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1月2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多年来，乐施会透过研究、倡议运动、公众教育，以及资助本地组织的扶贫计划，推动「亲贫」（pro-poor）政策；从设立官方「贫穷线」、落实最低工资，以至建议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该会在香港的工作成绩斐然。
该会无疑有些极具价值的服务，但其倡议运动、教育计划所根据的政策研究却是走错方向，令人对它对政策与公众教育的影响力引以为忧。
诚然乐施会确能理解贫穷实在牵涉各类问题，但它却只提出随意拼凑大杂烩式的建议，把与贫穷有关的各项因素转化为政策目标，而因素背后的因果关系则轻轻带过。
错判形势假设
举例来说，该会成功倡议按家庭人数，以家庭入息中位数的一半为指标，制定官方「贫穷线」，贫穷线以下的收入水平界定为贫穷。但要界定贫穷，贫穷线是否理想办法？统计贫穷线以下家庭百份比，又是否衡量人口中贫穷升降趋势的理性指标？
乐施会亦提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建议，认为是项津贴将对按官方所订贫穷线界定的贫穷家庭有所帮助。
该会认为个人工资低即等如贫穷，主张透过增加最低工资扶贫，然而领取最低工资者是否一定来自贫穷家庭？若非如此，则提高最低工资又如何有助减贫？
乐施会倡议的本地扶贫措施为数不少，上述三项措施既已实施，不妨在此评估其成效。
根据《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按季统计》2011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资落实初期）的数据，领取最低工资在职者，有36.4% 来自入息高于中位数的住户；有80.5% 来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数以上的住户，换言之接近官方「贫穷线」所界定的贫穷家庭。由此可见，最低工资法只能随机抽出贫穷家庭；更有甚者，领取最低工资者，有5.8% 来自入息超过收入80百份位数的住户。
该会的错误分析实由于错误设定工资低者必然来自低收入家庭，这显然不符香港的社会现况，世界各地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情况亦同有此现象。
事实摆在眼前，为何乐施会未加检视就贸贸然展开倡议运动？从政者为求获选或连任而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可说是不难理解，但致力扶贫的乐施会，何以支持显然难望奏效的政策措施？「后真」（post truth）一词近日极为风靡，但若论追本溯源，其实是存在已久，且不乏擅此道者。
乐施会对推动政府采纳贫穷线不遗余力，但以入息中位数一半作为贫穷线指标，减贫无望，遑论灭贫，更与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公布，要减少全球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后经修订为1.9美元）的贫穷人口的千禧减贫目标相去甚远。
拨乱反正指标
在1970年的高峰期，全球37亿人口之中，有22亿（60.1%）每日收入低于2美元；1981年，仍有44% 世界人口活在贫穷线（经修订后每日收入为1.90美元）以下；及至2015年，是项数字则降至9.6%。此等数字的共通之处，在于均以经生活成本调整之绝对收入水平作为界定贫穷的指针，而非根据生产力日增而导致生活水平提升的相对水平。
以绝对收入水平为指标，肯定较基于相对收入水平合理，后者较适用于衡量不均现象，而非贫穷问题。香港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所定收入水平经固定生活成本调整，而非基于随时变动的生活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援助，简而言之，其背后的贫穷概念，主要以绝对收入水平为依据。
要检视相对收入水平如何不可靠，可从1985至2015年本地住户及个人贫穷率加以分析。
《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出，自2009年至2015年，贫穷线以下的家庭由541000 增至570000，但同期此等家庭中的贫穷人口则由134.8万减至134.5万。这些数字并未把政府扶贫措施考虑在内。
可见在本地人口仍处于增长期间，处于官方界定贫穷线以下住户的人口一直维持稳定。期间家庭数目增幅较大，反映小型家庭持续增加，皆因子女成年后多不愿与父母同住，而新婚或再婚也是家庭数目日增的因素。
利用上述数据，可将官方「贫穷线」推回至1985年。住户贫穷率的计算可包括政府的恒常现金福利在内，而适龄工作住户（20至64岁）、长者住户（65岁以上），以及经济上活跃和经济上不活跃住户的贫穷率，一一可作个别估算，所得结果颇为耐人寻味。
其中至为关键的重点在于：适龄工作住户与长者住户个别估算之下，住户贫穷率表现一直极为稳定。【图1】显示，适龄工作住户的贫穷率介乎8.5% 至 13.9%，长者住户贫穷率则介乎29.3% 至 33.3%；贫穷线下适龄工作住户人数由370,000 增至 790,000，长者住户人数则由111,000 升至 394,000。同期整体住户贫穷率上升，主要在于长者住户所占比例持续增加。
贫穷率所以上升，皆因住户大都已非在职，全无收入或收入甚低。对于长者住户，以收入作为官方所界定的贫穷指标，既不合理，亦根本无法反映家庭成员是否贫穷；收入贫穷线充其量只应适用于适龄工作住户。
观乎经济活跃的适龄工作住户，其贫穷率表现极为稳定，于1985-2015 的30年期间一直平均维持在10.0% 左右：首10年为8.1%，处于最低点；次10年为11.6%；最后10年则为10.7%。
