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谈及过去三十年来香港一些最突出的发展，是社会深层次矛盾关键的共同表征。这包括：通胀与通缩交替、楼价飙升令市民分化为「有楼」和「无楼」、人口老化、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上升、生产力增长缓慢、贫穷蔓延、收入差异。今天说说「福利对冲」，是由内地开放加上香港的福利制度引起的，而这项矛盾正在消耗香港的资源。
（笔者上周分述深层次矛盾的九点「病源」，今天续谈第十点。）
第十，香港一般商业私营，而且高度自由市场化。但房屋、教育、医疗、社会服服和本地运输等项目差不多全部由政府资助，且有不少是直接提供。其中一些资助部门生产力停滞，随着需求上升，相当多部门占用的资源比重水涨船高。这种资助模式不变，政府开支占经济的比重将会持续上升，蚕食经济成长和对外来的抗震力。但一般市民只见库房盈余，感觉不到背后的负债，难以领会这个内在矛盾。
留港为求「福利对冲」
非技术移民占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也增加了对资助服务的需求，加剧了上述矛盾。香港社会开放、福利慷慨，造就了不少跨境婚姻。内地开放后，不少港人庆幸亲人得以北上成家、生儿育女。但内地家人来港后的福利需求成为另一个社会分化的根源。
一些内地人看中这项吸引力，借香港来进行「福利对冲」（welfare arbitrage）；甚至有肺结核患者蓄意来港犯罪，以求入狱获得免费的治疗。福利成为一些低技能、低生产力的外人争取居港的动力。
每日只限一百五十名内地单程证人士来港，更令问题雪上加霜。这令大多数跨境家庭长期分隔两地，短期内或减轻了福利的压力，但长远来说适得其反。内地家人最终来港后，往往难以适应生活，社会的担子更重。
社会服务需求日增，但受资助部门一般反应较慢，除非获增加拨款，否则难免抗拒加大服务。政府只好在有限的资源里挪来挪去。问题十分棘手，要找到具想像力、一致性、大胆突破的解决之道谈何容易。 「福利对冲」是内地开放和香港福利优厚的产物。只要福利有加无减，对低技术移民就有诱因。
要制订长远而合乎人道的政策，应从根本上反思目前资助服务的政策。单靠单程证上限来应付「福利对冲」既不可取，亦不适宜，而只能是全面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项措施。政策的主体应该是：吸引高技能移民；投资发展本地教育；甄别福利权……。
过去这三十年，内地农村人口涌到城市工作，但并未造成城市居民排外的问题，因为农民工并不享有城市人的福利。长远来说，香港解决问题宜早不宜迟。
香港本来只须与全球市场的经济融合，但后来除了全球市场，还得与内地的经济融合；突然要「双重融合」（dual integration），我们调适的方法与速度造成了以上的后果。换言之，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源于与内（中国内地）、外（外部世界）的双重融合。
「双重融合」得大于失
与内地融合在所难免，也是我们应作的选择。香港向来是开放的经济和社会，难以隔绝外来的影响。与外部结合是香港经济与社会的文化，是我们的选择。既为城市型经济，自我孤立必定失却大量经济和社会机遇，令繁荣褪色。
根据最近公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预测，内地目前约有1.6亿中产消费者，占人口12%；到了2030年，比重会增至74%。北上拓展内销市场有利无害。与全球和内地的双重融合是香港最佳的选择，但机遇难免伴随着挑战。
要成功地与内地融合视乎多种因素：内地开放之初与港的经济差距、内地的经济规模、经济成长和开放的速度、香港不同制度下不同机构的应变，以及香港领导层驾驭变革和双重融合的能力。
双重融合虽然有利，但并非各个阶层和行业皆享。有些得益多，有些甚至失利，但肯定总体上得多于失。但既然造成差异，社会应予补救，让受害者得到一些补偿，以免社会分化，抗拒变革，反对双重融合。若能以前瞻性的政策预先纾缓或延缓融合的痛苦，当然就更好。
1979年内地开放之初，与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差距。香港经济与世界挂钩，由产品、劳动力、资本到货币市场，都透过自由港、自由的资本进出、高度流动的人口、以及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完全融入世界经济。香港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市场的需求基本一致，无论价格、劳动力和利率都由世界市场决定。
金融恶果转予楼价
唯一明显例外的是地价、楼价和租金。土地是房地产主要的资源，但供应主要取决于政策和法律——行政上的规条（legal-administrative rules）。由于土地属政府所有，供应受严格的操控，政府的规划规则、建筑条例、租务管制、公营房屋供应，对市场造成了多重的扭曲。与内地重新融合的前路在港受两大关键左右，一是经济维持开放，包括坚守联系汇率，另一个就是土地资源因规管而扭曲。
激发深层次矛盾的各种因素里，以管理双重融合的方式最为棘手。其中最具爆炸性也最令人费解的是，外来的宏观和金融震荡透过联系汇率转嫁给楼价。这再加上规划和建筑物规管僵硬、限制土地供应、环境和保育抗争、公营房屋计划冻结大量土地，也就放大了所造成的恶果。但反过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机会。
内地经济对外基本封闭了三十年后，突然在1979年开放。香港要与其重新融合，自然是一项挑战。经过长年的封闭，内地即使有所谓的物价、工资、利率和租金，与世界以致香港的水平应有天渊之别。市场一旦开放，重新融合时，无论商业还是非商业，供求都必然存在巨大的失衡。
