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二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新加坡与香港均为城市经济体,向来都以经济增长奇迹见称于世。两地经常成为互相比较的对象,除了关乎经济差异方面,更涉及政府应有的经济政策职能,引致政治、学术上争论不休。以往的争论通常围绕新加坡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干预政策,究竟是否胜过香港由市场主导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我会在文末略述颇富历史趣味的昔日部分备受争论的议题,而本文将集中讨论人力资本投资如何影响两地的经济表现。

 

本文的两地经济表现对比所参照的数据,主要来自Penn World Table(PWT, Version 8),内容涵盖1960年至2011年的资料,是经济学界用作国际对比研究的最可靠参考数据。

 

增长差距 于今尤烈

 

新加坡、香港在生活水平的历时变化,可按两地的人均GDP增长比较,有关数字一律以开支作为估算基础。【表1】列出来自政府及PWT的两组估计数字,在在显示新加坡增长率高于香港;而两组估计数字亦大致脗合。

 

1:香港与新加坡实质人均GDP增长率对比

 

  香港增长率  新加坡增长率  两地增长率差距 
  RGDPe
RGDPe RGDPe RGDPe RGDPe RGDPe
  政府数字 PWT数字 政府数字 PWT数字 政府数字 PWT数字
1960-70年 6.17 7.39 6.62 8.11 -0.45 -0.72
1970-80年 6.37 6.86 7.3 7.8 -0.93 -0.94
1980-90年 5.27 5.08 5.37 5.1 -0.09 -0.02
1990-2000年 2.33 3.15 4.38 6.39 -2.05 -3.24
2000-11年 3.68 2.49 2.95 3.86 0.74 -1.37
1960-2011年 4.7 4.86 5.26 6.19 -0.56 -1.33

注:RGDPe即基于开支估计的人均实质GDP,较适合用以比较各国的历时生活水平。

 

根据【表1】所示PWT估计数字,1960年至2011年期间,香港平均增长率为4.86%,新加坡为5.26%;本港每年增长较新加坡慢1.33%。反观政府估计数字,两地增长率差距则收窄为0.56%。由此可见,近五十年来新加坡的生活水平进展一直超越香港,究竟原因何在?

 

我认为两地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主要由于政府资助房屋的市值未能全面反映于香港GDP数字,因为不像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辖下公共房屋般可在公开市场自由买卖。此外,我也向来相信将香港公屋商品化,可为本地带来的利益远不止于GDP增长。这些看法我在其他文章已详细解释,在此不赘。

 

这些数据显示两地之间的一个重大分别,就是有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根据PWT估计数字,1990年至2011年期间香港增长率进一步落后于新加坡。1990年至2000年,两地实质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幅为3.24%,2000年至2011年间为1.37%;若根据政府估计数字,则两地差幅较少,分别为2.05% 与0.74%。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对外开放、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高、低通胀期在香港反复交替出现,或引致非贸易货品、服务价格偏差;因此,PWT数字相信较能反映实际情况。

 

人力资本 增长关键

 

我相信两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提供具说服力的理由香港何以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增长率进一步落后于新加坡。【表2】显示,香港人口增长由1960年至1970年间每年2.56% 降至2000年至2011年间的0.44%,期间50年的人口增幅为1.63%,而新加坡的增幅则达2.28%且稳步上升。究竟两地人口增幅为何有此差异,而对彼此的人力资本又有何影响?

