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本篇开展一个全新系列，围绕如何再创香港奇迹，与先前发表的《香港深层次矛盾》与《香港奇迹已经幻灭？》的两个系列谱成我的「香港三部曲」，从而探讨我至爱的这个城市在探索前行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环球经济变局，其中宗主国中国又以新兴强国的姿态出现。香港社会对自身以至未来在中国、全球发展所担当的角色，一直有所争拗，自我定位模糊。半世纪以来，香港经历盛世，成绩有目共睹，期间政局平稳、社会安定，无论在生活水平与个人自由两方面均有长足进展。
香港正面对种种严峻挑战，经济方面：一、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未见改善；二、收入及财富差距日益拉阔；三、各行各业的经济创新进展缓慢；四、由于制造业北移后服务业当道，本地经济重心变得日趋内向；五、利伯维尔场与小政府等已证实行之有效的政策取向备受挑战。
本地社会人口急剧转变、家庭结构彻底改变，在在构成各项挑战：一、人口老化；二、劳动人口增长停滞不前；三、人口质素落后于其他国际都会；四、破碎家庭比率升势惊人；四、社会向上流动趋势受阻；五、首次置业者难以实现置业愿望；六、对往后医疗服务供应不足的忧虑日深。
政治方面，决策能力备受此等因素左右：一、寻求切实可行政改方案仍未有头绪；二、少数意见及利益日渐抬头，政治争议不休；三、公共政策纲领日趋支离破碎，难以整合；四、身份认同危机促使向来开放的社会转趋内向而保护主义，因而产生本土主义倾向；五、以往逆境自强、当机立断的本色日形减褪，反而在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上寸土必争。凡此种种，无助于正处萌芽阶段的民主政制茁壮成长，反成民粹政客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而加以利用的烟幕。
新港困境 大同小异
虽然多番挑战看似难以克服，但身为启蒙运动拥护者，我对人类理性一面的信心从未动摇。二战后香港所创的经济奇迹足以证明，新时代应可为经济带来崭新希望。战后不少亲历其境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因饱受财经危机及动荡不安的政局、社会冲击而犹有余悸，由于对理性信心尽失，以致瑟缩于自设的文化圈及小区之中。我对如此取态不敢苟同。本文将集中剖析香港应如何正视当前各种挑战，从而制订全面而具策略性的有效对策。
我所想的对策，可先从香港与新加坡两地对比说起。香港的内忧外患，新加坡也不能幸免。诚然，香港所受的挑战远较新加坡严峻。参照新加坡的情况，有助厘清有关构思，并就本地面临的种种挑战设定适当的衡量基准。
香港与新加坡同样面对收入不均的问题。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制造业外移至低技术工人供应过剩而工资偏低地区，各地难免受到此一趋势影响；在发达国家中，技术水平较低工人的实质工资增长一直停滞不前，港星两地的低技术工人正面对相同困境。造成低技术工人工资增长落后的另一原因，在于现今科技发展较有利于高技术工人的趋势。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中教育回报差距日渐扩阔，以致高技术与低技术工人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导致收入不均情况加剧。
世界各地中等入息家长致力增强子女教育机会及成效，在发达国家之间已成普遍现象。不但名牌大学入学竞争激烈，就连中小学以至学前阶段，以至各种有助升学的课外活动，家长也争相为子女报名参加；弱势家庭子弟入学机会不均，加上不少地区社会的教育投资不足，收入分散程度自然变本加厉。
置业难关 祸延后代
新加坡一向采取介入市场措施，以吸引并挽留制造业、促进技术发展以创造优质就业机会、输入高技术移民，并投资教育以维持增长及提升生产力。此等措施虽能保持人均GDP增长，却无助于制止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中高技术与低技术工人之间日益扩阔的收入差距。
低技术工人收入增长停滞不前，亦有碍其实现置业目标。由于土地供应有限问题难以解决，新加坡与香港的楼价不断攀升。环球宏观经济的低息趋势，更引致楼价通胀加剧，两地的「无壳蜗牛族」不但难以分享楼市繁荣的成果，与有楼阶级的差距更愈见拉阔。不过，相对于新加坡人高达九成以上的置业率，本地置业率只得五成左右，未免瞠乎其后。
