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四年前妇女节,我应邀出席妇女事务委员会一个午餐会,当时没有像往常般作长篇演说,而与在场嘉宾分享自己在尖沙咀成长的童年回忆。无独有偶,午餐会举行的酒店就在我儿时故居旁边。

 

1954年至1970年,我的余暇多用于四出探索左邻右里,走遍大街小巷,对当年的「地标」建筑如重庆大厦、香槟大厦、美丽都大厦等,不论梯间地库都了如指掌,,穿梭自如,自认通晓如何利用横街窄巷甚至大厦地库,商店、食肆后门等作为往来区内各处的最短快捷方式。

 

车水马龙的尖沙咀街头,有不少我熟悉的脸孔:每日黄昏把生果店内的苹果擦得干干净净的老板、坐在藤椅上使劲摇扇纳凉、满身香水味的女子,以及中午烈日当空之际,从停在街市档口前面的货车上搬运一大箱又一大箱货物的强壮小伙子。

 

我熟悉的地方也包括倔头巷内的特价停车场,停泊的车辆挤得像沙丁鱼;军装警察收取「保护费」的地点;摆放一堆堆过期漫画书的理发店,虽然免费供应,却乏人问津;以及任由我一整个下午「打书钉」的书店。尖沙咀既是我童年成长的根据地,也是我日常流连的好去处,我虽然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倒自觉是通晓区内事物的小「地胆」。

 

我家曾在同区六处居住,但全都在两条街的范围之内,最后所居的单位位于一幢低层楼宇内,家中露台俯瞰闹市的店铺、小贩。我从这个露台观察街上的人生百态,不知消磨了多少个下午及黄昏。

 

童年回忆 经济启示

 

如今仍历历在目的是一个臭豆腐档,那时不以为意的景物,后来却倍显深刻。我经常光顾这小档口,发觉这个夫妻档中,妻子终日忙于打点一切,而丈夫却看似无所事事。

 

有时候,他会在妻子身后靠着墙打瞌睡;有时又边抽烟边与旁边的小贩闲谈。我清楚记得当时就曾觉得他不务正业、全靠老婆埋头苦干养家,彷佛对老板娘生出同情之感。夫妻俩似有三个孩子,我常见其中一两个在附近街头做功课或嬉戏。

 

一天下午,我从露台上听见其中一个孩子高声示警说:「警察来了!」 ––  「警察」不过是笼统的叫法,所指的其实是当年的小贩管理队,走避不及的小贩自然束手就擒。

 

就这么一次,让我亲眼目睹那个夫妻档的惊人绝技。我心目中那个不务正业的男档主,从睡梦中惊醒,马上起来把臭豆腐档收拾妥当,然后以矫捷的身手把档子的轮车迅速推到横街里去,过程中竟没溅出一滴滚油。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也自有其贡献,只不过与妻子各司其职而已。每逢「警察来了」,他就会保持冷静,在最佳精神状态下把档子推到安全的地方。至于他们的孩子,在做功课或嬉戏的同时还负责把风,为家人尽一分力之余,同时惠及其他档主,亦可算产生正面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 effect)。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家庭生意。

 

随后数月,我一直希望「警察」重来,以便再睹夫妻档大显身手,可惜愿望落空。多年后看到介绍野外狮子生活习惯的电视节目,却勾起我对那位身手了得的男档主的回忆;看似懒洋洋的雄狮,与勤劳的雌狮,那似曾相识的感觉,正是童年目睹的这幅街头景象给我的重温。

 

创业精神 幸福所系

 

无牌小贩属于违法经营,是冒险的行业,想深一层,其处境亦好比在野外求生的狮子。毕竟街头小贩也要遵守「森林法则」,必须眼捷手快,才能适者生存。

 

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已前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并担任Gary Becker教授的研究助理。由于Becker教授当时正在研究离婚及分居的经济理论,我也开始学习他的婚姻及家庭经济学。

 

数年之后,我就香港自雇、雇主及家庭生意进行博士论文研究。从研究资料可见,于1976年小贩在香港的自雇者中占极大比重。在研究中更令我觉得当年那位身手矫捷的小贩,实在是个无名英雄。

 

我在研究中发现,香港的自雇者往往较早成家,而子女数目较受雇者为多;受经济动机影响,他们成家及生子的意欲较强,因为此举可增加家庭生意的工作人手。我所目睹的夫妻档生意显然并非个别例子。

 

女性自立 离婚诱因

 

我也发现假使配偶教育程度较高,丈夫收入也会较高;更重要的是,若丈夫自行创业的话,由此所获的收益也会较受雇于人为高。妻子对家庭生意可作出较大的贡献,若丈夫是受雇人士,就未能于此受益了。同样地,若父亲拥有自己生意,其子女也会作出较大贡献,对家庭的价值较高。

