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指出香港有「深层次矛盾」而須要解决的是温家宝总理。这也是他2005年在北京接见新任特首曾荫权时的嘱咐。五年后,他在记者会中就此深层次矛盾的「处方」总结为五点:

 

「第一,如何发挥已有的优势,继续保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地位。第二,如何结合香港的特点发展优势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邻内地的优势,进一步加强香港与珠三角的联系。内地的广阔市场、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香港今后发展的潜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今后不仅会在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还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政治。第五,还有两点不要忽视,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发展教育。」

 

这些矛盾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未解。 「温五点」是深层次矛盾的「处方」,是香港要做的实事。深层次矛盾本身是什么?笔者不避浅陋,接下来这两个星期试以不同实例,就深层次矛盾的表征做一个广泛的分析,来构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内容。区区两文无疑不足以涵盖所有个案,但希望开了头后,会看得比较清晰。

 

贫穷蔓延、收入差距扩濶、通胀阴影、失业不下、楼贵租贵…… 等等,是各种内力推动社会变化的后果。一般人可能以为表面的后果即深层的矛盾;但另一看法则是这些后果是社会生变形成内部矛盾后可见的表象。

 

区分后果(病征)与深层次因素(病因)至关重要。否则就像治病,只看表征来下药,治标不治本。病情也许得以短暂舒缓,但却有可能把潜伏的矛盾加深;要确认病源,把病因和病征一并消除,切底解决矛盾,就要好好分析这些内在因素。

 

以下这个架构或有助于我们了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及其成因:(1)城市型经济的发展条件及其易受外来震荡的弱点,(2)本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对外来震荡的应变力、以及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能力,(3)如何落实政治问责,让政府推动政策和引进变革时,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以及(4)回归前作为英国殖民地和回归后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各自的利弊。以下试分述这四大课题:

 

在全球化下持续成长

 

首先,香港是城市型经济,内部市场小,分工不够细,难以达致高生活水平所需的专门化程度。想要有高成长,唯有生产可出口换钱的商品和服务。因此,除了有外向的企业家精神,还要确保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便于投入外向型经济。

 

这包括广设基础设施,软硬兼备,例如机场、码头、通讯、电讯和中英双语的沟通能力。同时降低与外地的规管屏障,例如税务条例、会计惯例、人口跨境往来、医疗和安全标准、外汇和资本控制、以及各行各业数之不尽的规管。降低入市屏障有利于与外地的连接、分享全球化的好处。 「变」既已成为世界各地规管的常态,香港须不断因应调适。

 

第二,提高人口的生产力,才能确保生活水准能继续改善。要享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就得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应自觉地把投资发展教育视为既定政策,这包括发展本地教育机构、引入外地机构、支持市民外出进修。

 

以人均国内总产值(GDP)计,美国在19世纪大半时间都很穷,但在最后几十年,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超越英国等西欧列强。期内美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显著高于欧洲,尤以高等教育为然。美国在上世纪一直保持着这个优势,要到世纪末,与欧洲的差距才开始收窄,进入新世纪后,差距继续缩小。美国劳动力在高等教育程度上领先,是超越欧洲成为上世纪经济超强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增添人力资源的另一种途径是输入优才。众所周知,纽约和伦敦是全球的人才库,除了本国精英,世界各地的人才也涌来求发展。世上有名的经济城市几乎都见于人口大国,享有全国人才之利;人口小国的城市很难成为经济都会。

 

人口大国的城市纵可享全国人才之利;却仍需由外地输入人才以填补人口老化。战后初期出生的婴儿陆续步入老年,各国在这方面同病相怜。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下降,经济也就难以持续成长,惟有引入年轻移民可填补老化的劳动力。

 

移民政策要以开门纳才促进长远经济成长为念,加上配套的政策,方能成功吸引外地人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可望打造国际经济都会。所谓配套主要是加强社会和文化设施,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社会环境,为外籍家庭的子女提供高质素的国际学校。

 

以城市立国的新加坡即主动以人口政策来吸纳有技能的外国移民,保持人口的活力,也维持各族人口的比重以及解决人口老化问题。人口大国的城市本来比较有利,可以从国内各地吸收人才。但香港欠缺明确的人口政策,对引入内地移民更存有戒心。内地开放30多年来,南来的新移民主要是与家人团聚的妇孺,技能偏低。

 

第四,任何与全球经济挂接地区的货币均须在浮动抑或固定汇率之间作一抉择。香港几乎开埠以来就透过货币发行局制度,与英镑或美元紧守固定的汇率。这也就从政策环境上排除了汇率或币值波动的疑虑。这与香港透过外向发展维持经济成长总体利益一致。

 

但要维持固定汇率,财政和银行信贷政策须有严格的操守。港元以联系汇率与美元挂钩后,由于名义利率须跟从美国水平,货币政策不再享有自主权,而只能按国际收支里资本进出的流量,被动地调适。

 

