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2月2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本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04 条进行释法，以解决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风波，本地数百名法律界人士针对是次干预行动，随即游行示威。香港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以及建制与泛民两大阵营，均希望有关问题可由本地法院自行处理，而毋须人大作出裁决。
由于有关案件当时已交由本地法院审理，有人认为人大常委采取释法行动，会有损各界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信心。一位法律学者认为此举会对司法独立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等于将中国内地「司法制度思想方式」强加诸香港；另一位法律学者则表示，释法「破坏法治和『一国两制』」。
不少人作出警告，中央政府此一干预行动后果严重，会大大影响本地的高度自治与司法独立性。一位法律学者提出质疑：「司法程序如此被政治程序凌驾，还有什么人或投资者会信任本港的司法制度？」
北京政府不避争议仍要针对两名议员具侮辱性宣誓而进行释法，实乃出于政治、法律两方面考虑。政治原因明显不过：北京政府要定下「明确法则」（bright-line rule），防止公职人员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中公然鼓吹独立。
北京视此等挑衅行为有违「一国」原则，不能接受，亦不容姑息。由于事关重大而情况紧急，本地司法程序及可资（亦有指应予）遵循的判决亦要让路，「一国」与「两制」之间顿失平衡，向前者倾斜。
对于关注香港根据《基本法》所享高度自治者而言，这看似是给「两制」原则的一记耳光。对习惯及珍视司法程序、恪守法院判决的普通法传统者而言，基于政治原因而不顾法律程序的释法行动，无疑有滥权之嫌。
从法律观点看来，将香港沿用的普通法制度置于中国民法制度框架之内，难免产生矛盾。事实上，两大法制分别源自八百年前英、法两国的政治环境，化解纷争的方法截然不同。
英法无论在执法或仲裁方面所采用的方针都大相径庭。具体而言，两国当年在君权凌驾法官权力方面程度不同；法国法制侧重受制于皇室的专业法官仲裁，英国法制则以相对独立的平民陪审团所作仲裁为依据。
重温一下两国法制的历史渊源，有助于了解本地司法制度的现况。
原则上，从国君立场出发，往往宁让效忠于他的皇家法官掌握司法大权。陪审团判决所据为地方小区取态，而非皇室意旨。陪审员则有别于皇家法官，不受国君利诱或操控，但比皇家法官较受地方贵族影响，而皇家法官审理案件，不会以地方小区的民意作为考虑。
地方贵族若亟欲设立陪审团制度，须悉力争取，甚或为此斥资。将仲裁权力下放，以换取地方纳税或治安的安排若果可以有效落实，则此项交易仍属划算；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可视为此类交易。
12及13世纪，英王大权在握，震摄臣民的力量比法国君主为大，但两国司法制度分别如此之大，倒也令人费解。在英格兰，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禁止境内形成大片领土，以削弱地方贵族势力；但法国国君无力作此安排。
同期，法国地方贵族权势较英国为高。法国君王与地方贵族的关系，宛如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旦诉讼涉及地方贵族的权益，固然难望由当地名仕组成的陪审团作出公正判决。
法制差异根源
一国法制的一大要旨，在于保障执法者免受地方势力威迫利诱。事实上，在中世纪之际，法官与陪审团均备受封建领主诸般威迫利诱。
若社会上存在的威迫因素较轻，则通过陪审团制度作出司法裁决，应比不受威吓但可能偏私的国家法官来得有效；相反，若威迫情况严重，司法判决与其由易受威迫的陪审团负责，不如由国家委任的法官主导。
若只有国家具备抗衡威迫的武力，则或有必要将司法制度政治化。回顾12、13世纪之际，英国局势相对平稳，审理案件靠的是独立陪审团，法国由于战事较频，则以国家聘任的法官仲裁纠纷。
1100至1800年期间，法、英两国陷于内战时期的比例分别为22%与6%，情况相差甚远；期间在法国意图犯法者，军火装备可说是唾手可得。此外，两国法制基本状况的差异所以持续多个世纪，则皆因法国土豪势力较英国为大。
事实上，法国贵族纷纷大权在握，互相忌惮，所惧者并非国王，是以即使贵族本身的利益牵涉纠纷之中，但将纠纷交由国王定夺，至少能避免敌对贵族势力有借口干预地方事务。
反观英国封建领主权势较弱，所忌惮者为英王而非贵族，宁愿向皇室献金，以换取地方纷争由地方自决。英国有别于法国，英国君主有足够权力保障地方执法人员。社会不够太平，陪审团制度亦难望得以正常运作，由国家法官审理案件，反映出王权力量不济。
由此可知，英、法两国均是各自体察当时国情而制订法制。
以保障执法人员为重点，分析比较普通法与民法的司法制度，有助了解两大法制的结构差异，且足以解释何以19世纪开始，立例制订法律（codification）在法国盛行，尤其必须依靠制订具体而「明确的法则」（bright-line rule），而非赖以仲裁的空泛原则。明确法则定义清晰，不容在释义上出现任何歧义，不少法学家往往视之为民法制度的定义要素。
