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上周提到，若本世纪内香港劳动力萎缩之势不止，经济就会危在旦夕。事实上，人口急剧老化与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不过是本地劳动力在量变方面的挑战；香港所面临的更大威胁，乃在于人口变质。假使变质的趋势未能及时逆转，则香港长久以来所享的国际大都会地位势将不保。
20年以前，香港年满25岁人口的平均就学年期一向高于新加坡（【表1】）。1991年，香港居民平均就学年期为7.5年，较新加坡平均6.6年为高；但这优势逐渐褪变，2001年变得平起平坐，20年后，即2011年新加坡已升至10.1年的水平，香港反居其后，平均仅为9.7年。即使将两地人口的平均就学年期以性别区分计算，新加坡仍是后来居上。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已成功超越香港。
表1 香港与新加坡平均就学年期及Penn人力资源指数(Penn Human Capital Index)对比（年满25岁人口）
注: 新加坡受教育年期的数据为1980, 1990, 2000及2010年
数据源: 香港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统计样本数据库及新加坡统计处<<2013人口统计>>
人力资本 此消彼长
这个发展无论对香港抑港人均有经济的影响。教育的经济价值视乎就学机会的罕有程度而定。香港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及新加坡，所以本地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照理应该较高；而「Penn人力资本指数」（Penn Human Capital Index简称Penn HCI）显示的数据也确实如此。Penn HCI是平均就学年期与教育回报率相乘的积数。
新港两地的Penn HCI值估计见【表1】右侧两栏，数据显示香港不同年份的Penn HCI均较新加坡为高。由于香港人平均就学年期近年有所减少，就学机会亦相对罕有，可以推断香港人的教育回报率应较高。
Penn HCI可用于衡量就学年期对GDP的贡献。【图1】显示新港两地在1961-2011年期间Penn HCI每年增幅。上世纪70年代，香港Penn HCI每年增幅一直高出新加坡近1.5%，此形势自80年代开始逆转，新加坡Penn HCI每年增幅超出香港约0.5%；至90年代，新加坡进一步超前比香港多1.5%，新加坡的人力资本储备终于超越香港。
图1 1961-2011年香港和新加坡Penn人力资源指数(Penn Human Capital Index )年增长率%
数据源 :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8.0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于经济不断增长以至历久不衰具中心作用（见本栏2011年4月20日《城市、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透过个人努力及投资可累积人力资本，资本总额更是无可限量，投资回报也会随经济生产规模扩充而不断增长。因此，即使经济日益富裕，仍有不断增长余地。
人力资本不但可提升个人生产力和入息，也能进一步普遍提高整体人力资本及生产力。换言之，人力资本技能可产生外溢效应，惠及整体经济，但由于其促进生产力的外溢效应并未充份反映在个人收入中，因而是「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
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新加坡透过增加人口、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储备，以产生正面界外效应，加强生产力，维持经济增长。根据Penn WOrld Table所得新港两地的总因素生产力（【图2】）估计数字，香港领先新加坡的优势只可望维持至过去的 廿世纪末。
图2 1960-2011年香港和新加坡的总因素生产力水平(PPP)
数据源: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8.0
1970-1989年期间，香港的总因素生产力较新加坡高出约13%；上世纪90年代，随着制造业扩展北移，香港逐渐转型为金融及生产性服务(Producer Services)中心，生产力迅速增长，领先新加坡的差距扩大至24%。新加坡虽然受惠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但从80年代开始已积极吸纳国内高技术人才，发展至90年代中期香港生产力下跌，新加坡生产力反而力保不失，且其总因素生产力与香港的差距更收窄至5%，成为战后以来两地生产力的最低差幅。从图2可见，至2011年，新加坡不只把距离拉近，且已超越香港。
得不偿失 才荒依旧