 

2:香港与新加坡人口、就业人数、工时、就学年数每年平均增幅对比

 

  香港增幅   新加坡增幅   两地增幅差距  
  人口 就业人数 人力资本指针 人口 就业人数 人力资本指针 人口 就业人数 人力资本指针
1960-70年 2.56 9.16 1.42 2.34 2.93 1.66 0.22 6.23 -0.24
1970-80年 2.47 4 1.7 1.53 4.83 0.06 0.94 -0.84 1.64
1980-90年 1.38 2.14 0.96 2.25 3.51 1.41 -0.87 -1.38 -0.45
1990-2000年 1.59 1.69 -0.07 2.65 2.88 1.44 -1.06 -1.18 -1.51
2000-11年 0.44 0.83 0.71 2.58 4.01 0.66 -2.14 -3.18 0.05
1960-2011年 1.63 3.53 0.92 2.28 3.64 1.04 -0.64 -0.11  

 

1960年至2011年期间,香港与新加坡就业人数增幅分别为3.53% 与 3.64%,相差无几;但在不同时段的增幅却有颇大出入。例如在1945年至1951年期间,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为香港人口及人力资本注入新血。至于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间,香港战后新生代(baby boomers)纷纷投入职场,加入出口主导劳力密集制造业的生产大军,本地就业人数随之激增9.16%。

不过,由于缺乏因应人口变化的出入境政策,人口老化问题浮现,香港的就业人数增长后来持续放缓;每年增幅更于2000年至2011年间降至0.83%。随着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从1978年起回复增长,虽然香港人口增长放缓之势略为收敛,但人口质量并无改善。举例来说,PWT根据平均就学年数估计,香港15岁以上人口的人力资本指标,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实际上略为下降。

 

反观新加坡则采取从海外网罗高技能人才的出入境政策,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近年来,该国的就业人数增长已远高于人口增长。

 

虽然1960年至2011年期间两地人口中人力资本增长率相当接近(香港为0.92%,新加坡为1.04%),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却有充分证据显示,新加坡的人力资本指标升速远高于香港。究其原因,实由于新加坡政府能制订政策,吸引高技术移民,并扩充专上教育学额,以吸引高技术移民。新加坡在这两方面的政策,无疑都远较香港进取。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1997年回归前途未卜,部分香港人移民海外,香港因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人才外流。虽然当年香港发展高等教育的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但要补充人才,必须经年累月才能有成。香港扩充专上教育学额虽在2000年之后渐见收效,但内地对外开放引致流入香港的低技术移民日增,本地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随之削弱。

 

产力发展 此消彼长

 

【表3】列举两地「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PWT估计数字;TFP是衡量所有投入资源生产力的指针,其中包括资本及劳工。香港的TFP数字虽高于新加坡,但历来差距已大为收窄。1960年至2011年,香港TFP平均较新加坡高18.5%,但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两地差距仅为4.4%;这与1960年至1970年期间一度高达47.7% 的差距相去甚远,即使相较于1990年至2000年期间24.1% 之差,近年跌幅亦非同小可。

 

3:香港及新加坡「全要素生产力」(TFP)与美国基准对比

 

 

香港TFP

新加坡TFP

两地TFP比率

1960-70年

1.053

0.686

1.535

1970-80年

1.095

0.972

1.127

1980-90年

1.100

0.976

1.128

1990-00年

1.159

0.934

1.241

2000-11年

0.980

0.939

1.044

1960-2011

1.075

0.898

1.197

 

香港的TFP持续增长,及至2000年至2011年期间升势达至巅峰才告逆转。新加坡的TFP则自1970年以来一直维持稳定向上。两地TFP增长情况如此截然不同的原因为何?

 

较明显的因素,自然是香港的就业人数及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不如新加坡。正如【表2】中数据所示,香港不论人口、就业人数,或平均就学年数等各方面的增长率,都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以致整体上对维持生产力增长所需人才造成减慢的结果。

 

与此同时,新加坡人口在质和量都大有进展;透过出入境政策吸引主要来自中国的人才,取得成正效。从【表2】可见,1980年至2000年期间,新加坡平均就业人数增长率比香港高出至少1.2%。同期新加坡人口就学年数增长率,每年亦高出香港近1%。

 

由这两方面的差距(就业人数1.2%,就学年数1%)可见二十年内香港累积人力资本实力较新加坡相对降低了50%以上。以此推论,假设1980年新加坡的人力资本为10个单位,而香港的人力资本为20个单位;二十年后,新加坡的人力资本将增至15个单位,而香港则保持不变,依然是20个单位。香港TFP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跌势,实由新加坡人力资本迅速增长,而香港则滞后所致。

