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全球供应链与「超全球化」
「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现象自1990年起席卷全球，但人们到现在才开始领悟到它与1820至1990年期间大盛的全球化迥然不同，因为它的发展远较先前全球化迅速，且令全球经济更趋高度整合，影响所及，各地社会须在制度上作出大幅调整，以作适应。
Richard Baldwin 在其2016年出版的先驱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指出「超全球化」的原动力是信息及通讯科技革命，而之前全球化的动力，则主要源于运输成本日降。
全球七大经济体，即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七大工业国，占全球GDP的比率计1820年为22%，1900年为46%，1993年高达67%，2014年则回落至46%。期间经过93年，始由46% 增至67%，却因「超全球化」效应，在短短21年间打回原形。
观乎七大工业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比率，曾于1990年的65%高水平，降至2010年的47%，比率流失至中国、南韩、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六国，其中中国更由1990年的3% 大幅跃升至2010年的19%。
七大工业国占全球产值比重何以剧跌，而少数新兴经济体又如何迅速冒起正是Baldwin著作探讨的主题，对于时间有限，但有兴趣了解香港以至全球经济现状的读者，此书当为参考首选。
全球供应链的出现，对书中「超全球化」的论题无疑至关重要；此等供应链或由生产商带动（例如苹果计算机），或由购买者带动（例如Walmart、Zara、利丰、亚马逊、阿里巴巴等）。
1990年以前的全球化现象，主要关乎发达工业国制造业的终端产品贸易；此后的全球贸易活动（尤其地区贸易），则日益以中段货物贸易为主。由于供应链全球化，制造业已可于海外各地生产，不再是先进工业国的禁脔，覆盖范围之大实属前所未见。
造就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因而得以迅速工业化，成为新兴经济体，透过加入全球供应链，从先进工业国境内公司获得制造技术，即使技术有限，亦能将业务提升至全球性层次，在供应链中找到定位（niche）。
全球供应链让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步伐，超越依循旧有「雁行模式」的「亚洲四小龙」。先前全球化趋势下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化，却仍须依赖全面掌握终端产品的制造技术。
Baldwin認為「超全球化」之势得以形成，皆因凭借发达的信息及通讯科技，总部可以充份掌控遍布海外的生产业务；厂房可设于各地，亦可有效管理海外工人，只需将有限生产知识转移；事实上，总部往往只会将特定范围技术转移海外，而不愿输出全盘技术。
在先前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下，只有终端产品才运往海外经济体。输出货物的商业风险低于在海外设厂，在境外设置厂房的企业不但须处理进出口关税及非关税关卡，还得兼顾税务及商业规例、知识产权、劳工法例、政府政策透明度、竞争政策、资金调回本国、外汇管制、排解纠纷机制等相关问题。
要加入全球供应链，发展中经济体必需先改善商业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开设业务。「超全球化」时代的新兴经济体须与全球经济深度整合，而非仅限于先前全球化的贸易往来。
这些发展令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架构渐被视为落后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适用范围较大的架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地区协议。
中国崛起
在「超全球化」趋势下，海外生产设施选址，取决于邻近位置和关系密切程度，是以往往集中于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即与发达工业国投资者关系深厚、位置毗邻，并乐于开放、改革经济以利通商的国家，例如德国就以波兰为首选，美国着眼于墨西哥、亚太区，日本则倾向亚太区。
邓小平适时于1979年年底实施开放改革，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早着先机；在领导指令之下，国家机制全力协助发展市场。来自香港利伯维尔场的商家和专业人才成为先导，协助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有利营商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
因此，中国整合全球经济的深度，远远超乎改革初期所能预期。「超全球化」也许一如Baldwin形容，由信息及通讯科技牵引，但最终得以开花结果，有赖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香港的积极响应。