新加坡所以能在人均人力资本储备上追上香港，原因有几方面。首先，香港在1980-1998年间备受高技术人才外流打击（【图3】）。上世纪80年代，本地外流人才每年平均在20,000名以上，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前的10年内，更达每年平均50,000名的高峰。此后，每年外流人才平均约减低至10,000名左右。
图3 1980-2012年香港移民至海外人数
数据源: 信报月刊(2013年11月号)
自1980年以来，估计香港移居海外人数约为842,000名；在1980-1998年期间，约有50万人移居海外，即每年平均约27,000人，且多属高技术人才，这些人移民的决定很大可能与97回归前途未明有关，且亦似属意料中事。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期间，香港大专教育学额有所扩充以填补人才外流，但仍不足以弥补。
其次，中国对外开放，大量内地移民骤然涌进香港。首批内地移民在1978-1980年间的18个月内抵港，促使港府推出单程证计划。遁此途径来港的内地移民配额现定为每日150名，而以家庭团聚者居多。自1978年以来，来港内地移民总数近160万名，每年平均约45,000名。直至近年，内地移民的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一直偏低，而自2006年六月专为吸引优秀人才而推出的「输入人才计划」至今仅得2,553名移民。
第三，香港在中学、大专教育方面的投资均告放缓。究竟1981-2011年期间，香港大专教育学额有何变化？【表2】列出15岁及以上人口学历每年平均增长百分比，可见无论大专抑学位程度人口在1981-1996年期间都急剧增加；持有学位者在1981-1986年、1986-1991年、1991-1996年三段时期内，每年净增幅分别为5.4%、6.3%、12.5%。此一现象在某程度上反映两家前理工学院、几所教育学院，以及其他大专学院相继升格为学位颁授机构的发展；影响所及，1991年至1996年间，大专学院的非学位毕业生人数随之减少。
表2 年满15岁人口教育程度年净增长率 (1961-2011)
正如【表2】所示，1996年以后，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年净增长率远较之前15年的数字为低。在1996-2001年、2001-2006年、2006-2011年三段时期内分别为4.1%、4.1%、3.1%；而大专非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净年增长率在同时段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4.9%、15.2%、4.3%。至于大专非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增长累积效果，则与1981-1996年期间相同；若自资副学士学位未有于此期间推出，其累积效果相信更会远差于此。
量变质变 挑战关键
总而言之，以上数据反映1996-2011年期间香港在大专教育方面的投资较1981-1996年期间为低。在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之际缩减投资尚算无可厚非，但2003年以后投资仍未见改善，则未免说不过去。本地学位及非学位课程毕业生人数的年净增长率，现已降至近30年来的空前低位。
两家前理工学院、几所教育学院，以及其他大专学院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大幅资助下逐步升格为大学，实在是开错了步；由于当时不适当地采用划一的资助准则去资助有关学院完成升格，不必要地造成过份高昂成本，致令政府引以为戒，不愿再以高昂代价进一步资助学位课程发展。学位课程投资停滞不前，高技术人才不足，难以应付科技发展所需，教育回报率上升，既无助改善收入不均，更大大削弱本土经济的生产力。
面对人口问题日趋恶化，本地民众及政府倒非浑然不觉，但却视香港人口数量及质量增长放缓仅为人口老化的结果，是一项资助长者生活的社会问题，因而忽略所产生的种种经济恶果，例如贫富悬殊日益加剧、政见日趋分岐，以致香港人向所珍惜的自由社会备受威胁。
当前香港在人口范畴所面对的异常处境，可直接归因于1945-1951年间的移民涌港潮。由于教育投资在各方面都严重不足，人口问题更日形严峻。除非政府能及时实施入境政策，大举吸纳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移入本地，否则人口问题造成的经济恶果，势将祸延本世纪。
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10月24日发表题为「集思港益」的政府人口政策咨询文件所提出的对策并不足以应付香港的人口问题。我将于日后再在「再创香港奇迹」系列探讨此一课题，但此系列将暂停，而改为讨论一些更适时的课题。
参考文献：
〈城市、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王于渐；《信报》2011年4月20日。
再创香港奇迹．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