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面世五十周年，以及前辈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面世七十周年。
自从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后，这两大经典毫无疑问是有关资本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两位大师到底讲了些什么？他们所论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名词今天无人不知，但当初并非来自「利伯维尔场始祖」的亚当斯密，而是马克思的发明。西欧的封建庄园经济给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取代后，马克思将新的经济模式称为资本主义，认为封建主义内含不可解的矛盾，注定要让路予资本主义；他预言资本主义也会因内含不可解的矛盾而终要让路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斯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在生的十九世纪后期，西欧的穷人深受他的世纪学说「资本主义基于剥削而发展」鼓舞，视为对己身贫穷不幸的科学论述；更重要的是，通过暴力革命脱贫的契机。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不少穷人因而误入歧途。马克思的信徒很可能严重曲解、甚至蓄意曲解大师的学说。马克思其实对资本累积带来的强大生产力深感敬佩，而且相信资本主义崩溃的现象只会出现在工业化最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当时最富有的英国，贫穷的农业国俄罗斯反而没有这个问题。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创造出富裕的社会，只不过由于制度内在的矛盾，难逃自我埋葬的宿命。
可是，资本主义必亡的马克思预言至今未有兑现，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其后在各国的发展令人不忍卒睹，令马克思派的专家学者尴尬不已；资本主义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在马克思身后这150年继续蓬勃发展。
熊彼得在1942年写道，资本主义的成就在于不断地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产量。虽然经济衰退周而复始，尤其是1929-39年的大萧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持续高增长，而且并非由精英阶层独享成果。资本主义这部引擎的生产力大到难以想象，让社会大众得享封建时代唯皇室独有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资本家而是产业工人。
资本主义这样成功，熊彼得认为乃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奖赏结构之功。当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放手发展时，企业家很有机会赚大钱。熊彼得把赚大钱看作红萝卜，而经营破产看作棍棒。一奖一惩相结合，既焕发了工商阶层的生产力，也为世人加入营商、致富，以及退出这个阶层提供了一种自动的规管机制。在熊彼得看来，牟利动机是有效调度社会资源的强大诱因。
重新解释资本主义
熊彼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被少数具支配性地位的大企业主导。它们仗着足以左右市场的实力，企图操控价格、阻挠对手入市、强行收购竞争者、多方采用非竞争的手段；但资本主义是动态的过程，市场垄断者单靠支配性地位扼杀不了竞争。大师笔下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带动经济这部机器，藉着企业创意来掌握新技术、打开新市场，取得动态的效益。
他写道：「推动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原理来自企业家所创造的新客户产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新的市场、新的工业组织形式。（这些发展）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的，不断创造新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的事实。」（第83页）
教科书以往把竞争性经济模式的静态效益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色。熊彼得摒弃此说，把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由市场好过中央计划转化成资本主义作为创造、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引擎，好过社会主义。他的论点是创造性毁灭所迸发的经济摧毁力与资本主义变成不可分割，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很容易引发社会政治动荡。
因此，熊彼得敬佩资本主义的同时，相信其终将自我毁灭，被社会主义取代。他当然不喜欢自己这个结论，但认为无可避免。他眼中的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不相信资本主义会纯粹败于经济原因，但于面对文化和政治的问题时太脆弱。以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成就本身动摇了那些保障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不可免地形成一种令其无法生存的状况。」（第61页）
企业家也许不受爱戴
在文化上，熊彼得认为，资本主义以锲而不舍地追求理性选择和利润盘算作为核心价值，心肠太硬，缺少资本主义前社会的「神秘、神奇、浪漫和勇气」的魅力。成功的企业家也许值得尊重甚至崇敬，但不受爱戴。这对企业家可能是好事，养成一板一眼的性格。但得不到大众的欢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性的弱点。成功企业家由于这种宿命，经济一旦不景时，容易在政治上成为箭靶。
熊彼得认为商业周期令经济周而复始地短暂放缓，是资本主义运作内在的问题。对就业人士来说，由此造成的失业可能是灾难性的，成为社会持续动荡的根源。而动荡一起，矛头自然落在企业家身上。他们本来就没有人喜欢，现在更沦为政客和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箭靶。资本主义虽然不会就此倒地不起，但会逐渐被社会主义取代。
熊彼得也认为，大企业内部会逐渐屈从于官僚主义。企业创新精神最终将被官僚及由受薪的公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以公式化的决策取代。即使家族企业也难逃这个命运。成功的企业家通常无意多生养，以致后继无人。但熊彼得看得再远再广，也不可能全知全能。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动力的定论可能下得太早，以致过分悲观。
企业规模扩大后，的确会逐渐变得层级分明、不够灵活，但同时会有新组织冒出来。今天最具创意的一些新企业采用平面（flat）和网状（networked）的架构，创造力不亚于昔日的企业。这些企业很多是新兴企业家创办的。
