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世界各地均似有收入不均加剧、跨代收入流动性减弱等现象。所谓「跨代收入流动性」，指的是下一代相对于上一代在整体收入分配中的向上流动机会。一般人往往会直觉地以为收入不均与跨代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必然关系，又或跨代收入流动性日降，则收入不均即随之趋升。对于个中关系，从世界各地到香港本土，可有明证？
世界各地均通过调查及人口普查等方式，收集个人、家庭收入分布情况的实证数据，有关各地收入不均趋势的资料可谓翔实丰富。近三十年来，实证显示不少经济增长迅速的社会中，收入不均现象正在加剧，家庭收入不均加剧程度尤甚于个人收入不均；不但北美洲及欧洲发达国和地区如是，新兴国家及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亦如是，香港自然也不例外（【图一】）。
实证研究别具启示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充分数据可供研究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期内各地跨代收入流动性并不明朗。本年初由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及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合作发表的研究报告，结合政府档案、人口普查及相关调查结果，就美国跨代收入流动性搜集得至今最为充足的实证数据（2014年Chetty等合着），下文将详细介绍其中要点。
香港的情况比较复杂。2013年年初，我从报上读到有关周基利教授研究香港跨代教育流动性的报道，结果显示从1991至2011年二十年间，本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下降的情况；研究聚焦年龄介乎19至20岁本地年轻人的教育流动性，为香港社会跨代贫穷趋势提供首项实证估计。但我根据1976至2011年本地人口普查数据所作的研究却得到不同结果。我的结论是：期间没有充分证据显示香港的跨代教育流动性有所减弱。
跨代流动不减当年
Raj Chetty等美国经济学者采用美国于1971至1993年间出生的5000多万名子女及其父母的相关政府档案，研究结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估计：一、父母与子女之间「收入百分位数等级」（income percentile ranks）的相关程度；二、子女能否在整体收入等级中达到头五级乃受父母收入等级影响的或然率。
值得注意的是，Raj Chetty等根据「收入百分位数等级」而非直接以收入衡量跨代收入流动性，研究方法是先把父母收入与同辈中人加以比较，然后把父母收入按0至100排列等级，子女收入亦按同一方式加以比较及分级。根据父母及子女各自在整体收入分布中的级别，就能界定其收入流动性，例如子女收入等级从最低五分之一升至最高五分之一的机会。
此一方法可避免因平均收入趋升或人口中收入不均日益加剧影响量度问题。假若收入流动性以低收入家庭（如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子女达到高收入门坎（如10万美元）的机会为计算准则，则随着平均收入持续增长，收入流动性定将有所增加。
不过，收入不均程度日增却会把低收入（例如最低五分之一）家庭子女与高收入家庭（最高五分之一）子女之间的预期收入差异放大，在这个前提之下，由于子女收入依赖父母收入在整体收入分布中等级的程度今胜于昔，子女的收入流动性因而下降。以收入等级计算跨代收入流动性，可避免这些问题，因而较能准确衡量跨代收入流动性的趋势。
Chetty等美国学者以收入等级所作等级相关研究发现，近数十年来美国社会的跨代收入流动性一直变化不大，父母与子女的收入百分位数等级之间亦一直维持高度稳定的关系。他们的实证估计显示，父母收入等级对子女收入等级的量化效应，一直处于0.34左右的水平，而这个数值可诠释为最富有家庭子女与最贫穷家庭子女之间的平均百分位数等级（mean percentile rank）差异。
换言之，最富有家庭子女的收入约较最贫穷家庭子女高出34个百分点，期间流动性不可谓不大；而这一现象亦与近数十年来跨代收入流动性有所减弱的观感背道而驰。由此看来，从整体收入分布中最低五分之一升至最高五分之一的机会，美国今时今日为人子女初入职场者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相比，并无今非昔比的迹象。
举例来说，生于1971年而父母收入属整体收入中最低五分之一者，其跻身收入分布中最高五分之一的或然率为8.4%；生于1986年而收入背景相同者的或然率则为9%；1984年生于最高收入之家者，享有大学教育机会较生于最低收入家庭者高出74.5%。1993年出生者的差异为69.2个百分点，看来美国近期出生者的跨代收入流动性在略有提升。