因此,香港在过去这30年曾两度承受通胀压力,更一度深受通缩之苦。内地对外开放初期适逢美国名义利率偏低,令香港的高通胀由1980年代后期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接着1997年底发难的亚洲金融危机令我们陷入长时间的通缩,要到2003年美国开始加息和美元转软,才得以舒缓。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来袭,又引发新一轮的美国名义利率低水平、美元疲软,因此价格通胀也再度在港浮现。

 

对外来震荡的反应

 

第五,上述外因令香港楼价大起大跌,对银行体系形成巨大的压力。金融管理局为此不时介入,严控银行的信贷,特别是楼宇按揭成数(比率),以防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降低按揭成数令中低收入的家庭难以买楼「上车」,激发民怨恶化。

 

这项外来震荡及其应变措施影响深远。最明显的是把市民分化为有楼族和无楼组,贫富分明,难以维持「团结」和「稳定」社会。基于对坚守联系汇率的承担,我们更需积极管理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风险。

第六,在联系汇率下,审慎理财(fiscal prudency)、量入为出的保守取态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关键。唯独这样才可望维持长期宏观经济稳定。政府任何的开支都很可能成为无限期的承诺,在短时间内很难削减。但外围经济一旦恶化,香港须有足够的储备以维持政府开支,避免像美欧那样借债度日。

反过来,当有正面的外来震荡带起经济,库房「满溢」时,我们也可以确信政府会继续审慎理财,顶住基层、各种专业和商界的重重压力,避免大洒金钱。香港以「积极不干预」作为政策和经济意识形态,具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令不干预市场成为「金科玉律」,不轻易言变。因为,除非有足够的反面证据,否则长远来说,让市场自行调节供求,通常好过将问题扔给政府。

 

第七,但随着立法会代表性扩大,行政当局应付代议政治愈见​​技穷,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正逐步软化。政府的角色先后被重新界定为「最大的支持、最少的干预,以及审慎理财」(曾荫权财政司长任内提出),「积极为市场发展创造条件」(梁锦松财政司长任内提出) ,「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唐英年财政司长任内提出),「大市场,小政府」(曾俊华财政司长任内提出)。但基本上当局仍维持有限政府的承诺。

 

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加上奉行联系汇率,政府进行危机管理时,坚守审慎理财原则至为必要。坚持积极不干预政策则为政府提供了理据和必要的合法性去处理无日无之、看似颇有道理的利益诉求。

 

香港政府一向深谙此道,官员训练有素,不轻易为民间的需索屈服。但到了近年,由于天天要承受这种压力、动辄得咎,有些官员开始动摇。有些更似开始对锲而不舍的游说软化。但无论如何,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于奉行联系汇率制度的外向型城市经济仍属上佳安排。

 

当管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积极不干预更是政府避免过分干预私人活动和商业的挡箭牌。这个问题在英治下就存在,回归后自不例外。如今若另立经济意识形态,须同时扩大更高的问责性,为政策盖上政治合法性的烙印。此外当然要确定:怎样的意识形态最适合香港?目前社会强烈分化、政制仍在过渡,市民会否接受大变动?

 

第八,内地开放对香港是划时代的大事,带动我们的工业结构脱胎换骨。制造业跨境北迁和做大后,本地的劳动力转向生产服务业,为北上的制造业提供后勤。香港自此转型为全服务业的经济。

 

在调适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工资急升,各阶层普遍分享到内地开放带来的好处。收入上升、财富增加,带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但非贸易的服务只能就地提供,无法输入,刺激价格和工资急升。楼价连带水涨船高,住宅升势尤烈。物业作为不动产,更属于非贸易的服务。有些家庭适时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入市,荣升为「有产者」。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要想成为业主并不容易,致使许多人至今仍处于「无产者」行列。

 

第九,内地开放的另一个影响是送来大量非技术移民。 1978-80年短短两年内约有30万名非技术的内地人移入,对社会服务和劳动市场构成巨大的压力。其后,港府与内地就人口南移议定管控措施,同时撤销宽容偷渡者的抵垒政策。

 

内地合法移居者此后须持有单程通行证,限制每日来港不得超过75人;于1994年增至105人,1995年再增至150人。至今根据配额来港的新移民约有130万,其中大都是港人在内地通婚的配偶和子女。这再加上开放头两年的30万人,1978年至今约有160万人移入。新移民里成年人的教育程度平均比港人低。

 

内地开放为港人带来了经济契机,但也送来大量非技术人口,拉低了香港平均的人力资源。新移民的收入基数低,增幅亦不及本地人,令收入分布的低端停留在低生产力的水平上,拉大了市民的收入差异。我们的经济成长不及新加坡,与后者大量吸纳中国高技术移民有关。香港的新移民虽然大都熟悉内地,但技能偏低,难以参与内地的发展。

 

香港仍待制定人口政策,以大量增收有技能的移民。近年虽然不时推出措施,但仍难满足需求。吸收外地生来港读大学本似最为有效,但宿位严重短缺对效用造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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