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5月1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特朗普、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于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得以从政治主流以外异军突起，实因美国生产力增长偏低、经济严重不均，以致整体经济表现疲弱，右翼与左翼民粹相继坐大，乘势而起。民粹主义于美国以至全球的兴起，经济因素纵非唯一原因，亦肯定是个中一大关键。
今时今日，一向推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反而高唱世界自由经济秩序，其国家主席向资本主义美国的总统宣扬自由贸易的优点，实在不无讽刺。事实上，中国目前仍为经济新兴强国，受惠于自由贸易，而美国则忧心经济下滑，有成为全球开放经济秩序受害者之虞，此发展实在不足为奇。
自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融合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拖累经济表现之说大行其道，且在传媒、公共政策议论中受到广泛认同，但此是否有根有据？
我对此说不敢苟同。全球经济融合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浪潮，在1980年后才出现，但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却早在1970年代已转趋疲弱，此缓缓下滑的现象，背后的因素至今仍存。
从「中间偏左」到「中间偏右」
将全球利伯维尔场经济表现欠佳归咎于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经济融合，广被认为在19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经济极度萎缩令人对资本主义信心大减，加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取得成果，苏联的工业化亦迅速进展，资本主义备受严峻考验。
受到上述发展所影响，主流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社会主义多于资本主义。西方知识分子大都采取「中间偏左」立场，经济上主张政府介入市场，结合凯恩斯（Keynesian）经济学观；至于政治范畴，社会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纷纷成为主流思潮。
1960年代，「中间偏左」立场主导北美与西欧学术界，被视作标准「中间」立场之余，更成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新面貌。相对而言，占少数的持「中间偏右」立场的学者在大学界遭受敌视，难免感到被边缘化。
经过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学术界这种风气才有所转变。当时的主流凯恩斯经济学观，已不足以解释「滞胀」（stagflation）新现象，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却另辟蹊径，提出较佳论据，令经济界信服；公共政策舆论转向维护市场政策的「中间偏右」立场，再得以打稳基础。
1979年戴卓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两年后列根出任美国总统，维护市场的政策得以冒升。其实意义更重大、更具历史性的影响，是1979年底邓小平锐意对一向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开放；1980年代，全球经济融合与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新浪潮随即展开。
科技主导经济表现
哈佛大学Andrei Shleifer教授将1980至2005年称为「佛利民时代」（Age of Milton Friedman），可谓一语道中，换句话说，「中间偏右」政策观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影响微不足道，反而科技发展放缓为经济表现带来负面动力，早于1970年代就已有迹可寻。
芝加哥大学Kevin Murphy教授研究显示，男性实质工资增长率在1940年代为19.4%，1950年代为29.7 %，1960年代为24.1% ，1970年代只增加5%，及至1980年代则处于 -7.8%的水平【图1】；可见生产力增长在1970年代开始递减，至1980年代则出现负增长。
Robert Gordon于201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涨落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显示美国劳动生产力的增幅在1920至1970年期间为2.82%，处于巅峰，但在1970至2014年期间大幅下滑至1.62%，印证了前述Murphy教授的研究结果。书中亦指出，劳动生产力变化，主要由于「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改变，亦代表创新与技术发展方面的变化。
增长放缓是由于自1970年以后，大部份科技发展只局限聚焦于娱乐、通讯，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等少数活动层面，未能在整体经济上产生全面提升生产力的效应，仅令少数行业或掌握高技术的工作人口受惠。
美国经济放缓现象，早于倾向中间偏右市场经济政策的趋势之前十多年已出现；事实上，若非有赖全球经济融合与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放缓必会更迅速。即使苹果计算机等大集团，若非可转而在中国内地大量生产和组装，亦难望有如此可观的盈利增长。
若科技发展自1970年代起已集中于少数行业，那是否亦令不均现象恶化？1979至1990年期间，全球经济融合根本未成气候，美国大学毕业生每周工资增幅达2%，高中毕业生却录得超过16% 的减幅。
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溢价，由1979年的42个百份点跳升至1990年的71个百份点，期间美国男性整体工资不均现象显著恶化。1980年代，美国男性工资分布的顶层与底层比较，前者的工资增幅比后者高出18%。
回顾1939至1989年间，该国的经济不均模式有如此变化：1940年代，男性工资不均现象一度大为改善，1950年代、1960年代维持稳定，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则转趋恶化，到底原因何在？
正如Kevin Murphy教授在研究中发现，1980年代及1990年代，科技发展倾向令工作人口中的高技术者受惠；1950年代、1960年代在高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中，未见倾斜；1940年代则倾向令非技术工人受惠。
简而言之，1970年代及1980年代，科技发展对高技术人员需求较大，劳工市场乐于为高技术服务付出较高代价，导致工资不均现象恶化；1940年代，科技发展需要较多非技术员工，劳工市场自然给予他们较佳待遇，工资不均现象随之减轻；1950年代及1960年代，科技发展未见向任何一方倾斜，是以工资不均现象保持稳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模式产生的变化，更能解释其对工资不均、生产力增长变化的影响，而非关全球经济融合。若未能真正理解生产力增长放缓和工资不均恶化的背后成因，则难免于推行政策时发生失误，不但未能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会令有关问题恶化。
科技发展并非可加以控制，使其倾向对高技术或非技术工人有利，最佳政策莫过于从平衡两者的供应量入手，以达至维持生产力增长，改善工资不均。说到底，错判形势的策略又怎能对症下药呢！
意识形态上的争辩总会持续不断，然而必须透过科学分析和实证数据，正确找出问题所在以解决之；意气之争实在无济于事。当今之世，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可惜被利用作为同一阵营者用以壮大声势的「回音壁」，壁垒分明、针锋相对，如此只会令成见日深，无助寻求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