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前曾说及熊彼得分析过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后,无可奈何地推断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推断虽然并未成真,但大师开创了创造性毁灭论(creative destruction)和选举竞争论(electoral competition),贡献良多。

 

熊彼得认为资本主义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引擎虽然挟创造性毁灭的威力,造成经济替换和混乱,破旧立新,但在民主社会里形成政治反弹,令社会主义看似好过资本主义;他深信社会主义最后必胜,而社会主义可以与民主兼容。

 

不过,佛利民二十年后出版的经典《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在「社会主义可以与民主兼容」这一观点上与熊彼得背道而驰。佛利民以大量实例说明,民主与社会主义无法共存;但同意熊彼得说,民主在某些情形下会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但只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民主才可以相辅相成。

 

外汇管制   影响自由

 

对佛利民来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代表经济自由,而开放的选举竞争代表政治自由,两种自由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认为熊彼得所说「社会主义令经济自由消失后仍然可以有政治自由」是一种误解。

 

佛利民所举的第一个实例是外汇管制。二战后初期,英国管制外汇,以致本土公民无法到美国度假;美国则在麦卡锡当权时,由于这位参议员强烈反共,公民不得到苏联度假。英国限制公民的经济自由,美国则限制政治自由,但最终都变成限制出境自由,所造成的效果并无分别。

 

政府剥夺个人经济自由的例子还包括:立法规定用一成收入购买退休保险;有牌照才能从事某些职业;立法规定「公平贸易」,售价不得低于专卖商指定的水平,禁止俗称「水货」的「平行进口」,或者就产品设置「进口限额」等等。这些限制决定了经济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至关重要。

 

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将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分隔开来,不让政府插手经济活动,直接保障了经济自由。港人熟知的「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对经济活动只用最低限度的权力,留待个人透过私人市场作自愿的选择。

 

佛利民写道:「不论来自帝皇、独裁者、寡头统治还是短暂的多数,对自由根本的威胁是强制权。想维护自由,就要尽可能消除这种集权,而且不能消除散发权力的行为,以作制衡」。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自由最早见于利伯维尔场的资本主义体制,佛利民认为并非偶然。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一个必要的条件,只不过单靠资本主义还不够。二战前夕,资本主义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变成法西斯。佛利民没有研究过这三个轴心国为何会沦为法西斯,但相信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助长了这个趋势 –– 经济紧缩令这些国家的民众宁可忍受极端的政党,压抑政治自由。

 

政治经济   并非单边

 

佛利民担心的是,在社会主义下,经济活动大都属国家所有,政治自由必然会受压;公民要靠国家养活,也就不敢反对国家,当然也不敢资助反政府的政治活动。

 

佛利民以已故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例说:「由1933年到二战爆发,丘吉尔都不得上英国电台讲话。那当然是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管理的政府垄断机构,……。而他(丘吉尔)的(反纳粹)立场太富争议性。」

 

佛利民以美国私营的荷里活片场与与英国公营的BBC作对比。在麦卡锡年头,荷里活「约有150名作家(电影编剧)因为涉嫌是共产党人或同路人,被行内列入黑名单。共产党人或曾经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者被禁止角逐奥斯卡奖项」,但他们仍能找到出路。

 

黑名单盛行期间获颁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勇士》(The Brave One)由著名的「荷里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成员Dalton Trumbo匿名编剧。1947年,美国国会猛抓共党黑手,但「十君子」拒绝为此作证,被指藐视国会,列入黑名单,不得录用。《勇士》的制片家当时对外坚称,编剧是「一个居于西班牙的大胡子。我们有义务为股民选购最佳的剧本。Trumbo呈上《勇士》,我们就买下了……。」

 

佛利民写道:「荷里活和美国的电影业如果像英国那样是官方企业,那就成为由BBC雇用的问题,难以相信『荷里活十君子』还能找到工作。」美国维护政治自由度比英国有效,就是因为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曾经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的作家匿名受雇。

 

但佛利民相信,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非单边的。十九世纪时,由于政治上较为自由,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但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政治自由的延伸,集体主义的倾向加速扩散,社会福利逐渐取代自由,成为民主国家主要的关注。

 

自由好处   应予宣扬

 

