型,制造业由服务业取代。由1980╱81年度到2010╱11年度,以就业人数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由47.1%增至87.5%,但制造业由41.3%跌至4.0%【表一】;以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计,服务业的比重由74.2%增至92.6%,制造业由17.1%跌到1.8%。
以名义GDP计,由于服务业的价格上升得快过制造业,升跌的对比更大:服务业由68.8%增至92.9%,制造业由22.8%跌到1.8%。
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急剧地此消彼长,但香港的劳动市场灵活、适应力强,经济得以及时调整。期内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长期衰退,失业率一直很低。由19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这次急转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北迁。当时适逢国际贸易扩大和全球化程度增加,香港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顺势把生产线北移,令业务得以迅速增长;巅峰时期,港商单在广东省内雇用的劳工即超过千万。
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转型也带来急剧的价格通胀。由于制造业北迁,本地支援跨境生产的服务包括进出口服务、商业服务、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等需求激增;来自跨境制造业的收入急升,刺激本地的消费。
商品由于可跨境贸易交换,可以靠进口来满足需求,但服务则不同,由于绝少可以跨境买卖,只能就地提供,价格升幅高于制成品。加上联系汇率把港元与美元挂钩,进口商品的价格随国际通胀率起落。因此,香港的结构性通胀主要体现在:服务的价格涨得快过制成品。
服务业之兴起
这再加上国际收支有盈余,形成货币扩张。 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全球利率持续偏低,香港的实质利率长期是负数,刺激楼价上升;其中住宅作为居住用途,属于无法跨境贸易的服务,升势尤烈。而且期间内大部分时间土地供应增加不足,公众又日益关注地产发展的副作用,使规划、土地和建筑物使用的限制增加,令物业供应更加紧张。多重作用下,楼价升势难遏。
1990年代中期制造业北迁和服务业兴起,一度触发经济「空洞化」的担忧;起初是怕大量失业,幸而劳动市场适应得快。
接着有人警告,以生产力低增长的服务业取代生产力高增长的制造业,不利长远的经济成长。的确,不同经济部门可以量度的生产力差距甚大,商品部门的生产力通常较服务业增长得快。但只要看香港的金融服务即可知,这个「规律」并非必然。生产力的量度至今很有问题。
尤其是难以为服务业构建专用的平减指数(deflator)、容易低估服务质素改善的程度,一般所知的服务业价格通胀很可能偏高。因此,在服务业很难做类似产品的比较。
服务业由于可量度的生产力增长慢,往往被视为拖慢经济成长、推高通胀、扩大收入差距、高失业率的成因。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虽然有可能最终拖低生产力的成长,但认定服务业不利于提升生产力整体的水平和成长率则纯属误导;何况,只要这项转型有助于提高工资,GDP仍然有增无减。
不只此,服务业往往被看作打扫洗煮等家佣式工作,不登大雅之堂。但这是把服务业等同于终端的个人消费,严重地夸大了问题。其实在所有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大多数服务是用来生产商品和其他服务的中间投入,非供终端消费用。
要说明这点,让我们看看服务业如何以生产计算的GDP(production-based measure of GDP)来分类。这把服务业分成四大类:分配性(distributive)、消费性(consumer)、生产性(producer)和政府服务(government service)【表一】。分配服务包括批发、零售、进出口、运输、储存和通讯。生产服务包括融资、保险、地产和商业服务。这些主要是商品生产和其他服务的中间投入,非供终端消费用。
以此分类,实质GDP的成长和劳动力的比重主要来自分配服务和生产服务。由1985╱86年度到2010╱11年度,分配服务占实质GDP的比重由27.3%增至34.9%,占就业人数的比重由25.6%增至36.6%;同期内,生产服务占实质GDP的比重由16.5%增至25.9%,占就业人数的比重由6.0%增至18.8%。与中间服务相比,消费和政府服务的成长小得多。
劳动生产力再飙升
上述以生产计算的分类法显然难以区分用作中间投入和用作终端消费两类服务的微妙差别。例如,因公入住酒店应属中间服务,但因度假而入住应属终端消费;要明确区分两者,分类时显然要用不同的出发点。 【表二】把服务业分为「中间生产服务」(intermediate production services)、「终端消费服务」(final consumption services)和政府服务(government services)。
政府服务的比重则与按生产估计的实质GDP分类法完全相同。终端消费服务包括所有供终端消费的服务,可以按支出估计的GDP (expenditure based GDP)来推算,但须与按生产估计的GDP分类法所得的消费服务区分开来。终端消费服务占实质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35.6%仅微增至2010年的37.9%。
