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2月1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绰号「长毛」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宣布将会争取提名，参加来届行政长官选举，获得议会内朱凯迪、刘小丽、罗冠聪、陈志全四名议员支持；基于原则问题，他要求泛民选委不应支持任何亲建制的参选人。
梁氏一反其在过去两届特首选举的一贯立场：「不投票、不提名、不参加小圈子选举」，他的参选标志着对现行政制安排的谴责，鼓吹在政治、道德层面对建制毫不妥协，斗争到底；他代表着政治左派对资本制度的深深痛恨。
梁氏声言联同一众盟友，秉承2014年「占领运动」（他称之为「雨伞运动」）精神、港人的呼唤，并代表长期受压迫的基层发声。他认为以大规模社会运动作出的政治对抗，是表达反对现行制度的必须手段，关键在于透过策略性手法鼓动群众不断参加社会运动。
作为政治左派的活跃份子，梁氏行动目标只在反叛、不在管治，政治主张着眼革命、并非改革，其参选原因在于他心知非建制派现已掌握特首选委会四份之一选票，今年内又或2022年之际有望左右选情，影响结果，带来转变；市民纵然仍未有投票权，却也抱持类似期望。
回顾过往两届特首选举，泛民阵营在选委会中代表性偏低，中、左、右三股力量之间的政治分歧易于文过饰非，在泛民同一旗帜之下，三方尚能求同存异；建制派稳占压倒性优势，在选战为先的大前提下，亦令泛民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分歧变得次要。
然而在立法会选举情况自然大有不同。泛民阵营内中、左、右三股力量之间，从五区公投运动，以至2012年、2016年两届立法会选举，几年来一直内讧不断，中间力量不敌左、右两股力量，频频失利。
梁国雄份属政治左派，惊觉泛民阵营为达影响特首选举的目的，认真参与提名及投票过程，更恐怕大部份泛民成员会积极参与其事，令迈向革命目标的动力顿减，日后难望在阵营之内培植左翼势力，反而引领群众步入改革之途。
「占领运动」之后，以年青一辈为骨干的本土主义运动以及由年长一辈主导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乘势而起。随着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释法，未成气候的本土主义严重受挫，反而左翼一众凭借深入社会各阶层的根基，继续站稳阵脚。
梁国雄的参选举动，无疑旨在争取主导泛民阵营的道德，而非政治层面上的话语权，是为了锐意为左翼运动争取曝光、保持声势，亦为了在特首选举中表露年轻世代的政治影响力及其民主倾向，撄取其心智。
社会空想局限
这些年轻人将来会成为中间派、左派，抑或右派呢？
右派是否民主派？追溯历史，希特拉、墨索里尼、佛朗哥之流，均为与民主势不两立的死敌。
左派又是否民主派？我对此深表怀疑；历史上罕见有成功夺权的左派保持民主初衷。话说回来，左派影响力历久不衰，其许下的承诺也别具诱惑，委实不容忽视。
「左派」的「左」，源于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的座次安排，当时贵族坐在国王之右，第三阶级则位于国王之左；第三阶级的理念包括Michel Foucault等无政府主义者、Louis Althusser等教条马克思主义者、Slavoj Žižek等虚无主义者，以及Andrea Dworkin和Richard Rorty等美式自由派学者的各种思想，其共通观念则始终如一，就是对市场经济（即马克斯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大加挞伐。
左派认为世界财货分配不公，非人类天性使然，应归咎统治阶级以篡夺手法谋取私利。此派中人以反对建制权力作为本身定位，认为是致力为自洪荒世界以来一直备受压迫的一群建立新秩序的领头人。
左派提出两大理据支持其目标：「社会公义」和解放。
时至今日，「社会公义」目标不再只限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或公民权利人皆得以享之；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无复大行其道之势。当前左派呼吁「一视同仁」（respect as an equal），而非「同等尊重」（equal respect）。
所谓「社会公义」，并非在自愿情况下个人交易的公义，而是在计划强制下，而是包括个人透过从市场公平交易所得收获也要剥夺的「公义」，左派的目标在于全面重整社会，所有特权、等级，甚至财货及机会的不平等分配，一一被克制或受到挑战，推而广之，社会中个人欲为自己或子女争取的一切，除非能够证明符合「公义」，否则一概视为不公不义。
如此的「社会公义」论，其是扩大社会怨忿及使之合理化。这种理念绝对错误，无论站在那一方，怨忿并非正面情绪；社会的事业应是推行正面社会生态，以排除怨忿。怨忿之于社会犹如痛楚之于身体，感受痛楚固然并非好事，但若无痛感，却又不晓得有需要消灭痛楚。
由此可见，不应以心存怨忿为憾，而应视之如苦乐参半的人生处境，以平常心将其克服。但若被怨忿的情绪主宰，甚或诉诸社会运动，便会失去具体目标，只是平白把矛头指向整体社会，这正是左派运动成为主导所带来的后果。
在这个前提之下，胸中积怨已不再是不忿别人非份成就的自然反应，而演变成一种存在主义姿态，一种「天下人负我」的姿态；取态若此，亦即拒绝于现行建制寻求解决方法，而是要夺权以推翻现行制度。
此辈敌视一切调解、妥协、辩论方式，敌视任何有助异见者发声、赋予普通人自主的法律及道德规范，以消灭敌人为己任，认为一切建制主宰世界，一概视为敌人，必须转而控制之。所有建制或团体，以至在政治程序中维护建制或代为传声的前度盟友，亦统统成为歼灭泄愤的对象。
这种取态乃是社会大乱的核心问题，这种针对现状而发的反对呼声，所代表的未来却不可知。
求同存异契机
左派提出的另一出路何在？
说到底，十居其九是只求反对和负面！至于「解放」、「平等」，或「社会公义」等远大目标虽或偶尔提及，却口惠而实不至，始终流于抽象层次，有待认真考究。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Eric Hobsbawm爵士，亦曾一度对社会主义的往绩心生疑问，写下如此评语：「即使左派须对新社会加倍研究思量，也丝毫无损新社会的吸引力和必要性，而反对社会现状强而有力的理据亦不会减弱半分。」一言以蔽之，此乃左派承诺的局限所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景，除了其「必要性」和「吸引力」，根本一无所知，关注只在于反对及摧毁现状的「强而有力」理据，却又不知如何取代遭摧毁的现状。
聚焦香港政局，泛民曾以「公民提名」此一民粹式口号，坚拒就特首选举的政改安排提出具体建议，结果左翼得以骑劫整个泛民阵营，香港至今仍陷于为特首选委会而争论不休。
过去三年的政局发展，无疑令市民大失所望，大众寄望平息政治分化，在社会各界重建可行的合作关系。事实上，要改善现状，必需先化解行政与立法机关的矛盾。
先决条件在于改善管治的共同利益，千万不可以鼓吹政治僵局证明现行政制有欠公义，甚或以打倒政敌为最终目标。泛民阵营若能加强团结，免受制于左派，为衷心推行政改者创造条件，降低参政门坎，全民普选便有望在可见的日子内落实。
正如Acton男爵的名言：「真正忠于自由者素来罕见，而自由亦全靠少数党派与政见每多不同的伙伴合作，方能有成。双方的合作关系向来后果堪虞，间或悲剧收场。」
选委会内的新委员可会作出明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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