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国家日渐介入经济生产和规管私营企业。与此同时,经不起利益团体游说,增设各种社会转移计划,令重新调配激增。看【】可知,1870-1996年间,各国政府平均开支的增幅占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0.7%激增至45.6%;期内,津贴和转移方面的政府平均开支增幅更由1870年的1.1%狂飙至1995年的23.2%。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有增无已,正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此消彼长的熊彼得预言。佛利民担心,国家在经济活动上日益扩权,不但有损资本主义引擎的创造力,更会压缩个人自由;国家愈大则权力愈大,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也愈大。

 

一如熊彼得,佛利民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他认为不可能预测未来。佛利民在这方面受同期的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影响。波普尔认为,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其成员现有和今后可能获得的知识。但社会成员今后可能获得哪种知识既无法预知,预测这个社会的未来无疑瞎子摸象。

 

对佛利民来说,玩水晶球还不如多宣扬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好处。他相信,大众只要了解问题,就会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他用日常语言撰写《资本主义与自由》,而且大量举例,使普罗大众更易明白他的论点;其后与妻子Rose合撰的《自由抉择》(Free to Choose)就更加通俗易懂。

 

《资本主义与自由》有十三章,就民主社会如何维护经济和政治自由提出一套政策,佛利民的论述在当时绝对原创新颖、深具启发,而且实事求是。只要读过该书或者听过他演讲,往往都给他说服,深受鼓舞。

 

入市屏障   造成垄断

 

佛利民一开始就指出,政府的角色应主要限于订定规则和担任裁判、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国防和稳定的货币架构。无论统治者还是受统治者,都应该遵守这些规则。人类之所以要有政府,因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而须解决各人都要求享有某些行动自由时所形成的矛盾。他解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些矛盾可以藉着市场,通过自愿的交换来解决,毋须由政府强制个人怎样做。

 

但有两种情况可能要政府采取行动或介入:一是垄断,二是界外因素(externalities)。

 

佛利民认为,大多数垄断其实是政府造成的,应予终止。港人近月对增发免费广播牌照的关注,就是因为牌照太少,造成垄断。由于同样的理由,佛利民反对要领牌才能从事某些专业,认为架设入市屏障只会造成价格垄断,令顾客无法享有完全的选择。同理,他反对工会,因为令会员得以左右劳动市场,有损未加入工会的从业员。

 

至于说自然的垄断性(natural monopoly),佛利民写道:「这里似有三种可能:私营垄断体、公营垄断体和公共规管。三者均有害无益,但我们只能从中选择。」审视过经济学同行Henry Simon有关公共规管的研究,以及同行Walter Eucken有关公营垄断体的研究后,佛利民写道:「就教于两位后,我勉为其难地决定,受得了的话,私营垄断或为害最轻。」

 

佛利民更注意到,在三害之中择其一时,不应「一选永逸」(be made once and for all),此后再也不变。有时公营垄断体看似具自然垄断性,但不应禁止他人入行竞争。所谓日新月异,由于科技等因素,自然垄断体的技术条件有可能生变,令其失却自然垄断性。佛利民认为,公营垄断体阻止他人加入竞争的可能性大过私营垄断体,故相信就中长期来说,以私营垄断体为害最轻。

 

可惜这概念在香港未获认同,近月通过的《竞争法》偏偏豁免所有的公营垄断体,不碰最需要有竞争因而法律最应该针对的领域。

 

政府干预  会失公信

 

佛利民觉得有必要时,政府可以介入,只不过现实里很多以界外因素为名的安排都是名不符实。他认为政府应首先尽可能鼓励私营,同时开放这些行业的竞争。他以公园为例,位于市区的公园公营或者有理,因为难以监控及向享用人士收费,但国家公园就毋须公营,因为很容易向用者收费,大可交由私营企业运作,好处是较灵活,会积极利用现代管理和科技创意来加强保育。

 

在货币政策方面,佛利民建议将货币规则写入宪法,规定中央银行以固定的比率增加货币供应,以稳定价格、容许经济平均成长。他不认为央银应兼顾就业等其他目的;而货币规则立宪后,应该让央行高度自主。他认为在各种公共产品里,货币具有关键的地位,维持币值也就是维持公众对政府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信心。

 