 

意气之争 无改奇迹

 

对于以上讨论,二十年前围绕东亚增长奇迹及TFP增长的一番论战亦颇具参考价值。1992年,经济学家容格(Alwyn Young)发表一篇论文,指出东亚出现所谓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及地区,在TFP方面其实极少甚至毫无进账;所谓奇迹增长率,只是来自高储蓄率、工作勤奋和累积资本,而并非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将香港与新加坡比较,他发现香港TFP有增长显示,但新加坡的TFP则缺乏增长迹象。他的研究结果与【表3】中所列PWT估计数字不谋而合。

 

容格由此推论,新加坡所以在TFP增长方面乏善足陈,皆因其工业政策误以优胜劣败为取舍原则,以致资本投资回报一直偏低,生产力削弱。其研究无形中认同香港因崇尚利伯维尔场而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并无挑战容格的研究结论,但作惊人之语,指东亚的增长迹近前苏联的经济模式,靠的是一股「蛮劲」(perspiration)而非「灵机」(inspiration);更预言东亚经济增长势将因资本投资的递减边际回报定律而下降。结果容格的研究与克鲁明的惊世言论,鞭策了新加坡政府加把劲发展经济。克鲁明的预言至今仍未见应验,因为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依旧。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同样语出惊人,质疑香港TFP优于新加坡之说是否可以成立:究竟香港纯以更佳的经济政策取胜,抑或倚仗作为中国转口港的地利,服务需求被推高乃受惠于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如此解读也就推翻容格以香港TFP高于新加坡的推论,认定香港的成功实拜中国经济发展所赐,而中国却是区内市场自由度最低的经济体。

 

斯蒂格利茨向在意识形态上对香港的利伯维尔场政策嗤之以鼻,总不愿错过任何机会贬低香港的经济成就。不过,他在这问题上的言论未免失诸偏颇。容格有关研究所依据的是1966年至1990年的数据,期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经济封闭的状态,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市场才开始对外开放。根据容格的估计数字,香港TFP增长率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前后并无任何显著变动,此项研究结果亦经近年PWT有关TFP的估计数字所印证。斯蒂格利茨对此问题的观点可谓大错特错,任由科学判断受个人意识形态偏见左右亦殊属可惜。

 

围绕东亚地区TFP的论战其实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事实上,到底香港TFP较高是否由其利伯维尔场政策所致,以及新加坡TFP较低是否由其工业政策所致,两者均无任何实据足以证明。归根究柢,TFP只能在某程度上权充生产力指针,但无法从中找出生产力的来源。

 

急起直追 刻不容缓

 

作为全球两大利伯维尔场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在经济增长上所以出现差距,关键因素在于人力资本增长各异。劳工、资本,以及土地的利伯维尔场固然有助于提升分配此等资源的效率;但缺乏资本投资,经济及生产力就无法增长。对于现代经济,最重要的资本始终是人力资本。事实上由于人力资本市场先天的不完善性,在促进及资助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政府以及非政府慈善及志愿机构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戈壁沙漠一样的不毛之地,即使奉行利伯维尔场政策整整一世纪,亦难望有任何生机可言。要建构现代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不可或缺。只要具备人力资本,利伯维尔场的优势自然得以显露,至少长远而言别具优势的特点毋庸置疑。

 

中国早于2500年前就已懂得重视教育;随后一百年又推行农地利伯维尔场化;近三十年才从新重视教育与利伯维尔场的作用。香港当务之急,在于改善人力资本投资,及早在竞争中收复失地。

 

 

参考文献: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2013, www.ggdc.net/pwt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4, 62-78.

 

J. Stiglitz, “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s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Joseph E. 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 (ed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509-2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wyn Young, “The Tyranny of the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1995, 6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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