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5月10日载于《南华早报》）
特朗普、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于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得以从政治主流以外异军突起，实因美国生产力增长偏低、经济严重不均，以致整体经济表现疲弱，右翼与左翼民粹相继坐大，乘势而起。民粹主义于美国以至全球的兴起，经济因素纵非唯一原因，亦肯定是个中一大关键。
今时今日，一向推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反而高唱世界自由经济秩序，其国家主席向资本主义美国的总统宣扬自由贸易的优点，实在不无讽刺。事实上，中国目前仍为经济新兴强国，受惠于自由贸易，而美国则忧心经济下滑，有成为全球开放经济秩序受害者之虞，此发展实在不足为奇。
自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融合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拖累经济表现之说大行其道，且在传媒、公共政策议论中受到广泛认同，但此是否有根有据？
我对此说不敢苟同。全球经济融合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浪潮，在1980年后才出现，但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却早在1970年代已转趋疲弱，此缓缓下滑的现象，背后的因素至今仍存。
Kevin Murphy教授研究显示，男性实质工资增长率在1940年代为19.4%，1950年代为29.7 %，1960年代为24.1% ，1970年代只增加5%，及至1980年代则处于 -7.8%的水平；可见生产力增长在1970年代开始递减，至1980年代则出现负增长。
Robert Gordon于201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涨落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显示美国劳动生产力在1920至1970年期间处于巅峰，但在1970至2014年期间大幅下滑。
Gordon指出，这现象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改变，亦代表创新与技术发展方面的变化。
自1970年以后，大部份科技发展只局限聚焦于娱乐、通讯，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等少数活动层面，未能在整体经济上产生全面提升生产力的效应，仅令少数行业或掌握高技术的工作人口受惠。
美国经济放缓现象，早于在「中间偏右」、由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与芝加哥经济学派提倡的市场经济政策的趋势之前十多年已出现；事实上，若非有赖全球经济融合与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放缓必会更迅速。
若科技发展自1970年代起已集中于少数行业，那是否亦令不均现象恶化？1979至1990年期间，全球经济融合根本未成气候。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溢价，由1979年的42个百份点跳升至1990年的71个百份点，期间美国男性整体工资不均现象显著恶化。
Kevin Murphy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科技发展改变了美国的经济不均模式。
1970年代及1980年代，科技发展对高技术人员需求较大，劳工市场乐于为高技术服务付出较高代价，导致工资不均现象恶化；1940年代，科技发展需要较多非技术员工，劳工市场自然给予他们较佳待遇，工资不均现象随之减轻；1950年代及1960年代，科技发展未见向任何一方倾斜，是以工资不均现象保持稳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模式产生的变化，更能解释其对工资不均、生产力增长变化的影响，而非关全球经济融合。若未能真正理解生产力增长放缓和工资不均恶化的背后成因，则难免于推行政策时发生失误，不但未能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会令有关问题恶化。
科技发展并非可加以控制，使其倾向对高技术或非技术工人有利，最佳政策莫过于从平衡两者的供应量入手，以达至维持生产力增长，改善工资不均。
意识形态上的争辩总会持续不断，然而必须透过科学分析和实证数据，正确找出问题所在以解决之；意气之争实在无济于事。当今之世，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可惜被利用作为同一阵营者用以壮大声势的「回音壁」，壁垒分明、针锋相对，如此只会令成见日深，无助寻求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