由于货币制度太重要,佛利民觉得不能让他人用来以遂短期的政治或政策目的。虽然商业周期周而复始,令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面对压力,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冒起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健全的货币制度可建立较稳定的长远政策环境,从而减轻商业周期的波幅;反之,政府若积极主动,依赖权宜的短期干预,只会令前景更不明朗。

 

佛利民明确区分政策规则与权宜的干预,是政策推论上的一项突破,最终引发了大量诺贝尔经济学奖级的研究。这个简单实用的概念其实源自一个无人不知的儿童故事。有个小孩觉得叫「狼来了」很好玩,但孩子贪玩叫了几次后,真的遇到狼再大叫时,再也没有人赶来救他。在经济上,政府频频干预市场的话,会失去公信力,日后再出手时,人们会无动于中。

 

佛利民接着力证自由贸易和让资本自由流通的好处。开放的国际经济须要有前后一致的国际收支安排,但只有两种制度与利伯维尔场和经济自由兼容:全球划一的国际货币制度例如金本位,或者自由浮动的汇率。

 

利伯维尔场   可消歧视

 

他打从开始就知道只要是民选的政府,就很难采用金本位。佛利民认为,一战结束后恢复金本位是其后大萧条,令纳粹在德国冒起的最重要原因。

但政客和选民求短利,民主政府受裹挟,很难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里谨守政策纪律;要政府毋须整天「捍卫」汇率,又不会拖延金融方面必要的调整,则用浮动汇率会有效得多。

 

就凯恩斯主张用短期的财政开支来刺激经济,佛利民认为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都严重夸大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不只于此,政府的开支甚至会「排挤」私人开支。原因是政府开支主要靠举债,用未来的税收来偿还,但私营部门预期加税令收入减少,会实时压缩消费和投资。更由于政府开支的经济效益不及私人开支,政府多花钱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弊多于利。

 

佛利民认为,不管是针对种族、性别、宗教……,利伯维尔场是消除歧视最有效的机制;雇主若出于歧视而拒绝雇用优秀的员工,市场也就会惩罚他,令他少赚钱。

 

在教育和房屋问题上,佛利民建议用代用券(voucher)为无力支付市场价格的人提供津贴。好处是不会削弱市场的竞争,让供货商竭尽所能来迎合消费者包括获津贴人士的喜好。此外,无必要为穷人提供公营的教育和房屋;虽然各国都以扶贫为由办官校、建公屋,实际上只不过限制了竞争,保护了某些业者的利益。

 

同理,佛利民反对由公帑资助或提供的社会福利,包括强制的老年社会安全制度,因为会剥夺人们选择老年保险、存钱多少的自由。他最强调自由选择,反对强制,而且要求有竞争,不让公营机构垄断服务。

 

看似保守  实为激进

 

佛利民对于这类计划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甚不以为然,认为扶贫归扶贫,退休保障归退休保障,不应扯在一起。他建议用「负收入税」(negative income tax)或「收入保证计划」(income guarantee scheme)来帮助低收入阶层,认为应为他们直接提供收入,而不是津贴服务这样间接迂回。

 

津贴服务通常惠及提供者多过消费者,尤其当限制他人入市时。服务的效益也不高,有时候造成浪费甚至引发诈骗。相对来说,通过资产审查或税制来派发现金,低收入家庭得益最多,成本也最小。经济学者不论左中右,都普遍支持佛利民的建议。

 

佛利民不仅提出了一套行动方案以捍卫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他也坚信政治自由很取决于经济自由。《资本主义与自由》解说如何透过自由选择,从种类繁多的政策选项,达致一套相同的政策目标。

 

佛利民坚持对「权力说真话」(truth to power),而对他来说,权力就是人民。他相信在民主社会里不可能说服政客,而应该说服人民,由人民对政客下指令:照做否则就滚蛋。佛利民认为,经济学同行设计政策时,应从最佳办法(first-best solution)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因为政治上可行或可接受。

 

佛利民虽被传媒视为保守派,但其实是激进派;他深感上世纪社会福利国家风气日盛,想扭转偏向社会主义的趋势,终其一生致力游说公众限制政府扩张,贡献良多,可惜他提出的大量议题仍未成功。

 

纪念熊彼得和佛利民的资本主义论.二之二.

 

 

参考文献: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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