 

母亲教育程度较高,有助子女成才,因为母亲照顾子女的时间往往较父亲为多。早于十九世纪,剑桥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者Alfred Marshall教授就率先在其名著《经济学原则》(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写道:「人所能投资的资本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而其中又以母亲为最重要的元素。」

 

此外,我也在研究中发现创业精神愈高者,早婚与生儿育女的意欲也愈高。由此组成的家庭在经济上较具生产力,不论在家或工作环境中,家庭成员都能较有效地互补不足。香港历来的大小创业家庭,不但促进这个城市的经济成就,也利于家庭维系稳固融洽的关系。

 

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当小贩是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女性同时肩负相夫教子与协助丈夫经营的重责,是维系家庭稳定和谐的重要支柱。笼屋中的男性住客是香港最不幸的一群,他们所以生活较差,并非纯粹因为经济技能不济,而也由于无力成家立室。中国对外开放可说是他们最后希望之所寄。

 

由于房屋委员会的公屋分配准则较有利于夫妇而较不利于单身申请人,对笼屋居民一直帮助不大。但彷佛天意弄人,这公屋分配准则却又变为助长低收入家庭离婚的帮凶;香港离婚率现已跻身全球十大(【表】)。

 

表 高离婚率国家及地区

 

排名 国家/地区 离婚率
1 俄罗斯 4.8
2 白俄罗斯 4.1
3 美国 3.6
4 直布罗陀 3.2
5 摩尔多瓦 3.1
6 比利时 3.0
7 立陶宛 3.0
8 古巴 2.9
9 捷克 2.9
香港 2.9
10 瑞士 2.8
11 乌克兰 2.8

 

究竟此一现象的成因何在?在发达国家及地区中,离婚率上升已成普遍趋势,香港不过是离婚率升势较快而已,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就业机会持续增长。现时不但大学毕业生中女多于男,女生的平均学业成绩亦较男生优胜,女性已摆脱不美满婚姻的束缚,对离婚亦较少经济顾虑。

 

家庭危机 社经隐忧

 

低收入家庭离婚率急促上升,而香港有利已婚人士的公屋分配准则,以及离婚男性易于再结跨境姻缘的现象,就更使情况恶化。

 

试想一个居于公屋的低收入家庭,夫妇关系濒临破裂,职业不是小贩,并无家庭生意可言。他们一旦离婚,女方几乎可以肯定会与其子女继续住在原有公屋单位;若子女依然年幼需她照顾,就更可因无法工作而获社会福利署援助。在这些破碎公屋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往往难以在经济及社会上出人头地。

 

失婚的男方须另觅居所,大多只能租住劏房,或因内地租金较低而北上。离婚男性终会悟到若要改善居住环境及社交生活,唯有再婚一途,而循此途径申请租住公屋也较易成功。

 

过去,失婚男性难望再婚,往往面对下半生沦为笼屋(劏房先驱)居民的厄运。时至今日,跨境婚姻机会已为本地低收入男性带来再婚希望。

 

2011年,香港58,369宗婚姻中,有39,979宗为首婚,18,268宗为再婚;离婚个案共19,597宗。共有离婚女性176,000名,离婚男性92,000名,可见男性再婚机会远较女性为高。离婚人数由1971年平均每千户只得9.5名增至2011年的117.4名。香港在社会及伦理上濒危的现象已极为明显,对年轻一代的经济前景无疑将构成威胁。

 

公屋租户中,离婚男性及女性分别占六万名及111000名,居于自置物业的相对数目则分别为33000名及65000名,比例远较公屋租户为低。至于每千户的平均离婚人数中,租户占153名,业主则为78名。置业能力显然有助维系家庭关系。

 

今年妇女节,我恐怕并无什么好消息与大家分享,在此只能向多年来为香港经济成就及社会稳定作出贡献的女性致敬,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中的妇女。她们相夫教子,维系家庭关系,正是本地经济及社会赖以欣欣向荣的盘石。

 

可惜前景并不乐观,且需面对更多挑战。四年前演说时,对未来的展望较为乐观,皆因我尚未察觉香港家庭面临如此重大挑战。当年与我同场的另外两位讲者,目前对香港的前途举足轻重,乃梁振英先生和林焕光先生,对于我在本文传递这并不乐观的讯息,但愿他们两位能收到。

 

参考文献: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YCR Wong, “Entrepreneurship, Marriage, and Earning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86

 

YCR Wong, “The Role of Husband’s and Wife’s Economic Activity Status in the Demand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pr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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