不少年轻人均抱怨难有足够积蓄置业，甚至婚事、生育大计亦被迫延迟。造成部分年轻人迟婚现象的更重要因素，大概在于本地离婚率迅速上升，这使房屋需求上升，也令私人楼市的劏房大行其道。
新加坡离婚率亦呈上升之势，但仍远较香港为低。2012年，新加坡离婚宗数共计7727宗，平均每千居民有1.9宗；香港离婚总数则达21125宗，平均每千居民三宗，个中原因有待研究。离婚趋势有助长跨代贫穷之虞，因此香港离婚率趋升更令人担忧。离婚现象往往在弱势社群间尤其普遍，对穷家子弟的成长更会产生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
人才凋零 收入分化
此外，新加坡、香港同样面对人口老化，亦即工作人口老化趋势。两地生育率及死亡率不但偏低，更有持续下跌迹象，香港情况尤为严重。2010年，受供养长者比率，亦即年满65岁以上长者对20岁至64岁工作人口比率，新加坡为0.123，香港则为0.187。据联合国预测，受供养长者比率将于2065年臻于顶点，届时新加坡与香港的比率将分别达0.5及0.8水平。
此外，两地均有劳工短缺情况，而香港远较新加坡严重，其中尤以高技术工人为然，可归因于四方面：一、香港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及新加坡；二、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因面对前途不明而出现人才外流，以致高技术工人大量流失；三、部分行业及专业对人才输入处处设限，无助解决问题；四、香港饱受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潮冲击，其中以低技术者居多，自1978年起的三十五年间，抵港的内地移民为数已近160万。
拨乱反正 社福过度
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技术水平不同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以致香港难以获得有力带动经济增长所需人才。不过，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人才跨境婚姻渐趋普遍，一直困扰香港的人才荒才得以略为纾解。
相反，新加坡却尝试以输入外劳及吸引外来移民的措施，减轻人口老化造成就业人口缩减的压力。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新加坡的就业人口增长将在三十三个发达国家中称冠。不过，外来移民带动经济增长之余，也会为当地房屋资源带来压力，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居民及年轻人构成威胁。
面对社会压力日增的形势，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中遭遇重大挫折，新加坡政府必须为重订国家发展策略急谋对策。2013年8月，总理李显龙宣布该国发展策略的重大转变，并称之为该国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中推出的医疗、教育、房屋等重要新政策如下：
首先，新加坡政府将加大力度，透过房屋新政，务使国民能充分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措施包括资助月入一千新加坡元以上的家庭以低于市价置业。由于国民置业率已达九成以上，改善置业资助措施的困难自然远较香港为小。
其次，政府将增强社会医疗保障，以提高保费方式提供全民医保福利，并为无力负担高昂保费者提供资助。
第三，新加坡政府将为促进社会流动性而大开方便之门，让弱势社群子弟分享通过教育出人头地的机会。除为每名年龄介乎7岁与16岁之间的学子提供较高教育储蓄资助额以外，亦将增设两万个学前教育学额，藉以促进该国学前教育发展。
香港部分论者指新加坡上述各项改革壮举，对在房屋政策上犹豫不决的香港政府，实无异于一记耳光。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新加坡的社会福利式新政，对奉行利伯维尔场经济并讲求自立自强的香港并不合适。李显龙深明有关改革不无风险，并指出国际上早有国家即使用心良苦，推行类似福利政策，最终亦难免惨淡收场。例如芬兰虽有完善就业保障及教育制度，该国年轻人失业率仍高达20%。美国医疗开支之高虽为全球之冠，但医保成效犹逊于不少发达国家。