明确法则旨在产生符合预期而又统一的判决，可视为国君在难以掌握个别诉讼案件的情况下，足以有效操控法官的手段。
明确法则既简洁又易于明辨违法行为，有助国君易于监察法官表现和其忠诚程度，与及并加奖励。既然法国司法制度宁取皇家法官而舍陪审团，立例制订法律也自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民法传统利用各种法规和详尽法典，作为整理法律资料，亦倚重法律学者确立并厘定规则。争议往往通过调查（inquisitorial）而非对质（adversarial）形式解决，讲求书面记录。检控与裁判合一，审判过程中往往重新审视所有证据。上诉则司空见惯，亦被视为对证供的复核程序，以便监察法官表现是否一贯。
普通法仗赖上诉法院法官解决具体法律争议，建立裁判的先例，争议往往通过对质而非调查形式解决；检控与裁判分家，则突显审判（尤其是公开审判）的重要性，审判过程又以口头抗辩与先例为重，而司法独立于行政和立法以外，更可说至关重要。
英国法律的主要来源在于历史先例，而非君王意志。法官职责限于维持法庭秩序、引导陪审团评估案情，并确保各类诉讼按照既定法则进行。
须知道法国的法官由国君委任及重新任命，贿赂情况十分普遍，但皇室对法官未能全权操控，皆因卖官鬻爵，既破坏司法公正，亦削弱国家统治权威。
普通法与民法制度在上述范畴各有不同，而相异之处，可归因选择由国家控制司法抑或司法独立。
合流移植并行
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之中，基于以下三大趋势，普通法与民法制度之间已渐趋合流。
第一，在实行民法的的发达国家，全面立例制订法律，已令法律条文远较以往清晰。国君接受法治，亦等于接受法律公正无私，不再滥用司法制度把盟友和政敌分野。
第二，在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公共法律和规例内容经扩张之后，普通法制度渐贴近民法制度。
第三，在较为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中，陪审团较少受到外来压力。全面立例制订法律，意味着陪审团所作决定较贴近社会群众的意愿。
陪审团关心社会，不易受制于本土威吓，发挥较大作用。
若君主意志贴近民意，民法制度就较能收到应有效果，否则只会沦为君主操控法官及向政敌报复的手段。
随着法典日趋精准，而地方上威迫法官的压力日减，普通法与民法两大法制对个别类同的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正日趋合流。
民法制度在独裁制度下效果尤差，往往成为元首无视民意的专权手段。在专制社会，元首操控法官的权力，司法变得政治化，整体社会发展缓慢。在民主社会，司法中央集权的程度自然较低。
不过，当经济发展水平相若时，与普通法国家相比，民法国家对产权的保障程度往往较低，而政府规管和干预程度较高、官僚和贪污作风较盛、金融体制较不发达。
部份国家及地区的法制，乃基于曾为殖民地或出于自愿而采纳。若将民法制度移植到政管不良之地，则当地政府滥权状况只会变本加厉。采用普通法的地区则较少受此影响，因在此法制下，君主不大能够利用法律制度达到其政治目的。
此等现象亦解释了在不同国家及市场中，普通法与民法制度对保障产权的不同效能。
此外，两大法制透过征服及殖民方式移植至各地，令各殖民地所缔造的社经成果相应出现重大差异，且持续颇长时间，甚至数个世纪。
法系渊源效应
在12至13世纪之际，法国地方势力强大，难以确保司法公正，故此将皇家法官制纳入其民法传统；今时今日，鼓吹独立的呼声在香港立法会此一官方政治机构中出现，触动作为主权国的中国出于其民法制度本能，为要保持「一国」原则而不再理会普通法制度下的司法惯例，进行释法，皆因司法结果难料、司法程序延宕等问题。
一旦「一国」原则受到威胁，主权国自然大受刺激，不惜采取强硬手段压制「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原则，本地司法独立亦会大打折扣。要在主权国的民法制度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双方必须互谅互让，尊重彼此特权。
《基本法》既是「一国两制」原则据以实行的宪法，从北京的观点出发，否定人大常委释法，等于否认中国拥有对香港的主权。
2001年「入境事务处处长控告庄丰源」一案的判决中，终审法院裁定不论父母是谁，只要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此一来，终审法院灵活变通，借用普通法将关乎居港权的释法问题一分为二：有关裁判「具约束力的解释」，以及个别案件「并无约束力的判决」；适用于此案的人大常委释法则属后一类。
当时终审法院裁定所有父母是内地人而在香港出生者都拥有居港权，香港政府对此判决并无异议。随后10年，父母为内地人而在港出生的婴儿为数超过 20 万名，这又偏偏成为后来触动本地激进独立情绪的因素之一。
终审法院作出判决后，人大常委发言人虽对事件表达关注，而仅仅指出判决与人大常委有关解释不尽一致，却并未发表进一步解释，以推翻庄丰源一案判决中的变通二分法。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昔日的问题重点在于居港权（亦即本地问题），而非今天在作为主权国的中国眼中，对「一国」原则构成威胁的港独政治。至于最近的人大常委释法最终有何影响，目前言之尚早。一如大部份论者，我也认为少释法为妙，但这端赖各方体鉴社经状况，知所进退，无论任何政治行动均应以大局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