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1月18日载于《南华早报》）
香港与各地发达国家近年政局走向分化，其实可追溯至三、四十年前开始的经济不均。
经济不均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的投资。父母生活贫困，难有条件投资于人力资本上。政府所以拨款资助教育和医疗，在于提供平等机会，以利人力资本投资。
研究香港的人力资本分配，最佳办法莫如分析可资衡量其回报的工资分布。在1976至2016年期间，本地男性每年平均工资增幅为3%至3.7%，女性的增幅则为3.5%至4.2%，所得结果有三方面较为突出。
首先，在较高工资分布百份位数，平均年工资增长率亦较高，可见工资分布日趋不均。长远来说，中产阶层工资增幅一旦逐渐贴近低薪阶层，将产生「濒穷」日增的趋势。从政治角度而言，这远比低薪阶层贫穷率上升来得严重，因中产阶层人数远多于低薪阶层，而且一般教育水平较高，在政治上亦较活跃。
第二，在男女工资分布皆日趋不均的大前提下，家庭收入将会逐渐变得更加不均。基于门当户对的惯性匹配倾向，高薪女性每与高薪男性结合，而低薪女性则每与低薪男性结合，更催化了家庭收入不均现象；这种惯性婚姻匹配倾向在香港尤其普遍，因低收入男性易于北上觅得低收入伴侣。
第三，1976至1996年，平均年工资增长远高于1996至2016年。1976至1996年期间，男性工资增幅为4.7%至5.5%，女性工资增幅为5.2%至6.6%；1996至2016年期间，男性与女性工资增幅则分别为1%至2% 以及1.1%至1.8%。
1996至2016年期间工资增长显著减慢，部份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整体放缓，另一因素为香港得享中国对外开放的优势，已于1976至1996年的20年期内从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取得收成。
随着新移民（主要乃来自中国内地的女性）大批流入香港，继而投入劳动市场，令劳动人口的生产力大为「稀释」。
劳工收入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主要源于整体人口中，劳动人口技术分布的恶化趋势。投资教育及幼儿护理，长远而言虽对减轻工资不均至关重要，却难望在短期之内收效。在来届的行政长官选举政纲中，恐怕不会受到重视。
大城市住宅楼宇价格与租金上升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不均的一大根源。这亦使置业成为保值的最佳方法。
在香港，拥有私楼不但是家庭财富状况的一大关键，相对于人力资本或物质及金融资本，更是造成经济不均的更重要成因。
楼价升势持续，却无碍市民的置业动机，反而楼价远超一般市民的负担能力，才酿成怨声载道。
问题的核心所在，是规管机关为保银行免受风险，而要求巨额按揭首期，买家因而遇到周转困难。无产一族欠缺可资贷款的抵押品，处境更为不利。
不少观察家已明白到，所谓「房屋阶梯」（housing ladder）概念现已失灵。租住公屋的低收入住户，即使成为中等较低收入住户，亦未能购买居屋单位，即使成为中等收入住户，亦难望购买私楼。「房屋阶梯」被打破，主要是由于规管当局要求按揭首期奇高，弄致资本市场失灵。
解决此一问题，将可大大改善经济不均及打破政治分化的僵局。
上述目标其实可在未来五年即下任特首的任期内达成，通过制订明智的政策，即能将公屋及居屋单位价值解封。
要实现此一目标，政府应增建可供合资格住户购买的公屋单位，把公屋售与现时租户，并修订居屋单位的补地价政策。除了银行贷款之外，政府亦应为准买家提供长远的融资安排来配合。
若能专注于收窄房屋财富鸿沟，相信可于未来五年内，显著减轻经济不均现象，但若未能就公共房屋改革制订新策略而取得显著成效，则在目前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势难在政策上作出其他重大改变。改革公共房屋政策不力，有令政治分化形势进一步恶化之虞，那时恐怕再多五年也难以挽回了。
放眼美国，奥巴马总统八年任期即将届满，为二千万先前不获医保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是其内政上的最大功绩；但其实在一个总人口达三亿二千万的国家而言，只属小恩小惠，更也有可能被来届政府推翻。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会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经济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