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突如其来,不但赶走了突尼斯强人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更感染了大半个中东和北非,利比亚强人卡达菲倒台指日可待。由新闻记者到历史学者、社会科学者都忙于解释,这一连串的革命从何而来。

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后,不少革命,包括最著名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罗斯革命、1978-79年伊朗革命,以及1989年东欧革命,事发时全世界也都措手不及。柏林围墙倒塌后四个月,有民意调查问东德人,一年前是否料到有此一日,回答「是」的人只有5%;另有18%的人回答「是,但没料到这样快」;有76%的人承认,完全没有料到。但事后回眸,东欧革命以至其他的革命,又似乎在所难免。

变天前夕 没人预测

细看之下,这种学术上所谓的「惊奇因素」(surprise element),比想像中更神奇,因为即使参与革命的人,往往也同样地惊讶。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旧政权与法国革命》)的法国作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56年指出,事前没有人料到法国王朝会倒台。

1917年2月的俄罗斯爆发革命也一样。建立新政权的列宁在几个星期前还以为变革是很遥远的事,只觉此生无望得见;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被推翻前夕,仍然不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各国外交官也都向上汇报说,俄罗斯仍然稳定。

直到三十年前的伊朗革命,美国政府几个月前的一份情报说,当地局势稳定;伊朗共产党的评估同样错得离谱。连后来获国民推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宗教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也为后来的戏剧性发展而震惊;结束流亡回国之前两个星期,他对祖国的一些变化仍然很有保留。国王巴列维对于王朝会被推翻,同样地大为惊讶。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虽然在著作里预言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垮台,但直至1989年后期东欧崩溃到来的前夕,并没有察觉到那种变化,还叫读者别做梦。

为什么对社会制度深具洞察力,又或者理应掌握内情的人士,都未能预见到山洪暴发?

纯就技术而言,美国未能预见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只是情报界未能及时取得准确的资讯、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但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更深的问题,社会科学界的先贤似乎也未能解释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更遑论预测。

这个问题须从两方面探讨。一方面是改善有关的理论。有关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其实已经不少,名称也很多,包括群体心理(crowd psychology)、挫折进侵分析(frustration-aggression analysis)、系统严重失衡(severe system disequilibrium)、利益群体冲突(interest group conflict )、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以及多阶层联盟和强势政权的大规模对抗。这些理论无论多么不同,有一个结论是相同的:政治专制会导致动荡甚至革命,希望借此改变政权、政体或者政治领袖。

即使是不太压制的民主社会,也不时可见大规模的动荡。只不过不是要改变政权,而只求改变经济和社会政策。民主政制为更换政治领袖制订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使政策变得压制性,仍然可以透过制度去改变,因此在民主制度下,纵使社经问题引发动荡,也不致于上升为政治诉求。换言之,只要在社经层面上存在着变革的可能,要求革命的呼声也就不强。

五种因素 造成不稳

除了上述显而易见的后果,已知的理论尚未能在事发前预见革命性变革的到来。就这次中东和北非的冲突来说,不难看出,多项重大因素令这个地区十分不稳定。这些因素包括:

一、区内的年轻人比重大、生育率很高。

表一

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愿采用市场导向的政策,以致未能创造就业,又未能提供社会补助,支援那些因为政策而生计受威胁的群体。当局继续保护垄断企业及特权阶层。其他人想进入市场门槛很高。

二、区内因为失业而沦为边缘青少年的比例是全球之冠。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统计,区内15-24岁的人口,男性只有四成有工作,女性更只有两成。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令区内的青少年失业率突破有史以来的高峰。

三、区内的产油国还可以用钱来化解民怨,但其他国家缺乏油气资源,无能为力。

四、国家机器能否有效地化解动荡、维持权力。

五、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家若大力支持区内的在位者,也可以化解一些动荡,反过来软化在位者抗拒变革的决心。

就这五个因素来衡量,区内一些国家由于广泛积存民怨,革命性的变革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何选中突尼斯和埃及?就整个地区来说,突尼斯不但出生率是最低的一个,青少年的比例更绝对是最低的,现在反而率先爆发动乱。与突尼斯相比,埃及的这五个因素无疑较符合革命的条件,但区内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埃及更差;非洲的苏丹和中东的巴勒斯坦看上更不稳定;而目前同样动荡的产油国巴林,又不像是这一类。

