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6月21日载于《南华早报》）
香港特区自1997年成立至今20年，经济表现如何？与回归前的20年相比，经济增长明显地放缓，经济不均亦比前恶化。
本地GDP与人均GDP每年平均增幅，在1977至1997年期间分别为 6.6%与 4.8%；但于1997至2017年期间，两项增幅分别降至3.2%与 2.6%。
参照政府发表的家庭住户入息统计资料，户主年龄介乎20至65岁的组别中，住户收入分布的坚尼系数（未计算各类福利转移）由1976年0.432增至1996年0.477，在2016年更处于0.507的水平。
在上述两段时期内，香港经济增长与经济不均出现如此重大变化，到底原因何在？期间经济表现又应如何解读？
1997年后的经济表现差劲，坊间的普遍解说包括：香港经济先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海啸拖累；经济政策仍以「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原则（然而，Uber、Airbnb、海外医生，甚或一些企业或专业人员要打入本地市场，都遇到诸多阻挠）；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后，香港经济结构急速转型，由原本以出口制造业为主，变为服务业经济；租金与楼价持续飙升。
原则上，部份上列因素不无道理，但难以实证方式显示其对香港经济表现不济的累积效果。其实无论任何行业，不管规模有多大，对整体经济来说，亦只占一小部份，能够造成的负面影响，未免被过份夸大。
香港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不均加剧的主因，应在于人口和劳动力两方面的变化。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劳工就业往往占GDP一半至三份之二，世界各地的坚尼系数大都以住户的工作收入为依据。
香港经济近20年来表现不济，根源在于二战后的人口结构，造成整体人口中不同年龄组别数目激增及锐减。
不同世代所生育的子女数目大有分别。二战后各世代中，以1950年代出生的子女数目最多，1970年代次之，2000年代则更少，每隔十年数目递减（【表1】），纵然由1981至2011年，隨着中國對外開放，跨境婚姻日趨普及，20至29歲女性遞減數目大大低于男性。
表1 香港人口按年龄组别及性别每隔10年变化
| 年龄组别 | 性别 | 1961-71 | 1971-81 | 1981-91 | 1991-01 | 2001-11 | 2011-21 | 2021-31 |
| 20-29 | 男 | 84,000 | 272,700 | -66,900 | -56,100 | -14,400 | -55,400 | -36,800 |
| 女 | 72,800 | 240,700 | 7,900 | -4,600 | 8,000 | -53,700 | -25,100 | |
| 30-39 | 男 | -9,300 | 129,000 | 209,300 | -14,900 | -108,300 | 4,500 | -59,600 |
| 女 | -29,000 | 93,300 | 259,800 | 137,900 | -44,600 | 81,100 | -15,600 | |
| 40-49 | 男 | 64,300 | 36,900 | 71,600 | 241,100 | -67,900 | -70,400 | 6,500 |
| 女 | 56,900 | 600 | 74,400 | 301,200 | 73,900 | -42,600 | 50,300 | |
| 50-59 | 男 | 82,700 | 70,100 | 25,200 | 82,100 | 204,000 | -41,500 | -72,000 |
| 女 | 56,400 | 53,200 | 6,300 | 88,600 | 257,200 | 66,700 | -65,000 |
注：2011–2031年为预测数字。
人口按年龄组别的数目激增与锐减之势，对就业人口的数目与结构影响至大。
虽然基于学校教育扩展，人口中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得以改善，但未能抵消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1971至1996年，25至44岁就业男性及女性的总计教育年数高速增长（【图】）；但就业男性的总计教育年数增幅则大为放缓。
这情况解释了香港的缓慢发展，以及为何在经济表现方面落后于新加坡。反观，新加坡进取地发展及提升劳工的规模及教育质素。
香港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亦即全面考虑到劳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经济生产力指数，以往一直领先新加坡：领先幅度计1970年代为7.7%，1980年代13.8%，1990年代46.8%，2000年代则大幅收窄至5.9%；到2010至2014年，更反而落后5.7%。
25至44岁的年龄组别，通常是工作人口中最具创意的一群，在我看来，其人数与人力资本增长缓慢，正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以来，拖慢GDP及人均GDP增长的最核心因素。此乃期内经济不均情况恶化的原因之一，而人力资本的分布失去平衡，正正就是由于人口与教育政策失误所致。这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若未能针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分配问题加以补救，则恐怕难以有效改善整体经济发展与经济不均情况。为年青一代作出投资实在是香港经济前景所系的最重要契机，但这当然是要假设香港的「一国两制」得以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