想来港分娩的内地孕妇即为一例。这项冲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当局不得不出手纾缓，以免经济、社会和政治分化。因此，与内地的重新融合只能循序渐进、严加管控，且有必要设置各种制度性平台，以纾缓供求失衡。在经济学上，管控供求失衡也就是引入非市场的秩序。
由于内地经济规模大，香港所需的调适主要是适应内地的市场需求、支持其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与内地重新融合的过程中，透过制度创新来管控香港活动和生活各方面的市场失衡，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这对香港是崭新的挑战。
故长远来说，与内地完全的融合也就是香港的价格最终与内地看齐；而内地经济一旦与世界看齐，中港的价格自然也就是世界价格。是为经济学的「一价规律」。过程中，内地开放和成长得愈快，香港的反应也愈要相应加快而且得宜，才赶得上重新融合的需要。但众所周知，内地过去三十年发展迅速，且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
香港对跟受管控的市场交易并不陌生；上世纪国际上采用《多纤维协议》（MFA）时，香港每年都要按照MFA设立的制度性平台，与美国议定纺织成衣的出口配额。当年有人说香港贸易署上下只有一件大事：办好MFA配额。虽属笑谈，但由此可见，为了管控市场，设置和操作MFA平台成本之高。世所公认，当年全球的纺织品出口经济体，以香港执行MFA成效最好。今天应重温这段历史，看当年面对逆境时，在制度上如何发挥创意。
过去，进行国际行销等同出口海外。香港贸易发展局（HKTDC）即为此而设。现在面对内地市场，需要为不同的行业和专业分设新的制度性平台，需要进行的公共活动和投入的行政成本自然不少。香港的商界、非牟利部门和相关专业种类繁多，需要创设大量不同的平台，这方面的需求近乎爆炸性。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作为这种平台，有待强化功能和效益。
「积极不干预」并未过时
内地开放后，香港管控市场失衡的工作量激增。这类失衡存在于经济和社会活动所有的领域，对政府的工作及工作的重组产生了新的需求。内地开放和成长愈快，对特区政府的需求愈大。特区政府未及赶上反应，看似惰怠拖拉。大财团有时候等不及政府构建新平台，先行一步。但一般公司缺乏这种财力，难免有怨言。
制度性平台要运作有序、公开透明、可以预测、开放参与，设计时需要最大的创意、启动能力和建设团队。其功能类似「虚拟市场」，每当出现过量的求过于供或供过于求时，进而维持市场秩序。具体来说，当单靠价格不足以理顺市场，或者价格无法合理运作时，介入以分配资源。
随着内地继续开放、成长，制度性平台须不断演变，适应新的供求条件。这项制度性创新是持续的过程，直到价格能再度均衡供求、市场再度正常运作。到时最大的挑战反是，平台完成历史任务后能否顺利撤销，不致尾大不掉。
现在情况是否就如不少人说，「积极不干预」已过时？刚好相反，积极不干预比以往更重要。双重融合的最大挑战是须持续处理当供求严重失衡时，怎样与内地重新融合而又不致引发破坏性的震荡。这也就是当市场失去调节功能，社会须承受后果时的情况。这时极需创设新的制度性平台，在市场以外解决资源的分配。在此情形下，政府的干预显得有理，属于「正面」的介入。
接着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设计和操作这类平台？这也就须要遵循市场原则：从规则出发达致井然有序、公开透明、可以预测、公开进入。要避免那些看似为了处理危机特设的政策性干预。确保新的参与模式不限于服务供应者，也包括消费者。
政府在建构和运作这类制度性平台应严守的金科玉律：确保对供应方和需求方等所有人公开透明、均等参与，只担任游戏的裁判，避免从旁鼓动或选择赢家。
这有三个好处。首先，政府作为中立的裁判，是参与者认可的诚实中介，既享有权威，又获得各方的尊重。二是当有平台完成历史任务后，政府是废除这种平台唯一有公信力的权威。如此方能确保过气的平台不会用来维护既得利益，浪费资源。三则这些平台虽则本是为了与内地融合而创设，但同时开放让其他地方参与才有助于中国与世界融合，对香港更为有利。
工业转型之利渐到尽头
内地开放头十五年，香港与其重新融合的过程相对无痛，对港也利远多于弊。期间香港流入内地的主要是资本和管理专长。香港身为国际经济城市，多的是企业人才，中小企业很容易就担起了这个角色，很少劳动政府，也毋须为了重新融合而创设制度性平台。
但接着那十五年，与内地重新融合之痛日渐浮现。首先，回归前后，香港有人在政治上对于这种融合感到恐惧，大力抗拒；第二，香港忙于应付世界经济造成的外来震荡；第三，新移民人口渐增又或者内地劳动力南下，取代了香港资本北移，成为此阶段融合主要的形式。
制造业跨境北迁带来的工业转型之利逐渐走到尽头，但未及时设立新的制度性平台以对接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几乎各方面都陷入僵局，惟独较瞩目的金融业略有进展。
建立新制度性平台与内地对接并非香港唯一的要务。在位者须从观念层次出发，构思一套贯彻始终、全面兼顾的方针，确立特区政府在管理和运作这些平台上的目标和角色。为选票而深陷政争、迎合诉求、营营役役的政客不会为长远政策找到合适方案。
董建华担任特首时，虽然寻求为香港拨开荆棘、找出前路至关重要，但其后似乎未有进一步发展。际此政府换届，没有什么比厘清这方面的思维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Global Trends 2030-Citizens in an Interconnected and Polycentric World, ESPAS Report, 27 April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