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默里（Charles Murray）在其著作《分崩离拆：美国白人处境（1961年－2010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中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正渐趋式微，与此同时，从事高技术行业的大专毕业生却享有不错的生活条件。1960年至1980年期间，工人阶级白人离婚率由约5% 飙升至约15%，随后更在1980年至2010年间激增至35%。
自1960年开始20年内，高学历一族的离婚率由约1% 增至7.5% 左右，升幅不足为奇，但在1980年至2010年间一直维持低水平。至于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儿童数目亦出现类似现象：工人阶级的离婚率升势持续，反观高学历一族中，升幅却一直偏低。默里在书中又提到，半世纪以来，在高学历一族婚姻美满百分比显著回升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比率则大幅下滑。
阶级两极 境遇悬殊
默里在书中声称，近半世纪以来，美国社会阶层日趋泾渭分明。从事高技术行业的大专毕业生不但经济条件较佳，而且婚姻状况稳定，在勤奋、诚实、宗教热诚程度亦较高。相反，工人阶级生活则每况愈下：不但工资难望增长，更完全谈不上丰盛人生。由此引起的跨代贫穷效应固然严峻，弱势社群翻身无望的宿命更渐难打破。
作者透过相当崭新的叙事手法，借用Fishtown 与Belmont两个虚构城镇居民之间的迥异阶级背景，说明他的分析结果 –– 前者的居民是工人阶级，后者则是专业人士（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可浏览以下网页细阅：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Belmont—Fishtown-7250）。
此书让我深受启发。至于作者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研究结果，我毫不意外，因为早知此阶层结婚比率极低、离婚率极高，孩子大部份在破碎家庭长大。我亦早已留意到不少美国男性工人在2007年至2009年经济下滑之前，就已被迫退出劳动市场。我先前并未察觉的是，原来大专毕业生一直几乎完全不受此一趋势影响。
究竟默里在其书中所研究的美国白人社会现象，与香港的情况可有相似之处？
收入不均的解说
首先检视香港家庭收入不均日趋严重的现象。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收入分散（income dispersion）程度的常用准则，【表1】显示自从1971年起，本地坚尼系数就一直持续上升，从1971年0.430的水平，增至2011年0.537；增幅在上世纪90年代尤为显著，到底个中原因何在？
表1 1971-2011家庭及个人收入不均状况
对于收入不均日益严重，左派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派都归咎于两大因素：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种种不公平现象；二、官商勾结。
市场未能扶助贫苦大众及弱势社群，往往成为批评者攻击滴漏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失败的理据。不过，由于有关指责纯属意识形态范畴，并非可加验证的科学假说，因而根本无法加以证实或推翻。
至于官商勾结的论点，其实并无新意。阿当史密斯在1776年写就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早已就官商勾结为害之深发出警告，并在结论中指出，最有效的对策莫过于全力确保市场自由开放。他亦极力反对为保障垄断利益而架设屏障，他又极力鼓吹自由贸易。芝加哥大学Raghuram Rajan 与 Luigi Zingales两位教授在2013年的合着《从资本家手上挽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中，就以其滔滔雄辩，重申史密斯针对官商勾结的立场。
人口变化 不均关键
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的其中一个主要成因是人口结构，此重要元素往往为人所忽略。事实上，近30年来，人口结构一直是扩大家庭收入不均的关键成因。要深入了解个中紧密连系，可从【表1】所示本地家庭及个人收入分布的分析中略知一二。
本地收入分布中，高踞于90%级数（P90）的家庭收入额自1976年至2011年间一直增长。分布中处于10%低级数（P10）的家庭收入，则从1996年之后即停滞不前。不但处于高低两端的家庭收入差距持续扩阔，以P90与P10的家庭收入作比较，1976年为6.22倍，2011年则飙升至13.11倍。贫富悬殊大幅深化，令社会上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转投左派及社会民主派阵营，但单从政治层面作出表述，却无助于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贫富差距有增无已的成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收入分布的变化与家庭收入差异甚大。1976年至2011年期间，不但处于顶端P90的个人收入一直持续增长，末端P10的个人收入增幅亦相差不远。虽然1997年至2003年亚洲金融及经济危机六年内，本地个人收入增长一度陷于停滞，2006年处于4700港元的水平，但在2011年即回升至6000港元；相信这与最低工资立法并无关连，因为有关法例在2011年5月后实施。至于家庭收入，则未见出现同一回升现象。以P90与P10的个人收入比较，差距在近35年来扩阔幅度有限，仅由1976年的5.00增至2011年6.33的水平。究竟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分布的变化为何有如此大分别？
研究数据显示收入不均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在于长者及单人住户日增，例如每千住户中独居长者人数由1971年的207名增至2011年的397名（【表2】），而长者与单人住户往往属收入最低一群；此期间单人住户亦由145个增至171个。其中出现的人口变化，部分受经济因素影响，部分则与各种社会趋势相关。
表2 1971-2011住户中离婚、长者、单身与单亲家庭的变化
自上世纪开始，任职高技术行业的高学历男性，往往与高学历女性结婚；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类女性大多并无就业。丈夫收入愈高，妻子就业比例愈低。当年高学历男女匹配，具有减轻家庭收入不均的作用，因为收入丰厚者的配偶往往不工作，自然亦无收入。
变数不一 解难启示
近30年来上述情况却已逆转，高收入男女结合的现象日趋普遍。今时今日，高收入男女结婚并于婚后继续各自工作发展事业，令收入分布上层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加飊升，大大拉阔与低收入家庭的差矩。但同期内，在个人收入一栏中，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的差距却变化不大。
家庭经济环境的变化实在至关重要。面对家庭收入不均现象，切忌只依据单一的数据指针去解说现象，而须全盘考虑家庭收入分布表象背后的各项相关因素。想深一层，自会发现问题其实远较表象复杂。只凭单一或有限指标作为依据以制订政策，往往产生出乎意料的反效果。同一道理，面对贫穷等涉及种种牵连甚广、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采用只着眼于单一目标的公共政策去处理，徒然令人大失所望。
香港家庭结构近30年来出现的另一巨变，在于离婚率、单身及单亲住户激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地每千住户获批离婚个案一直有增无减，由1976年的0.79宗跳升至2011年的8.27宗。离婚者人数大增，由1976年的每千住户占16.7名大幅增至2011年的117.4名。曾结婚、未过65岁而与未过18岁子女同住的住户中单亲户所占百分比，则由1976年的6.0% 上升至2011年的15.4%。
究竟离婚率上升对收入不均现象有何影响？如何使跨代贫穷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令中产阶级日趋式微？下周三适逢本报圣诞假期，此等关键议题将留待明年1月1日在本栏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2.
Raghuram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再创香港奇迹」系列．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