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6月2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上周末沈联涛在《南华早报》撰文，论述亚洲面对市场下一轮调整有何前景，观点准确到位：「归根究柢，发展命脉取决于人口分布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备亚洲最健全的市场机制，同时占尽地利，有利于在变幻不定的世界经济气候中缔造契机，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亏。
香港位处全球最高速增长地带。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七大工业国占全球GDP的比率，由1990年高达65%跌至2010年的45%，所流失的20% ，尽由中国、南韩、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六个国家取得，此中有四个国家皆在亚太区；香港位处区内中心，毗邻四国，所占优势实在无与伦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于就业人口日减之余，其质素提升进度亦缓慢。根据政府估计，就业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将减少3.9%，2026至2036年则减2.2%；尤其令人忧虑的是预计25至44岁的年轻就业人口，于此两段时期内将分别减少10.4% 与7.3%。【图1】显示直至2061年本地就业人口的预计数字。
投资教育 延揽人才
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及老化，将引致投资和职位流往别处。为保高增值职位的投资，年轻一代必须大大提升教育水平；来届政府应以教育投资为首要任务，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政府以学券方式，资助自资大专院校学生，有助达成此双重目标。
教育投资若缺乏增长，香港人力资本（平均教育年数乘以就业人口）总值将于2016年后停止增长（【图2】）。事实上，自1996年开始，25至44岁一组的教育年数增长已显著放缓；45至64岁一组的教育年数增长则于2016年开始放缓。
当然，若要资助所有人都接受大专教育，只会令教育投资失去净回报，造成浪费，况且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适合。但现时本地大专教育无论在个人、社会两方面，回报率依然甚高，分别达23.6% 和13.1%。教育投资回报需时，扩大教育投资的规模、步伐以及范畴，实属政府当务之急。
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教育投资无疑至关重要，却难望及时见效，容易错失经济良机。比较进取而持续的方法，须靠输入外来技术和人才，从而保障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
引进人才与技术并不会令本地雇员工资下降，皆因随着投资扩展，会提供更多新职位，待遇亦会更高。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全赖投资，人才短缺却足以令投资者却步。
东欧和前苏联共产政权倒台后，大批犹太移民涌进以色列，事实证明人才技术有助带旺经济，惠及全民，即使当地低技术人口亦受惠；不但始创企业应运而生，优质职位亦相继大增。以色列得以发展其科技经济，外来移民实在居功至伟。
回溯二战后的香港，亦可见外来移民对造就新行业功不可没。以为外来人才只会降低本地工资，乃基于投资额不变的想当然说法，但若只是技术与人才短缺，资金不愁来源，此一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若未能及时对症下药，解决房屋及基建问题，实在难以吸引足够外来人才；其中尤以房屋问题最为廹切，本地人亦对此极之不满。
改革公营房屋政策
政府实有必要彻底改革公营房屋政策。现届政府仅以增辟土地、加建房屋为对策，是为应付同一挑战的两个阶段：土地好比面粉，房屋则是面包，为求扩大房屋供应，唯有增辟土地；这种思维不尽正确。
香港房屋市场颇为复杂，且受严厉规管。2016年，居于资助出租房屋的住户占全港住户30.4%，居于资助自置居所的住户占15.9%；租住私人楼宇的住户占13.0%，自置私人物业的住户占36.2%。
公营房屋与私楼市场分别很大：公营房屋单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转名亦受严格限制。只有私人楼宇（占全港住宅单位49.2%）才可在公开市场自由转让，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公屋租户来源不外徙置与低收入两类，入息审查只适用于后者。有些低收入住户后来经济环境逐渐改善，变为「富户」；但其实公屋「富户」既无清晰定义，身份亦难以确认。
未有如实申报入息和资产的公屋「富户」，即使东窗事发，亦只须缴交双倍租金，而不会被迫迁，大量公屋单位未能妥善分配。199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公屋租户之中，拥有私人物业者占15%。
当局虽屡次试图迫使「富户」迁出公屋，却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分化与对抗情绪，皆因入息和资产易于隐瞒，「富户」身份难以界定。
单凭几个数字实难以界定家庭实际经济状况，透过既定清单所列要求，以一刀切的方式厘定资格，亦有欠公平公正；对受影响者而言，只依据可被矫饰的数字更只会加深有失公平、有欠公允的印象。
1987年实施「双倍租金」政策之前，公屋租户的居住环境极为挤迫；时移世易，居所挤迫现在已非问题症结所在。推行「双倍租金」政策之后，不少在职子女为免超出入息和资产规限，纷纷迁出父母的公屋单位。
这一众年轻人一边租住私楼，一边轮候公屋，影响所及，公屋平均住户人数急剧下降，现已降至与私楼租户相若水平。目前，就面积相若单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环境反不如私楼挤迫。
出现上述情况，皆因公屋单位既不能如私人楼宇般改为「劏房」出租、分租，亦不可在市场上出售。无论昔日的公屋单位，抑或目前私楼市场的「劏房」，蜗居现象均属房屋资源与人口错配的明证。
另一背后原因，是原本针对公营房屋住户的政策波及私楼市场。公屋挤迫环境的逆转效应情况严重，皆因规模较小的私楼出租市场（仅占全港住宅总数13.0%），要承受由占全港住宅总数30.4% 的公屋租户带来的冲击。而受欢迎的劏房地点就更形集中。
若说2016年11月实施收紧公屋「富户」资格的政策，进一步令租住「劏房」的问题恶化，我是丝毫不感意外：有关政策势将促使更多公屋住户成员，为求符合规定资格而分家，迁出之成员导致公屋轮候册上申请人增多，政府则以此作为租住公屋需求日增的证据。
换言之，出租公屋制度无形中内置自行壮大机制，令出租私楼市场相对地日形收缩。另一方面，公屋租户于离婚后一户分为两户，同样使公屋轮候册的名单愈来愈长。
双重挑战 双管齐下
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单位数目节节上升，占住宅数目的大多数，对招徕外来技术和人才绝非好事。
置业能力是市民大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首要途径；经济日趋繁荣，楼价自然水涨船高。一个城市若置业者多，等于分享经济成果者众；但若大部份属公屋租户，则容易滋生「资源重新分配」主张与妒忌心态，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损经济增长，更会产生经济共衰的观念。
社会上一旦公营房屋住户占多，容易因惧怕外来技术和人才来到会掠取其所享福利而产生抗拒情绪。相反，自置物业者居多的社会，会视外来人才技术带来共荣而非共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