首10年的贫穷率属异常偏低，背后原因可追溯至中国对外开放初期，香港生产力迅速增长，惠及不少低技术工人；亚洲金融风暴后，即使贫穷率平均上升2%有多，其后则维持稳定。
1985-2015年期间，整体适龄工作住户的贫穷率亦相当稳定，皆因大部份为经济活跃住户，占所有适龄工作住户的94.6%；非经济活跃住户的贫穷率则较高，平均达57.2%，此亦在预期之内。
要了解香港社会的贫穷成因，应仔细研究其劳动力。1996年以后，本港男性劳动人口一直维持在190万，升势呆滞，女性劳动人口则由110万上升至160万（家庭佣工除外）。由于劳动力在质和量两方面均未见显著改善，生产力亦未见增长。就业市场人力供应短缺，吸引了不少低技术女性工人（以新移民为主）投入劳工市场，但无助于减少贫穷线以下的低收入住户比率。
再者，适龄工作住户之中，离婚住户所占的比例渐见增加，1985至2015年期间，由1.7% 增至9.1%，其中主要是贫穷线以下低收入住户。同期已婚住户所占比例则由78.2%减至67.7%。工资分布中，低收入劳动女性比例趋升，加上离婚住户日增，遂成为香港贫穷人口的两大成因。减贫措施应聚焦于家庭形成及离婚情况的变化趋势。
正视「濒穷」真相
乐施会倡议的另一项突出的扶贫工作，乃建议向低收入在职家庭发放津贴，这可说是佛利民首倡引入负入息税（negative income tax），透过直接现金津贴以协助低收入家庭的改良版。
2015年列入官方「贫穷线」以下的家庭数目，若扣除现金资助，估计有36万户；若将现金及实物资助一并扣除，则为数27万。照合理推算，应有约20万经济活跃的家庭受惠于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结果有约31800户提交申请，20633户获得批准；按照政府制定的贫穷线标准，在原先估计的低收入家庭总数之中，仅得约十份之一合乎资格。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何以有这么大的估计误差？
任何新推出的计划，往往在初期会遇到多少问题，但无论作出何种合理调整，均难以把合资格家庭数目与原先估计的20万拉近。乐施会根据2014年内部研究估计，本地低收入家庭为数189500；在其公布的《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11—2015年）》中，有如此推断：「『低津』的申请数字明显少于政府估计，当中涉及申请条件苛刻、申请表格过份复杂、亦有少数族裔家庭表示由于语言所限难以申请。」不过，误差程度高达十倍，总不能归咎于开展计划初期的困难吧！
上述估算基于《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按季统计》，调查中收入是否有少报的可能？在接受调查时随口作答与申请「低津」时必须宣誓毕竟大有分别。少报入息也许时有发生，但规模与误差之大，实在令人咋舌。
根据实际经验，贫穷家庭的生活难望在短期内改善。按照佛利民的「长期恒常收入」（permanent income）概念，贫穷家庭收入往往在多年内，甚至在数十年间持续偏低，但在每一年中，一个家庭的「短暂过渡性收入」(transitory income)之中，或会有一部份大上大落。低收入家庭由于缺乏在职保障，工作亦多属散工或兼职，其收入更有相当大部份属于「短暂过渡性」。
贫穷线不宜用作界定贫穷的指标，因为单凭一年的家庭收入分布数据，难免堕进把「短暂过渡性收入」分布误作稳定「长期恒常收入」的陷阱，实际上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经常有变动；整体人口的贫穷率或会长期维持稳定，但贫穷线以下的家庭，说不定每年都出现变化。
由于家庭收入随时变动，每年不同，经济状况亦会按每年变化而出现不同定位。在合着《追逐美国梦》（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Mark Rank、Thomas Hirschl、Kirk Foster三位社会学家根据年龄介乎25 至 60岁美国人长达44年的纵向数据，列出美国人口在一生之中体验贫富的百份比，研究结果发人深省。
研究发现，美国有12% 人口会在一生中至少有一年置身最高收入1%分布之中，一生中至少有一年置身于最高收入5%及10%分布中的美国人口比率分别为39%及56%，而置身最高收入20%分布的更高达73%；可见大部份美国人终其职业生涯，都至少有一年的富裕体验。另一方面，在25 至 60岁期间，则分别有40% 与 54% 的美国人至少经历一次贫穷或濒穷。
由于以单一准则界定制订贫穷线基于单一数据，难免令人产生贫穷户长期贫穷的印象，亦难免对以贫穷线界定贫穷的概念存疑。
假若某年的收入只属临时性质，不少濒穷而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或会因为收入一时偏低而不愿申请「低津」，只有短期内难望回复贫穷线以上的家庭才会有申请意欲。
当前「低津」申请率偏低，反映估计为数约20万处于贫穷线以下的经济活跃家庭中，真正贫穷家庭所占比例依然甚低。不过，濒穷家庭或较预期为多，甚至包括收入或会于某一年处于贫穷线以上的家庭。
我认为应将此等家庭列为「濒穷」，而濒穷家庭大概占本港人口三份之一。他们缺乏高技术工种所需技能，未能负担购买小型住宅物业的高昂按揭首期。事实上，濒穷家庭远较贫穷家庭为多，前者的困境亦须在未来五年内加以正视，住屋拥有权可迅速解决问题，但长远收入则取决于技能方面的投资了。
单凭收入界定贫穷固然大有局限，只从某年某月的收入着眼更存在极大漏洞。贫穷问题千头万绪，实在难望单靠简单对策解决。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乐施会对扶助贫弱一向成绩斐然，但说到社会政策，实非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