由于没有人料到革命会发生,有人于是用一些为特定事件而想出来的(ad hoc)因素来解释。事发之后,要找到些特殊的因素并不难,但这并非科学之道。真正做学问的话,每当遇到例外,都应该列为「未能解释」的情况,以前所未见的惊奇因素来看待。现实中,也许单靠理论的确不能完全解释革命,更不要说是准确地预见。

隐藏自我 扭曲讯息

为补理论的不足,专长伊斯兰问题的美国土耳其裔学者Timur Kuran想到一个辅助的方法,以直面革命事件的惊奇因素。他注意到,人们表达偏好时,往往口不对心,无论说的还是做的,都跟从社会上看似可以接受的标准。利用这种「假装偏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的行为来隐藏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最明显的例子是,专制国家的人不说真话,以免受到排斥甚至迫害。

如果人人都假装偏好,公共讯息必然受到扭曲,公开的数据不反映实情。其他人缺乏可信的数据,很难明白在位者的不足和政治上其他的选择。而如果人人都如此,政权的支持度和合法性看上去比实际的要高,甚至高很多。

假装偏好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们不明白变革的好处。不如实表达感受的话,会令人失却自主、抛开人格,戴着面具做人,逐渐把在人前的虚伪当作生活的方式。日子一久习惯了,更不再思考和感受,而纯粹是演戏和假装。人都靠彼此提供资讯,如果每个人所得的资讯都是假的,智能会逐渐收窄,思维会变得僵化。

因此,当人人都假装偏好时,某些社会抉择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但若不记名投票,其实根本不会通过。人们为了赢取公众的认可,反覆制造公共谎言,令一些私下其实不受欢迎的政策长期存在。而且,任何一个人隐藏对政府的不满,会令旁人也不愿意流露怨气。这最终会令社会在公共谎言的基础上达成均衡,以致不仅从外面观察这个社会的人,连社会本身的成员,也把社会上「公共的谎言」(public lies)当作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s)。

社会均衡若建基于公共谎言,只要偶然受到干扰,都可能引发革命性的变革。一些本质上无关痛痒的小事,却因为连串的巧合,推动了革命的列车。列车轮子一旦开始转动,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包括最初激发事件的一些人。

「革命号」列车一旦启动,长期受压抑的民怨也就决堤。平常假装偏好的人刹那间都获得了动机和勇气,拿出真实的情感来公开表示不满。眼见许多人突然转向,潜藏的反对者也就借势现身,公共领域的资讯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革命号轰隆轰隆的行进声中,政治恐惧感开始转向,反政府人士固然不怕受到惩罚,连那些支持政权的人也开始以假装的偏好,投入反政府行列。突然之间,民意由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反政府的民意一发不可收拾。所有人都赞成推翻政府,革命变成事实,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回应民怨 减少「革命」

革命号列车开动后,公共的谎言反过来被私下的真相取代。公共领域资讯戏剧性的逆转、以及假装偏好如何启动革命号列车,为我们解释了革命胜利背后的惊奇因素。但也必须认识到,这里的前提是大规模的假装偏好,而这是政治专制的产物。我们还要能够独立地解释:为什么存在着专制?这种专制的性质又是什么?这就要有另一种有关革命的理论。

因此,想明白革命性的变革,上述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认识了这两种方法各自的贡献,此后再次面对革命性的社会变迁时,才比较容易解释那些可以解释的、预测那些可以预测的,而且将不可知与可知的区分开来。

假装偏好和革命列车可以解释,革命为什么在人口稠密的市镇爆发,因为察觉到公共资讯变化的人数在市镇远比在乡间多。现代的通讯、互联网和传播技术已改变了个人和国家收集、输入和转移公共资讯的管道。在网络时代,利用小事来制造星火燎原的效果并不难。这也许已改变了人民力量与专制权力的均衡。

在数码时代,网络方便人民用匿名方式表达不满。但这也给政府一个机会,透过网络来纾缓民怨。官方应善用开放来源的讯息,避免人民假装偏好,消除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隐忧。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质疑情报界在最近的革命浪潮中失职。范女士注意到,埃及爆发危机时,透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收集到的资讯,存在着某些空档。她说:开放来源的数据「可以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美国须要进一步发掘这方面的资源……」。

就目前对人民「假装偏好」的了解,以及这种行为引发革命的可能,在现代电讯媒体的年代,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消除引发革命的惊奇因素,令革命不再那样频繁?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政府必须正面地回应民怨、促进开放性的数码媒体、借助民意来推动改革,以及积极解决百姓的投诉。若纯粹用开放来源的数码智能来延伸专制,那就不排除有一天会给杀个措手不及。

参考文献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Tagged with →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