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我上周指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在开放代议政制上进程迟缓，已激发起有碍《基本法》中政制发展「循序渐进」原则的各种社会因素，亲北京派与民主派就政制发展方向各持己见，倾向片面方案的人数渐多，以致各走极端；这不幸的状况有损香港社会大众的长远利益，亦非大众所愿，理应加以制止。但事态发展至此，究竟有何转圜余地？
香港社会多元化，对错综复杂尤其是涉及公共政策的议题均难免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在如此纷乱的环境下，个人在不同议题上未必采取同一倾向的立场，例如在社会议题上可以激进、在经济议题上可以保守、在环保议题上则保持中立，原不应会发生两极化的情况。
单就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环保政策等每个独立细分范畴的议题而论，个人所持立场的差异往往可以很大，因此在多元化社会中产生极端主义、两极化现象的机会极微。社会能免于两极化，民主政制方可充分发挥应有效能，社会大众可自由选择支持为数较多的中间温和立场而毋须被迫支持不受广泛认同的偏离立场。
利益分化 其来有自
在符合此等条件的大前提下，个人才可自由地享有自身意向，且同时尊重谅解他人的意见，在无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社会上的政治文化具包容性，而非互相倾轧、争斗不绝，唯有如此，「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才有望行之有效。但正如香港的现况，若缺乏多元性与互相尊重，而下列三种情况又同时出现，则会导致社会两极化。
利益分化是社会上冲突及争斗不绝的起因，三十年前并无任何指标预示香港有迅即陷入两极化的迹象，期间立场中立且具向上流动力的中产阶级代表主流民意，令北京方面有信心作出承诺，让香港推行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管治政制，这是过去百多年来港英政府一直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在近年令本地社会趋向两极化？
自1981年至2001年的二十年内，香港自置物业住户的比例由28%增至51%。随着环球经济日见融合，物业价值普遍上扬，业主因而大获裨益。中国、印度、前苏联及东欧集团国相继对外开放，更令全球经济劳工对资本比例激增，各地资产升值。而地产价格飙升，可说是香港从中受惠的最显著迹象。
不过，本地置业率自从在2001年达到51%之后，就一直未见再有显著增长，及至2011年，本地置业率亦仅微升至52%，其余48%住户均为租户。由于期间本地物业价值暴升至远超一般负担能力的水平，出现如此现象实不为奇，住户入息中位数亦仅由2001年的18700元升至2013年的22000元。与此同时，楼价增至8000元一平方呎，即使假设未来楼价上升速率不会快于收入，本地一般家庭要持续三十年把一半收入储起才足以负担按揭首期。
政制发展 僵局症结
换言之，除非得到父母的财政资助，否则大多数现时未能置业的一群将来亦难望实现梦想，这对「无产一族」而言无疑是沉重打击，不但难以购得理想居所，遑论可从资产增值中获益。可见三十年来在物业价格持续趋升的形势下，本地社会大致上一分为二：「有产一族」（haves）与「无产一族」（have-nots）。缺乏房屋政策的全盘改革，社会经济两极化的现象势将持续下去，无法自我纠正（参看Werning与Farhi 2007年合着的解说）。
经济上出现「有产一族」与「无产一族」两极化现象，倒不足以催生政治两极化，经济上的顾虑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既非互为因果，亦无必然关系，但未能妥善处理「无产一族」至关重要的房屋问题，则无疑是政策上的一大失误，反映政府未能作出适当决策和行动以平息民怨。
这实可归咎于本地的施政架构：行政主导的特区政府在立法会根本缺乏支持。立法会内山头林立，大部分议员均以小众利益为选票来源，政府决策一再受制于立法会内四分五裂兼摇摆不定的小众联盟；立法会议员既随时受社会上杂乱无章、变化不定的民意所摆布，自身也散播与政府以至会内其他党派对着干的负面情绪，政府的重大决策都受即兴的民粹议程阻延。
政府的施政机制在制订和执行政策时向以仔细详尽、有板有眼、充分事先咨询见称，今时今日却被视为官僚作风、繁文缛节，处事既缺乏效率又了无新意。当前政治形势瞬息万变，讲求施政方针亦步亦趋，政策未及执行而方针已变，固有施政作风自然被视为有碍转变，因从政府角度观之，政治决策中途撤变乃属思虑不周。事后回顾，政府对方针转变有所保留，甚或变成明智之举，却仍难避免被视为有碍进步。政界中人与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互相指摘。
诠释一致 政改路障