中国，抢在大部份发展中经济体之前，率先加入全球供应链，凭借庞大劳动力供应，使中国沿海地区摇身一变，成为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海外生产基地。
「超全球化」可以说是中国复兴的传奇故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有幸适逢其会、亲历其中，目赌港人及社会各界协力同为21世纪新经济史谱写一章，实在与有荣焉。
香港面临的增长挑战
旧有先进工业国企业面对「超全球化」趋势，通过在低成本发展中经济体设厂而扩充规模，成本下降令产品销路上升，投资创新又进一步增强生产力。随着产量与销量加大，要求具备丰富知识的职位（尤其在研发与市场拓展方面）日增．，相反部份工厂职位随之流失。
这并非纯属工业「空洞化」现象，有关企业和行业仍旧扩充业务、但招聘员工的要求改变。劳工占整体GDP比重下跌，但具备丰富知识的雇员则获增薪，结果对七大工业国以至香港的经济均造成破坏，且迅速产生。
先前全球化已令产品外销的企业劳资双方均从中受惠，但自1990年生产线移往境外后却形势有变，从此种下分化祸根。「超全球化」毕竟并非如美国前总统列根所言「璀璨辉煌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只见一片好景，该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城镇，就随处可见倒闭商店、荒废工厂，以及捉襟见肘、只能靠低收入兼职餬口的家庭。
在不少发达国家，上述困境引发反全球化潮流；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其后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更令情况恶化，美英两国就先后出现总统特朗普上台与公投脱欧的异象。
香港期间表现则远胜七大工业国：凭借适应力强的劳工市场和一股冲天干劲，制造业北移并未造成失业问题，可惜仍不免面对缺乏丰富知识人才，以及低技术工人过剩的困境，抵港的移民潮也导致有关问题恶化。
虽然本地部份厂商在创新、研发方面持续投资，成效可观，但大多数只保留属于市场推广和销售功能，不少人就对香港创新不足、知识密集产业缺乏抱持忧虑，反观中国内地（尤其是深圳）在构建制造业和创新基础方面则表现突出。
新世代的混乱情况来自四方八面，根本避无可避，保护主义弊多于利，注定失败。在「超全球化」时代，要加入全球供应链，只有创新一途，进攻乃唯一防守之法。
香港在创新方面的障碍，主要在于知识密集人力短缺，本地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自1990年代起已停滞不前。19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年轻一辈的劳动人口，不但一直未见增长，大部份时期更见缩减，这是最大的挑战。政府在推动教育方面举足轻重，务须全力推动人力及人口政策发展，亦即人力资本政策。
另一有关创新的障碍，在于僵化且打击竞争的商业法规。回归之前，政府向香港电讯回购专营权，并予以补偿，达至开放本地电讯市场，时至今日，却设限防止外来企业加入，窒碍创新，令创新者难以在港营商。
但求维持现状、不愿冒险的官僚心态，早已根深蒂固，为免外来者搅局，对公司和企业一律按本子办事，不愿为开辟新天地而筹谋。昔日面对美国商务部对港纺织品出口实施「多种纤维协议」管制，本地政府工商部门亦能全力支持制衣与纺织业厂商，令此一行业高踞全球供应链领导地位，今日却有不少部门变得敷衍了事！
步入信息及通讯科技时代，掌握大数据已成为不少初创企业的命脉与达至成功所需。例如地产代理转型兼现代化，若非政府将地产交易纪录全面电子化，也就难以想象出现中原和美联等地产公司。
香港政府及其所有法定机构坐拥大批公众无从分享的数据，若能公诸于世，当有助多个行业、新旧企业大事革新。若政府带头公开数据库，并考虑对数据被公开的受影响企业作出补偿，以免有关企业妨碍进程，则本地发展潜力强大的服务业有望重现具竞争力市场。
当前不少访港的内地人，都对本地金融科技落伍嗤之以鼻。重重规管不但在各方面窒碍创新和竞争，而且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港商和专业人士当年协助内地构建有利营商环境，偏偏能医不自医，竟未能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反而往往自堵前路，妨碍发展。
中国经济腾飞，持续与全球经济整合，中产一族日益壮大、消费力日增，凡此种种，都为现在居港或未来闻风而至的新世代带来可贵的新机遇。
拆墙松缚，扫除有碍创意的屏障和枷锁，积极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实在是林郑政府可仗以释放香港巨大潜能，以应对21世纪的种种问题的两大最重要施政策略；这亦是近三十年来被轻放了的社会问题。
香港（以至其他各地的旧工业经济体）面对的连串社经困扰，乃是「超全球化」的产物，有别于先前全球化所衍生的难题，必须重新加以认识，并推行崭新施政策略。本栏将于10月4日探讨有关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