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近数十年来收入分散程度有增无减，但收入不均现象只在近期才备受大众关注，部分原因固然在于大众对分配公义的标准敏感度日高，但亦多少因为社会开放、争议日多，带有政治表态成分。至于诿之为贫富悬殊日益上升的因素，则论者往往单凭一己之见，甚至出于政治意气而无的放矢，欠缺深入分析及细心求证。希望透过本文，可略补这方面的不足。
要制订恰当的公共政策处理收入不均问题，必须正确理解究竟收入分散问题日趋严重是否值得关注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科学议题，必先有确切答案，方能妥善处理相关政策议题。本文将从实证角度探讨收入分散背后的成因，从而考虑应对之策；并阐释个人收入分散与住户收入分散两者之间的明确分野。
本文以1976年至2011年人口普查各组数据集的子集估计本地住户及个人收入分散的坚尼系数，亦即衡量收入分散现象的常用准则。坚尼系数由0（收入百分百均等）至1（收入百分百不公；亦即一人独得所有收入）。本文中所作估计数字与政府统计处数字略有不同，主要因为我的样本量较少，而收入变量又未尽周密，但愿差别不大。希望藉本文抛砖引玉，鼓励其他研究者采用较为细致的数据集以作进一步分析。
「分散」对比 分门别类
从【表1】可见住户及个人收入分散现象大致上随时间增长，只有少数例外；近数年虽已放缓，但收入不均现象持续增加。在1981至2011年、1991至2011年、2001至2011年三段期间，我估计本地住户收入分散增加的坚尼系数分别为0.074、0.048、0.031；同期内个人收入分散增加的坚尼系数，则分别为0.090、0.053、0.021。在此三十年期内，住户与个人收入分散现象的变化模式差异颇大。住户收入分散增加速率相对较急，而个人收入分散速率则相对较缓，这对理解收入不均的趋势至为关键。
表1 个人及住户收入分散坚尼系数
| 坚尼系数 | 坚尼系数的变化（不同年期） | ||||||||
|---|---|---|---|---|---|---|---|---|---|
| 1971年 | 1981年 | 1991年 | 2001年 | 2011年 | 1971-2011年 | 1981-2011年 | 1991-2011年 | 2001-2011年 | |
| 个人收入分散 | – | 0.397 | 0.434 | 0.466 | 0.487 | – | 0.09 | 0.053 | 0.021 |
| 住户收入分散 | – | 0.459 | 0.485 | 0.502 | 0.533 | – | 0.074 | 0.048 | 0.031 |
| 政府统计处估计的住户收入分散数字 | 0.43 | 0.451 | 0.476 | 0.525 | 0.537 | 0.107 | 0.086 | 0.061 | 0.012 |
数据源：政府统计处
住户收入来自所有个别成员，是众人不同决择的结果，其中包括就业、退休、结婚、离婚、生育，是否自立门户等选择因素，对住户收入及其在社会上的分散情况构成错综复杂的影响。
要掌握住户收入分散加剧趋势的成因，必先了解上述千丝万缕的选择因素，及其对观察所得的收入分散现象有何效应。如此艰巨的分析任务不易完成，必须搜集远较人口普查数字为多的参考数据。采用现存数据，只能以简单程序将收入分散现象解构为不同组成因素，然后比较各因素之间的历时变化，以便从中识别收入分散的主因。虽然分析并不能完全解构背后的复杂因素，但对于住户收入分散现象的历时变化的主要原因至少能提供一些头绪。
进行有关实证解构分析所用的并非坚尼系数，而是戴尔指数（Theil Index），因为坚尼系数难有简单的数学解构公式，反而戴尔指数则可通过数学上的加性（additive）方式解构，以产生各种相关因素或人口组别所占比重，因而一向广泛应用于同类分析。实际上，戴尔指数的估计数字与坚尼系数的数字大同小异。
根据戴尔指数，1976至2011年期间，本地住户以及个人收入分散程度均同告增加，住户由0.452增至0.564，个人则由0.407增至0.522。同期内住户收入分散0.112的增幅，与个人收入分散0.115的增幅分别不大。但1991至2011年期间，两者增幅强弱有变，住户收入分散0.077的增幅，则较个人收入0.066的增幅明显为高，与基于坚尼系数的估计数字相若。个中原因为何？可从个人及住户收入分散起因方面探索。
教育政策 均等关键
【表2】所见个人收入分散起因可解构为五大因素：年龄、性别、教育、婚姻及新移民状况。1976至2011年的三十五年期间，这些因素中年龄占3.8%，性别占-12.4%、教育占73.6%、婚姻状况占-0.1%、新移民占11.5%；至于1991至2011年间没有太大改变，年龄占6.2%、性别占-8.4%、教育占65.6%、婚姻状况占0.2%、新移民占15.2%。
表2 个人收入分散起因相关因素
| Year | Overall Theil Index | Between group variations 各组别变化 |
Within group variations 组别内变化 |
||||
|---|---|---|---|---|---|---|---|
