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6月28日载于《南华早报》）
上周末沈联涛在《南华早报》撰文，论述亚洲面对市场下一轮调整有何前景，观点准确到位：「归根究柢，发展命脉取决于人口分布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备亚洲最健全的市场机制，同时占尽地利，有利于在变幻不定的世界经济气候中缔造契机，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亏。
香港位处全球最高速增长地带。1990年至2010年，全球GDP的20%比率尽由亚太区取得。香港位处区内中心，所占优势实在无与伦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于就业人口日减之余，其质素提升进度亦缓慢。根据政府估计，就业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将减少3.9%，2026至2036年则减2.2%；尤其令人忧虑的是预计25至44岁的年轻就业人口，于此两段时期内将分别减少10.4% 与7.3%。
教育投资若缺乏增长，香港人力资本（平均教育年数乘以就业人口）总值将停止增长。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开始，25至44岁组别的教育年数增长已显著放缓。
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及老化，将引致投资和职位流往别处。为保高增值职位的投资，年轻一代必须大大提升教育水平。
教育投资回报需时，扩大教育投资的规模、步伐以及范畴，实属政府当务之急。
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教育投资无疑至关重要，却难望及时见效，容易错失经济良机。比较进取而持续的方法，须靠输入外来技术和人才，从而保障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
引进人才与技术并不会令本地雇员工资下降，皆因随着投资扩展，会提供更多新职位，待遇亦会更高。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全赖投资，人才短缺却足以令投资者却步。
东欧和前苏联共产政权倒台后，大批犹太移民涌进以色列，事实证明人才技术有助带旺经济，惠及全民。回溯二战后的香港，亦可见外来移民对造就新行业功不可没。
但是，若未能及时对症下药，解决房屋及基建问题，实在难以吸引足够外来人才；其中尤以房屋问题最为廹切，本地人亦对此极之不满。
政府实有必要彻底改革公营房屋政策。现届政府仅以增辟土地、加建房屋为对策，是为应付同一挑战的两个阶段：土地好比面粉，房屋则是面包，为求扩大房屋供应，唯有增辟土地；这种思维不尽正确。
香港房屋市场颇为复杂，且受严厉规管。2016年，居于资助出租房屋的住户占全港住户30.4%，居于资助自置居所的住户占15.9%；租住私人楼宇的住户占13.0%，自置私人物业的住户占36.2%。
公营房屋与私楼市场分别很大：公营房屋单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转名亦受严格限制。只有私人楼宇才可在公开市场自由转让，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房屋市场紧张，导致私楼「劏房」出现，以满足市场所需。目前，就面积相若单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环境反不如私楼挤迫，皆因规模较小的私楼出租市场，要承受由全港公屋租户带来的冲击，而受欢迎的劏房地点就更形集中。
不幸地，这情况只会令更多人轮候公屋，公营房屋住户会愈来愈多。
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单位数目节节上升，占住宅数目的大多数，对招徕外来技术和人才绝非好事。
置业能力是市民大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首要途径；经济日趋繁荣，楼价自然水涨船高。一个城市若置业者多，等于分享经济成果者众；但若大部份属公屋租户，则容易滋生「资源重新分配」主张与妒忌心态，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损经济增长，更会产生经济共衰的观念。
社会上一旦公营房屋住户占多，容易因惧怕外来技术和人才来到会掠取其所享福利而产生抗拒情绪。相反，自置物业者居多的社会，会视外来人才技术带来共荣而非共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