利益两极化加上政府施政僵化，结果一事无成，更令社会大众对政局不满的程度加深；政治领袖（特别是历任行政长官）被指无力改变社政困局，部分人则把目前困境归咎于现行政制。各方至今仍未能就如何改革现行政制达成共识，显然是香港当前面对的首要问题。
本地政制改革一直举步维艰，究竟原因何在？进展停滞不前，既有损北京方面与香港双方意愿和利益，亦非任何有关方面之福。香港回归之后若能实现民主政制，也应可算是足以让北京向世人夸耀的成就；而饱受利益分化和施政僵局困扰的市民，也理应对有助化解困局的政改表示欢迎。
可惜政改姗姗来迟，对立双方对目前僵局的成因更已各自达成「一致的诠释」（convergent interpretation）。反建制派方面指摘北京出尔反尔，违背在香港实现民主政制的承诺；北京方面则觉得反建制派以抗拒北京及其在港的影响力为实现民主政制的唯一目的。
京港双方互相猜忌对方意图而构建了「一致的诠释」实属不幸，对香港前途尤其有害无益。作为国际经济重镇兼自由开放社会，香港岂可长期陷于政治僵局？更无与宗主国对着干的本钱。虽然反建制派指北京对香港政改采取拖字诀或许不无道理，包括北京方面过于轻信既得利益者游说，但归根究底要解决问题，还得双方不要各持己见，才能解开困局。
有容乃大解困之道
对事与愿违的事态发展，北京方面不会视若无睹。作为同意在《基本法》中为香港实现民主作出承诺的宽大宗主国，北京的善意却始终未获肯定。
何以香港社会演变至如此僵化和迷失的局面？这是谁之过？
反建制派认为北京方面违背当初容许香港实现民主的承诺，并以北京严加规控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以刻意筛选行政长官候选人，有碍香港成为「真正民主政体」。反建制派主张以公民提名方式开放提名程序，北京则指此举令提名委员会沦为配角。反建制派由此推论，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办法所以维持不变，无非暗藏维护建制利益的私下盘算，社会大众接受如此诠释的程度亦见日增，但建制派到底是谁？反建制派又究竟是谁？
所谓建制派，当然不可能单指北京，那么是否包括香港半数的「有产一族」、原有提名委员会以及立法会中的多数派，以至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受惠于香港维持政治现状的核心建制利益小圈子？
反建制派又是否包括其余半数的「无产一族」、原有提名委员会中六分之一少数派，以及立法会中三分之一少数派，以至过去二十多年来受惠于香港维持政治分裂现状的核心反建制激进分子？
反建制派与北京方面互相指摘，虽然「喇叭筒外交」（megaphone diplomacy）有其政治目的，却无助化解政治纠纷。对于这些政治姿态，亦不应视之为「边缘政治行为」（political brinkmanship），以免不必要地为其冠上更高的政治目标。
香港面对的政治僵局及社会上的利益分化，实由一直维持政治现状不变所致。不过，京港双方在政治表述上的两极化，亦不应视之为香港社会已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若未能开放提名委员会，扩大其政治代表性，则「一致的诠释」势将成为香港的唯一政治表述，危害民主进程。
近日立法会议员上海之行在会谈展开前触发的连串事件，可谓「一致的诠释」挥之不去的又一明证。无论北京方面抑或香港市民，若继续受制于建制派或反建制派的核心小众，则香港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便势难得到维护，亦等于对香港的前途造成障碍。身处此负和游戏（negative sum game），各方面均难有胜算，北京方面实应及早抽身为宜。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以普选方式扩大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实有利于逐步改变香港的政治现状，并容许「多数民主」在香港落地生根。假若政改仍无寸进，民怨只会一发不可收拾，民粹专制将从此抬头，情况有如法国大革命及二战期间德、日两国的情况。
香港发展「多数民主」属道德兼实际集体行动议题，后果至关重要。政界的对立双方若一味以首要原则为依据，罔顾后果而贸然鼓动市民采取激进行动，只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构成危险。日后事态发展固然难以肯定，却也不应以此作为放弃努力的借口。罔顾行动后果的政客可算不负责任到极点，任何事关重大的行动都必须通过两重准则才可倡议：即行动本身是否正确、行动后果是否恰当；不应但求为政客找到合理表述，而罔顾利弊。
参考文献：
Ivan Werning and Emmanuel Farhi, “Inequality and Social Discount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2007
「再创香港奇迹」系列．之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