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6月2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香港特区自1997年成立至今20年，经济表现如何？与回归前的20年相比，经济增长明显地放缓，经济不均亦比前恶化。
本地GDP与人均GDP每年平均增幅，在1977至1997年期间分别为 6.6%与 4.8%；但于1997至2017年期间，两项增幅分别降至3.2%与 2.6%。
参照政府发表的家庭住户入息统计资料，户主年龄介乎20至65岁的组别中，住户收入分布的坚尼系数（未计算各类福利转移）由1976年0.432增至1996年0.477，在2016年更处于0.507的水平。为免扭曲有关坚尼系数，我已撇除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的住户，因为此等户主大都已经退休而并无收入。
在上述两段时期内，香港经济增长与经济不均出现如此重大变化，到底原因何在？期间经济表现又应如何解读？
相对于回归前的20年，回归后20年的经济表现的确差劲，以下是坊间的普遍解说：
第一，有论者称近20年来，香港经济先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海啸拖累，而回归前的20年，则受惠于中国经济开放下的经济结构转型。不过，此等因素并未能解释为何面对相同外在挑战，香港的表现不及新加坡。
第二，有论者指出，制订经济政策仍以「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原则，乃属不合时宜。但我认为，经济效率下降和经济不均加剧的现象，究竟源自对此原则过度墨守成规，抑或未能贯彻到底，仍有待稽考。
1997年以前，政府向香港电讯回购专营权，以开放电讯市场；时至今日，Uber、Airbnb、海外医生，甚或一些企业或专业人员要打入本地市场，都遇到诸多阻挠。香港的金融科技未及赶上，被中国内地访客嗤之以鼻，种种规管障碍，窒碍创新及竞争能力，近20年来的经历并没有肯定的结论。
第三，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后，香港经济结构急速转型，由原本以出口制造业为主，变为服务业经济。由于消费者与生产者服务，所受规管程度均高于出口商品，以致本地经济在自由度、竞争力或效率方面均告下滑。
第四，发展成本随着规管成本加重，引致物业与房屋发展放缓，并严重短缺。租金与楼价持续飙升，令经济不均加剧（尤其是物业财富），以至亚洲区渐趋繁荣之际，香港商厦与私楼需求激增，营商成本更见攀升。
原则上，部份上列因素不无道理，但难以实证方式显示其对香港经济表现不济的累积效果。其实无论任何行业，不管规模有多大，对整体经济来说，亦只占一小部份，能够造成的负面影响，未免被过份夸大。
人口变化效应
我曾修读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William Fogel）的经济史课程，其中谈及美国经济增长策略因素，即使重要如铁路，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只属轻微。据他估计，即使美国建不成铁路网，亦即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视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国增长率顶多亦只会减慢四份之一个百份点，原因十分简单：美国人总会退而求其次，找到铁路的替代品，前景并不会如想象般黯淡。
香港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不均加剧的主因，应在于人口和劳动力两方面的变化。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劳工就业往往占GDP一半至三份之二，世界各地的坚尼系数大都以住户的工作收入为依据，皆因其他收入源数据付之阙如，又或少报，是以经济不均的现象主要靠劳工市场收入量度。
香港经济近20年来表现不济，根源在于二战后的人口结构。1945至1948年，内地移民大批涌进，人口由60万激增至180万；1948至1951年再有50万移民，令香港人口增至230万。
外来移民潮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持续至今，可说是众多因素之中最关键的一环，造成整体人口中不同年龄组别数目激增及锐减。
二战结束后，在1945至1951年来港的一代以成年人最多，这一辈人倾向组织大家庭，随之衍生的婴儿潮尤其庞大，至1970年代这些婴儿长大成家立室之时，却又崇尚小家庭；随后一代人普遍迟婚，要到2000年代才考虑成家立室，家庭成员数目亦更少。
不同世代所生育的子女数目大有分别。二战后各世代中，以1950年代出生的子女数目最多，1970年代次之，2000年代则更少。
1950年代出生的大批战后新生代，到了1970年代投身社会，造就本地经济高速增长；但随后生育率逐渐下降，自1980年代开始，职场生力军数目升势不再，甚至出现每隔十年数目递减趋势（【表1】）。香港并非单单面对人口老化问题，更饱受因年轻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困扰。
表1 香港人口按年龄组别及性别每隔10年变化
| 年龄组别 | 性别 | 1961-71 | 1971-81 | 1981-91 | 1991-01 | 2001-11 | 2011-21 | 2021-31 |