「中间生产服务」可视为总服务额剔除「终端消费服务」和政府服务后的余额。以此来估计所有中间投入的服务会较准确。中间生产服务占实质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29.8%增至2010年的47.9%,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与制造业跨境北迁密切相关。
港商把握时机扩展制造业,是带动本港中间生产服务的一个关键,箇中效应遍及经济的各个层面,为中间投入带来一波又一波的需求。中间服务的角色可视为提升商品和服务生产增值比重的动力。
有趣的是,按实数计算,过去这三十年的三个时期,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年均增幅分别为1981-96年5.1%, 1996-2006年-2.4%(注意:负数), 2006- 10年22.1%。其中1981-96年是制造业北迁的巅峰期。本地中间生产服务激增,是制造业北上连带的后果,反过来又促进了香港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成长。两者相辅相成,增加了香港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动力。
及至1996-2006年,几乎所有制造业均已北移,加上亚洲金融危机,转型开始放缓。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下降。有趣的是,到了最近的2006-10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又再飙升。目前尚难判断其原因以及能否持续,但值得探讨。
中间生产服务增加
奥地利学派和瑞典学派的经济学者早就认识到,生产过程较为「roundabout」,也就是包含较多的生产阶段、增加中间投入的比重,劳动生产力会较高;因为当生产较为「roundabout」时,劳动力和资本的专精程度也较高。
服务业的成长与中间生产服务的专精化齐头并进,业务愈来愈专门,令这类公司的规模随之缩减。看【表三】即可知,由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内,从事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的公司平均从业人数由11.5人变成11.4人,也就是说,以终端消费服务为主的公司平均规模几乎不变;但同期内,大量提供中间商品服务的公司平均由12.7人缩减到7.7人。这显示随着服务业逐渐以中间生产服务为主,「roundabout」的程度有所增加。
通过市场进行的专精化起码有三种不同的称呼:松绑(unbundling)、垂直分工(vertical disintegration)、外判(contracting out)。随着市场扩大、通过市场的交易成本下降,专精化更有所加深。机构的运作日趋复杂、监控员工表现的成本上升、所需技术由于业务日趋专精而急剧变动,以至在市场上获取资讯和进行通讯的成本下降,均助长了这个过程。
细察香港的服务业即发现,业内五花八门,差异甚大。而由其急剧扩张即可知,积极的动态市场过程正在起作用,目的主要是促进由中国华南地区扩展到海外的香港制造业成长。香港的服务业回应了市场需要,在经济日趋区域性以至全球性的环境下,为有意到中国内地以至其他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发展的企业提供服务。
政府须再厘定角色
企业利用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服务来制造商品。但同时要有「分配服务」,否则在生产和消费上只能自给自足。最后,教育和医疗服务可以看作创造和维持人力资本和医疗资本的投入,没有这笔开支的话,社会生产力会急跌。
自由市场经济不断借着较佳较廉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富有企业精神的公司则倚重高教育程度的员工。它们也开发和应用新颖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对其他公司出售建议、提供创新服务。这些中间服务业是社会制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投入因素输送给生产线的主要工具。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促成新产品的改良和开发,推动以更新颖有效的方法来分发商品,这些中间服务改变了市场上各种商品服务的混成。服务部门从业员教育水平高于商品生产部门的事实,印证了这个看法。
除了教育和在职培训,人力资本还可以透过医疗服务的投资来提升。道德和伦理标准有助于工作场所建立诚实和责任感。而所谓「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包括各种设计高效能机械和产品的科技知识,以及加强机构组织效率的智慧。最后不可忽视的是,创意和创新所需的批判(critical)、反射(reflective)和横向(lateral)思维训练。因此,这些中间或生产服务即使本身可量度的生产力成长率不高,公司要获得这些服务,生产力才能享有高成长。
有鉴于中间服务对促进生产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以及其自身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政府的经济角色应只限于提供鼓励创新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维持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放宽对各种专业和职业的限制以降低入市屏障、并努力为服务业打开香港的出口市场,降低其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