李显龙又坚称新加坡政府会照顾低收入者福祉，但却不会削弱其自立能力，并告诫须防为求支付眼前消费开支，而不惜后代为此背负沉重债务；言外之意，即要求新加坡国民甘愿接受政府加税，为扩充社会安全网付出代价。在总理本人立场而言，此举所涉风险早在预计之中，新加坡政府自当小心行事，对其中陷阱提高警惕。作为民选政府，对此亦别无选择。
至于香港，又会否被迫走上社会福利主义之路？事实上，香港面对的社会、政治压力有增无已。虽然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似已事在必行，但立法会内四分五裂的乱局依然未变。鉴于香港人口老化程度尤甚于新加坡，走社会福利路线的代价只会更为沉重。
人口老化 开支深潭
此外，香港奉行低税率政策，大部分合资格选民并非纳税人。香港选民中非纳税人比例，在本世纪内势将持续增加，因为据联合国预测，受供养长者比率将于2065年达0.8而臻于顶点；及至2100年，亦即联合国预测范围内末年，仍将接近0.8水平。假使本地人口政策继续维持不变，香港本世纪后期的施政方针，势将受七八十岁的长者选民所左右。
新加坡向有公积金之设，投资回报低而又规定在职者将入息中一大部分（现为36%）拨作供款，并设普遍消费税，市民为获取社会安全网增强保障而付出较高代价。至于香港，至今既仍未有全民公积金及消费税之设，短期内倒也难望为求加强社会保障而推行同类措施。要在香港强行引进有关措施，只会引起社会各界群起反对。
香港所面对的人口问题，一言以蔽之，实为「战后新生代」逐渐老化的结果。这一代人也是人口年龄金字塔中的异数，在其他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究其原因，在于战后大量移民涌进香港，以致1945年仅得60万的本地人口，在1951年激增至210万。这批第一代香港移民生育率极高；其下一代（亦即「战后新生代」）的生育率则远较上一代为低。在两种因素相加的影响下，香港人口年龄金字塔遂突显出一时暴胀的迹象。
如今「战后新生代」将届退休年龄。这一代人特别长寿，对本地医疗资源及退休开支的压力日形沉重。政治上，这一辈今后亦将长期主导舆情，民主选举更会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影响力。
不过，这批高龄选民在行使其投票权时，未必人人深明大义，以审慎理财为原则。这辈人自会要求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却已无入息为政府税收带来进账。在精于弄权的民粹政客鼓动下，高龄选民自会投票赞成增加公共开支，漠视势孤力弱，而又技术水平参差的工作人口何以负担开支日增的压力。可惜高举「耆英万岁」的旗帜，只会像西方发达国家及日本一般，长期依赖赤字开支与持续累积公共债务，落得惨淡收场。香港耆英高度密集，其心意也就更加明显。
虽云赤字开支有违《基本法》量入为出的规定，但政客若无法以加税方式支付公共开支，势将草率通过种种相关法规，迫令私营企业资助有关开支，从而绕过宪法限制。事实上，税务式收入转移，可以立法式收入转移取而代之，例如政府可透过立法方式规定雇主资助医疗及房屋开支。以法规方式介入，所收效果尤较税务手段负面，因为营商成本负担因而大增。
至于最低工资立法，则为另一种立法式收入转移，因为当局不再以征税方式，而改以规定雇主直接支薪方式补贴低薪工人。虽然最低工资不会直接将收入转移给非工作人口，但若供养非工作人口的低薪工人为数众多，则会间接将收入转移给非工作长者人口。一旦政府屡屡以立法方式将其不愿或无法以公帑支付的开支，改由收入转移方式支付，则势将有损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行政与立法机关更会在立法过程中寸土必争，而陷于难以化解的僵局。
香港四分五裂的政治生态，只会滋生繁杂政令。香港政府若在房屋、医疗、教育增加开支方面承受压力大于新加坡，而《基本法》又明文禁止赤字开支，则以法规转移收入的方式，就势成政治上唯一可行方案，可惜如此形势只会对香港经济更添沉重打击。
香港有何善法既可以承担需求日增的公共开支，而又有助本地经济增长，使新增开支在经济及政治上同样可行？这问题将于下回分解。
再创香港奇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