它们外判业务、紧盯供应链，模糊本身和市场的界线，用尽各种业务方式的优势，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并透过各种激励合约（incentive contracts）方面的创新，激赏受薪员工成为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从而改进业绩－－虽然有时候也会像英国的Baring （霸菱）和美国的Enron（安然）丑闻那样造成灾难。但无论如何，这告诉我们，为了提升生产力和利润而努力不懈，实在是资本主义的特色。
「共同福祉」不存在
熊彼得最具洞察力和创意的观察，是在解释资本主义为何最终会被社会主义取代时，就民主政治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剖析。民主政府虽然与资本主义相伴相生，但以熊彼得看，不但无法让资本主义避免被社会主义取代，且能与社会主义并存。
熊彼得认为，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原则错在假定有所谓的「人民意愿」（will of the people）。他从一开始就发觉，世间不可能存在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共同福祉」（common good）。到底怎样才对社会最好，人们看法分歧。即使聪慧、知情、居中别无利益的人，也都难有共识。他因此不同意这项民主的「真理」：「民主方法是一种从认同共同福祉出发而达成政治决定的制度性安排，而方法是让人民选出藉着集会来履行大众意愿的个人，自行决定各种议题。」（第250页）
一如John Stuart Mill等英国自由主义者，熊彼得不认为当选者应代表选民狭隘的利益，反而主张他们按照全国最佳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理由是：民主政治不应该是单纯的接受和跟从，当议题超出公民的私利、关乎重大的公共利益时，当选者应发挥领导作用，塑造和引导「人民的意愿」（will of the people）。人民的意愿不应自下而上，而应自上而下。
熊彼得写道，「人民的意愿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并非政治过程的动机。」（第263页）。在他看来，民主政府是一种「达致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让个人透过竞争性的奋斗以赢得民众的选票来获得决策权。」（第269页）
民主制度须有五条件
熊彼得的民主观对后世的政治学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这两大观察：政客是追求选票以代钞票的企业家；民主真正的功能是拣选领袖而不是政策。他指出，政客参选可能主要是基于私利，但却相信他们可达成可取的社会目标，就如在经济上出于私利而追求最大的利润，最终透过竞争性的市场，达成具社会效益的资源分配。
熊彼得认为民主政治带有危险性，尤其倾向迎合选民的短利、不顾长远的问题。这个倾向若不受控，民主制度难有满意的表现。针对这种风险，熊彼得给民主制度开列了五大条件：
一、能吸引到足够既有质素又有技巧的人士参政。
二、政府决策的有效性不宜延伸得太远。很多决定应交给专家和技术人员去拍板，莫让选民根据短利来取决。
三、与第二点有关的是，公务员要非政治化，官僚架构要训练有素、受人尊敬，免被公众短线的政治憧憬左右。
四、要有足够的「民主自制力」（Democratic Self-Control）。选民要对制度有信心，相信当选的政府能有效运作。要对自己所选的政府有耐性，而不是政府一有差错就争相指责。选民和在野党要自律，攻击政府要有分寸。
五、公众对分歧的意见要高度包容。这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公众对社会管治包括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有共识。
熊彼得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民主的福地，而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镜像。这两大制度本于同一个原则：让每个人自由选择。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要限制政治决策的范畴。
借经济来限制政治的原则内嵌在「放任自由」（laissez faire）的概念里。国家被局限于保障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国防、维持法律与公共秩序、确保合同得以执行。就国家的公共功能作出规限后，才较容易做到上述的「民主自制」。放任自由的概念位居主导时，政府即使决策错误，相信也不致直接威胁到个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也就能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在民主架构下达致和平共存。
但熊彼得不相信民主政治能够令资本主义屹立不倒。理由是政客无止境地争夺选票，追求本位利益，自成一阶层。但资产阶级不愿参政，将政治领导权拱手让人。熊彼得由此而假设，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大企业会逐步由国家接管。资产阶层失却经济作用后，将会萎缩消亡。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此后停顿，创新终止，技术停滞。社会主义和民主会共存，但经济不再发展。他的预测到此为止。
大师理论也有盲点
但熊彼得认为资产阶层在政治上被动，与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的观察相反。他发现商人最爱使用谋略。而事实上，此前历代的资产阶级并不介意游说政府以谋取特权、用规管屏障来吓阻对手。
资产阶级着手寻租时，限制对手入市的政治竞争也就取代了利伯维尔场的经济竞争。人们不再鼓励创新、发展生产力，而是反过来窒碍经济创造力。政府若插手规管商业，也就是要社会走向公共产权，最终变成社会主义。
熊彼得竟然未看出这发展，令人惊讶。但既然预见到大企业官僚化，日常靠受薪的经理打理，则大公司经理向政府求特权、求保护，又有何怪哉？
熊彼得也忽略了选票竞争对经济的后果。政治若主要是竞争在各阶层之间转移收入的权利，社会也就会不惜工本以求重新分配资源。得益者如果是政客或者他们的选民，这种争夺也就更不堪设想。
熊彼得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民主政治下也能运作，但未预见到这个制度不仅会令经济停滞，甚至会令经济倒退。政府在社会主义下掌握的经济比重大过资本主义。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寻租和选票竞争的回报也就更大更严重。
民主社会主义的危险性是熊彼得的盲点。没有资本主义引擎带动增长的话，本质上零和的政治可能会令经济倒退。
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发展，但作为一种分析，深具洞见，令我们不得不思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连带关系。大师开创的「创造性毁灭」和选票竞争概念，至今启发着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课题。
参考文献：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