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1月25日载于《南华早报》）
多年来，乐施会透过研究、倡议运动、公众教育，以及资助本地组织的扶贫计划，推动「亲贫」（pro-poor）政策；从设立官方「贫穷线」、落实最低工资，以至建议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该会在香港的工作成绩斐然。
该会无疑有些极具价值的服务，但其政策研究却是走错方向，令人对它对政策与公众教育的影响力引以为忧。
举例来说，该会认为个人工资低即等如贫穷，主张透过增加最低工资扶贫。但是，根据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资落实初期）的数据，有80.5% 来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数以上的住户，换言之接近官方「贫穷线」所界定的贫穷家庭；有36.4% 来自入息高于中位数的住户。
该会的错误分析实由于错误设定工资低者必然来自低收入家庭，这显然不符香港的社会现况，世界各地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情况亦同有此现象。
为何乐施会未加检视就贸贸然展开倡议运动？
乐施会对推动政府采纳贫穷线不遗余力，但以入息中位数一半作为贫穷线指标，减贫无望，遑论灭贫。
反之，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采纳以绝对收入水平作为界定贫穷的指针，而非根据生产力日增而导致生活水平提升的相对程度。
依赖相对收入水平作设定并不可靠，住户贫穷率从1985年的11.5%升至2015年的18.5%，主要是因为全无收入或收入甚低的长者住户率由14.8%升至 23.8%。
相反，观乎经济活跃的适龄工作住户，其贫穷率表现极为稳定，平均为于9.4%。适龄工作住户之中，离婚住户所占的比例渐见增加，1985至2015年期间，由1.7% 增至9.1%，其中主要是贫穷线以下低收入住户。工资分布中，低收入劳动女性—大部份为新移民—比例趋升，减贫措施应聚焦于家庭形成及离婚情况的变化趋势。
乐施会倡议的另一项突出的扶贫工作，乃建议向低收入在职家庭发放津贴，这可说是佛利民首倡引入负入息税（negative income tax），透过直接现金津贴以协助低收入家庭的改良版。
此计划推出前，若将现金及实物资助一并扣除，则为数27万户活于贫穷线以下。可是，结果只有约31,800户提交申请， 20,633户获得批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何以有这么大的估计误差？
乐施会在其公布的《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11—2015年）》中，有如此推断：「『低津』的申请数字明显少于政府估计，可能是由于申请条件苛刻，以及申请表格过份复杂，亦有少数族裔家庭表示由于语言所限难以申请。」不过，误差程度高达十倍，总不能归咎于开展计划初期的困难吧！
将贫穷线用作界定贫穷的指标，难免堕进把「短暂过渡性收入」分布误作稳定「长期恒常收入」的陷阱，实际上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经常有变动。
在合着《追逐美国梦》（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Mark Rank、Thomas Hirschl及Kirk Foster三位社会学家指出，年龄介乎25 至 60岁的美国人的职业生涯中，收入有升有减，当中有高达73%的人有一年或以上的时间置身最高收入20%分布，而有40%至少经历一次贫穷。
假若某年的收入只属临时性质，不少濒穷而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或会因为收入一时偏低而不愿申请「低津」。
我认为应将此等家庭列为「濒穷」，而濒穷家庭大概占本港人口三份之一。他们缺乏高技术工种所需技能，未能负担购买小型住宅物业的高昂按揭首期。
濒穷家庭远较贫穷家庭为多，前者的困境亦须在未来五年内加以正视，住屋拥有权可迅速解决问题，但长远收入则取决于技能方面的投资了。
单凭收入界定贫穷固然大有局限，只从某年某月的收入着眼更存在极大漏洞。贫穷问题千头万绪，实在难望单靠简单对策解决。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乐施会对扶助贫弱一向成绩斐然，但说到社会政策，实非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