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5月31日载于《南华早报》）
贫穷问题偶尔会登上报章头条，有关讨论常提及以贫穷线作为量度社会贫穷状况的指标，以界定绝对贫穷（absolute poverty）与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两种状况。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之一，在于减少全球极端贫穷与饥饿人口；作为衡量达标进度的工具，当年定义为每日生活费低于一美元的贫穷线，实际上是藉以界定绝对贫穷。
此一政策目标在于透过促进贫穷人口高度集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协助贫者脱离绝对贫穷的困境。近数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收获，莫过于扶助「第三世界」国家中达六亿人口脱贫，其中以中国、南韩、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六个国家为主。
时至今日，全球经济融合备受贬谪，皆因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未能分享全球化在第三世界纾解贫穷的佳绩。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采用的是相对贫穷的概念。
相对贫穷的贫穷线通常被定义为社会中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某个成数（多取半数）。相对贫穷概念本来久已存在，早期由阿当史密斯及佛利民提出，但近年才广获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加拿大与欧盟诸国政府采纳有关操作定义。
在制订贫穷线时，是以经常收入作为收入来计算。经常收入与真正经济状况关系并不密切，在商业周期内，收入既随周期、人生阶段而变动，收入汇报亦有系统性失实，而不少人因退休、无业或自雇而被列为无收入。
据美国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以此方式衡量，该国约73% 人口一生中有一年处于收入分布中最高的20百份位数，约40%则有一年处于收入分布中最低的20百份位数。由此可知，不少现时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并非真的终生贫穷。
各地社会大都有为贫者提供现金转移及非现金福利的计划，例如2015年，香港人口中有19.7% 处于贫穷线以下，但若将现金转移计算在内，贫穷线以下人口比率则降至14.3%；若将现金及非现金转移一并计算在内，则比率更下降至9.9%。
若说不少领取各种现金及非现金转移者并非处于贫穷线以下，我绝不称奇。且看全港人口近三份之一租住公屋，而公屋正是最主要的非现金转移，然而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只占19.7%；这等如说说，社会花费大量房屋资源，用以资助并非处于贫穷线以下者，又或是贫穷线未能界定真正贫穷者。至于其他由社会资助的各项计划，情况也大概一样。
说句公道话，我不认为是政府统计员计算错误，以致夸大本港的贫穷状况；反之，有关部门处事审慎，分析数据表现出色，我早前便曾加以赞扬。
问题不在于计算失误，而在于难以根据经常收入将贫穷状况化为简单统计指标。
香港属于人口急剧老化社会，若以贫穷线为衡量准则，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录得较高的相对贫穷程度；这纯属统计现象，是由于申报无收入的退休家庭数目增多，但此等家庭却未必毫无支持或资产。
香港面对的主要是「濒穷」（near poverty）而非贫穷问题，只是一般家庭全力争取安稳收入，以达至令子女获得优质教育、于有需要时得享优质医疗、自置物业以保障积蓄等而面对的苦况。在发达国家纾解相对贫穷确实困难，并非单靠制订贫穷线可解决问题。
在香港采用贫穷线概念，最惹人关注之处不在于贫穷程度被夸大，而在于误导令人忽视真正威胁 –– 「濒穷」，忽略舒解濒穷，未能掌握真正威胁根源在于「中产沉降」（sinking middle class）趋势，这亦是全球发达国家同样面对的一大难题。当今之世，贫穷线实在是扶贫政策的错误指标，我希望香港能真正掌握智慧，勿以昔日之谬误政策来处理今天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