| 20-29 | 男 | 84,000 | 272,700 | -66,900 | -56,100 | -14,400 | -55,400 | -36,800 |
| 女 | 72,800 | 240,700 | 7,900 | -4,600 | 8,000 | -53,700 | -25,100 | |
| 30-39 | 男 | -9,300 | 129,000 | 209,300 | -14,900 | -108,300 | 4,500 | -59,600 |
| 女 | -29,000 | 93,300 | 259,800 | 137,900 | -44,600 | 81,100 | -15,600 | |
| 40-49 | 男 | 64,300 | 36,900 | 71,600 | 241,100 | -67,900 | -70,400 | 6,500 |
| 女 | 56,900 | 600 | 74,400 | 301,200 | 73,900 | -42,600 | 50,300 | |
| 50-59 | 男 | 82,700 | 70,100 | 25,200 | 82,100 | 204,000 | -41,500 | -72,000 |
| 女 | 56,400 | 53,200 | 6,300 | 88,600 | 257,200 | 66,700 | -65,000 |
注：2011–2031年为预测数字。
1961至1971年，大批20至29岁的女性进入结婚生子年龄，30至39岁已过生儿育女阶段的女性数目则下降；当时正值制衣业兴盛，人手反而日见短绌，雇主唯有另辟蹊径，以合约形式聘请外发工，让妇女以件工方式在家工作。
1981至2011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跨境婚姻日趋普及，20至29岁女性递减数目大大不如男性；由此预计2011至21年期间30至39岁的女性，以至2021至2031年期间40至49岁女性的人口将会激增。相信2010年最低工资立法之举，实乃受工会施压，力求缔造妇女的就业机会，让她们最终成为工会选民。
人口按年龄组别的数目激增与锐减之势，对就业人口的数目与结构影响至大。1971至1996年，25至44岁就业男、女性高速增长，初段期间的增速尤为明显（【图1】）；但1996至2016年，男性数目锐减，要到期间后段才回稳，25至44岁的女性数目则维持稳定，因劳工参与率与通过跨境婚姻来港的新移民数目均续见增长。
1971至1996年，45至64岁在职男、女性数目高速增长，其后升势减慢，但未尝下降。
经济前景关键
虽然基于学校教育扩展，人口中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得以改善，但未能抵消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1971至1996年，25至44岁就业男性及女性的总计教育年数高速增长（【图2】）；但1996至2016年，就业男性的总计教育年数增幅则大为放缓，就业女性增幅放缓的程度则相对温和。
25至44岁就业人口中，按学校教育年数计算，生产力有所提高，然而显然不足以抵消此组别人数增长放缓及数目减少之势。这是近20年来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主因，并且说明何以香港经济表现不及新加坡，该国则一直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吸引外来移民，致力扩大工作人口，并提升其教育水平。
香港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亦即全面考虑到劳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经济生产力指数，以往一直领先新加坡：领先幅度计1970年代为7.7%，1980年代13.8%，1990年代46.8%，2000年代则大幅收窄至5.9%；到2010至2014年，更反而落后5.7%（【表2】）。
表2 香港与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力（TFP）
| 香港TFP | 新加坡TFP | 香港与新加坡TFP的比例 | |
| 1960-69 | 0.802 | 0.494 | 1.623 |
| 1970-79 | 0.998 | 0.927 | 1.077 |
| 1980-89 | 1.028 | 0.903 | 1.138 |
| 1990-99 | 1.010 | 0.688 | 1.468 |
| 2000-09 | 0.932 | 0.880 | 1.059 |
| 2010-14 | 0.736 | 0.781 | 0.943 |
25至44岁的年龄组别，通常是工作人口中最具创意的一群，在我看来，其人数与人力资本增长缓慢，正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以来，拖慢GDP及人均GDP增长的最核心因素。此乃期内经济不均情况恶化的原因之一，而人力资本的分布失去平衡，正正就是由于人口与教育政策失误所致。
这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若未能针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分配问题加以补救，则恐怕难以有效改善整体经济发展与经济不均情况。为年青一代作出投资实在是香港经济前景所系的最重要契机，但这当然是要假设香港的「一国两制」得以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