| 年份 | 整体戴尔指数 | Component due to age 年龄因素成份 | Component due to gender性别因素成份 | Component due to education教育因素成份 | Component due to marital status婚姻状况因素成份 | Component due to recent immigrant status新移民因素成份 | Residual Component 其余因素成份 |
| 1976 | 0.407 | 0.026 | 0.027 | 0.1 | 0.006 | 0.005 | 0.243 |
| 1981 | 0.4 | 0.029 | 0.025 | 0.1 | 0.009 | 0.01 | 0.227 |
| 1986 | 0.429 | 0.033 | 0.019 | 0.12 | 0.005 | 0.003 | 0.249 |
| 1991 | 0.456 | 0.027 | 0.018 | 0.141 | 0.006 | 0.008 | 0.256 |
| 1996 | 0.503 | 0.024 | 0.012 | 0.162 | 0.006 | 0.017 | 0.282 |
| 2001 | 0.482 | 0.027 | 0.015 | 0.17 | 0.005 | 0.012 | 0.253 |
| 2006 | 0.482 | 0.032 | 0.011 | 0.143 | 0.005 | 0.012 | 0.279 |
| 2011 | 0.522 | 0.031 | 0.012 | 0.185 | 0.006 | 0.018 | 0.27 |
| 1976-2011 | 0.115 | 0.004 | -0.014 | 0.084 | 0 | 0.013 | 0.027 |
| 3.80% | -12.40% | 73.60% | -0.10% | 11.50% | 23.60% | ||
| 1991-2011 | 0.066 | 0.004 | -0.006 | 0.043 | 0 | 0.01 | 0.014 |
| 6.20% | -8.40% | 65.60% | 0.20% | 15.20% | 21.20% | ||
| 2001-2011 | 0.04 | 0.004 | -0.002 | 0.014 | 0.001 | 0.006 | 0.017 |
| 10.30% | -5.60% | 36.30% | 2.30% | 14.60% | 42.20% | ||
注：包括18岁以上而又非学生者；不包括家庭佣工。
从【表2】所见，教育显然是造成个人收入分散的首要因素，其所产生的作用也显然是三十年来至为关键。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职者个人收入分散现象主要反映个人生产力的变化，而生产力变化基本上源自教育程度。
我在本报曾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为平等、成长而施教〉和〈政策与人力资本如何影响新加坡与香港的增长差距〉，分刊2012年4月18日、2013年10月2日），提出本地未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采纳进取的人口政策和拓展教育，而大专学额又尤其不足，实在是引致本地收入不均以及窒碍经济生产力增长的罪魁祸首。
正如我上周在本栏指出，人口政策和教育是两项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全赖这些范畴，香港半个世纪以来在经济生产力方面才得以一直领先新加坡，无奈近二十年来这个差距已大为缩减。此外，鉴于过去三十多年间，本地个人收入分散一直主要由教育程度驱动，则解决个人收入不均问题自然应从根源入手，以教育政策为首要政策工具。
次要因素 效应有限
至于其他相关因素对个人收入分散的效应，则远不如教育重要。年龄因素对收入分散无甚效应，可归因于多数「战后新生代」（baby boomers）年事渐高的同时，这一代人的高薪一族占就业人口比例亦逐渐增加，以致收入分散程度下降。随着这一代人相继退休，收入分散减低的效应将逐渐递减。
性别效应呈现负数，其走势亦持续减退。女性由于教育程度日高，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亦随之上升；男女收入差距日渐收窄，就业人口中的收入分散现象亦随之减低。
若根据长期数据计算，婚姻状况的效应只属微乎其微，也许反映了就业人口中低收入单身一族、已离婚者比例日增，与高收入已婚者比例日降互相抵消；但实情是否如此，则尚待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新移民对收入分散现象的效应则呈正数，反映在人数日增的新移民中，低生产力者所占比例较高。移民政策当然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在自由社会中，个人自应享有移民自由，不受政府约束。但在香港则属政府政策范畴， 何人可移民来港决择权在于政府，家庭团聚自是符合人权，但家庭的定义却是由政府所定。
综合上述分析，换言之个人收入分散增剧主要是受教育影响，其他因素只属次要；因此在处理个人收入不均的问题上，教育当为核心所在。
下周续谈住户收入分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