这几位美国学者同时发现，虽然根据等级衡量所得的收入流动性数字一直维持稳定，收入不均情况却增加了，与以往有关美国收入不均趋势的研究结果脗合。其研究亦显示，按25至30岁年轻人个人收入分布量度所得收入不均已日形加剧，而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额也日益扩大。换言之，在个人收入一环中，家境效应今胜于昔。
Raj Chetty等学者在研究中以梯子图形代表收入分布，梯级则为各百分位数等级（【图二】）；图形中的梯级日渐拉阔（收入不均加剧），但子女向上攀升的机会却并未改变（等级流动性维持稳定）。
上述结果或会令直觉地以为收入不均与收入流动性必然相关者出乎意料。不过，近数十年来，收入不均增加往往在于收入顶层（如最高的1%），而此一群组却与收入流动性关系不大。事实上，亦有日趋充分的证据显示，即使在同辈之中，收入最高1%之中的流动性极高，短短几年之间进进出出的个人成员大不乏人。
Chetty等学者的研究更发现，美国不同地区的向上流动性差异甚大，背后因素包括以下五方面：一、种族隔阂，二、收入不均：，三、教育水平，四、社会资本，五、家庭结构。
学校教育流动指标
由于未能如Chetty等美国学者般掌握所需的政府档案，我无法根据良好收入资料估计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的情况，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父母与子女的教育程度构建其间联系以估算向上流动性，并按照美国学者的原则，以父母及子女同辈的「教育百分位数等级」（schooling percentile ranks）为量度个人相对经济状况的准则。事实上，经济学者早已明了教育为个人未来收入的可靠指标。
为估计父母教育等级对子女教育等级产生的量化效应；我采用本地人口普查数据集，以1976至2011年期间本地25至29岁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所得实证估计与Chetty等美国学者的研究结果颇相近。
【图三】显示，1946至1956年出生者，父亲所受教育等级的量化效应推算的相关估计数値由0.441降至0.327，显示这期间的社会向上流动性虽然在开始时偏低，但却在十数年间大幅改善。至于1971至1986年期间出生者，相关估计数値平稳，约为0.31至0.32，与1956至1961年出生者的0.33相若。由此可见，1971至1986年间出生者的向上流动性，与1956至1961年期间出生者大同小异；这些估计数字与Chetty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亦颇接近。
【图3】中可见，随着1961至1971年间出生者的跨代教育流动性相关估计数値跌至0.255及0.259，这一年期出生的人口向上流动性大为改善，原因有二：首先，在1997年政权移交临近之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产大举移民，为数估计高达416500，以致留港子弟的升学机会大增；即使父母学校教育程度偏低，子女入读大学的机会亦有所增加。再者，八十年代之际，面对中产大举移民海外，香港政府为求恢复市民对前景信心而扩充大学学额，本地学子升读大学的机会迅速增加。
由此可以推断，1986至1996年期间，本地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性大幅提升仅属过渡现象，其实由于升学竞争减低，尤其以入读大学为然；对于这段已成过去的时期，我们应该重新解读周基利教授的研究结果，要说1991至2011年间香港社会向上流动性有所减弱，未免流于片面，事实是1971至1981年期间出生者运气特佳，适逢本地人才外流及大专学额大举扩充，尽得其利，后来出生的一群可没有如此走运呢！
对有关现象更恰当的解读，在于香港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只对1946至1956年期间出生者而言曾经大为提升，随后则一直保持平稳，而1961至1971年出生者适逢其会，受惠于临近1997年中产移民潮，得享向上流动性激增的机缘。自此以后，香港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又回复至一贯的平稳状况。
参考文献：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 and Nicholas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再创香港奇迹」系列．之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