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默里(Charles Murray)在其著作《分崩离拆:美国白人处境(1961年-2010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中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正渐趋式微,与此同时,从事高技术行业的大专毕业生却享有不错的生活条件。1960年至1980年期间,工人阶级白人离婚率由约5% 飙升至约15%,随后更在1980年至2010年间激增至35%。

 

自1960年开始20年内,高学历一族的离婚率由约1% 增至7.5% 左右,升幅不足为奇,但在1980年至2010年间一直维持低水平。至于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儿童数目亦出现类似现象:工人阶级的离婚率升势持续,反观高学历一族中,升幅却一直偏低。默里在书中又提到,半世纪以来,在高学历一族婚姻美满百分比显著回升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比率则大幅下滑。

 

阶级两极 境遇悬殊

 

默里在书中声称,近半世纪以来,美国社会阶层日趋泾渭分明。从事高技术行业的大专毕业生不但经济条件较佳,而且婚姻状况稳定,在勤奋、诚实、宗教热诚程度亦较高。相反,工人阶级生活则每况愈下:不但工资难望增长,更完全谈不上丰盛人生。由此引起的跨代贫穷效应固然严峻,弱势社群翻身无望的宿命更渐难打破。

 

作者透过相当崭新的叙事手法,借用Fishtown 与Belmont两个虚构城镇居民之间的迥异阶级背景,说明他的分析结果 –– 前者的居民是工人阶级,后者则是专业人士(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可浏览以下网页细阅: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Belmont—Fishtown-7250)。

 

此书让我深受启发。至于作者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研究结果,我毫不意外,因为早知此阶层结婚比率极低、离婚率极高,孩子大部份在破碎家庭长大。我亦早已留意到不少美国男性工人在2007年至2009年经济下滑之前,就已被迫退出劳动市场。我先前并未察觉的是,原来大专毕业生一直几乎完全不受此一趋势影响。

 

究竟默里在其书中所研究的美国白人社会现象,与香港的情况可有相似之处?

 

收入不均的解说

 

首先检视香港家庭收入不均日趋严重的现象。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收入分散(income dispersion)程度的常用准则,【1】显示自从1971年起,本地坚尼系数就一直持续上升,从1971年0.430的水平,增至2011年0.537;增幅在上世纪90年代尤为显著,到底个中原因何在?

 

1 1971-2011家庭及个人收入不均状况

 

 

 

 

 

 

 

 

 

 

 

 

 

对于收入不均日益严重,左派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派都归咎于两大因素: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种种不公平现象;二、官商勾结。

 

市场未能扶助贫苦大众及弱势社群,往往成为批评者攻击滴漏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失败的理据。不过,由于有关指责纯属意识形态范畴,并非可加验证的科学假说,因而根本无法加以证实或推翻。

 

至于官商勾结的论点,其实并无新意。阿当史密斯在1776年写就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早已就官商勾结为害之深发出警告,并在结论中指出,最有效的对策莫过于全力确保市场自由开放。他亦极力反对为保障垄断利益而架设屏障,他又极力鼓吹自由贸易。芝加哥大学Raghuram Rajan 与 Luigi Zingales两位教授在2013年的合着《从资本家手上挽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中,就以其滔滔雄辩,重申史密斯针对官商勾结的立场。

 

人口变化 不均关键

 

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的其中一个主要成因是人口结构,此重要元素往往为人所忽略。事实上,近30年来,人口结构一直是扩大家庭收入不均的关键成因。要深入了解个中紧密连系,可从【表1】所示本地家庭及个人收入分布的分析中略知一二。

 

本地收入分布中,高踞于90%级数(P90)的家庭收入额自1976年至2011年间一直增长。分布中处于10%低级数(P10)的家庭收入,则从1996年之后即停滞不前。不但处于高低两端的家庭收入差距持续扩阔,以P90与P10的家庭收入作比较,1976年为6.22倍,2011年则飙升至13.11倍。贫富悬殊大幅深化,令社会上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转投左派及社会民主派阵营,但单从政治层面作出表述,却无助于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贫富差距有增无已的成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收入分布的变化与家庭收入差异甚大。1976年至2011年期间,不但处于顶端P90的个人收入一直持续增长,末端P10的个人收入增幅亦相差不远。虽然1997年至2003年亚洲金融及经济危机六年内,本地个人收入增长一度陷于停滞,2006年处于4700港元的水平,但在2011年即回升至6000港元;相信这与最低工资立法并无关连,因为有关法例在2011年5月后实施。至于家庭收入,则未见出现同一回升现象。以P90与P10的个人收入比较,差距在近35年来扩阔幅度有限,仅由1976年的5.00增至2011年6.33的水平。究竟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分布的变化为何有如此大分别?

 

研究数据显示收入不均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在于长者及单人住户日增,例如每千住户中独居长者人数由1971年的207名增至2011年的397名(【2】),而长者与单人住户往往属收入最低一群;此期间单人住户亦由145个增至171个。其中出现的人口变化,部分受经济因素影响,部分则与各种社会趋势相关。

 

2 1971-2011住户中离婚、长者、单身与单亲家庭的变化

 

 

自上世纪开始,任职高技术行业的高学历男性,往往与高学历女性结婚;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类女性大多并无就业。丈夫收入愈高,妻子就业比例愈低。当年高学历男女匹配,具有减轻家庭收入不均的作用,因为收入丰厚者的配偶往往不工作,自然亦无收入。

 

变数不一 解难启示

 

近30年来上述情况却已逆转,高收入男女结合的现象日趋普遍。今时今日,高收入男女结婚并于婚后继续各自工作发展事业,令收入分布上层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加飊升,大大拉阔与低收入家庭的差矩。但同期内,在个人收入一栏中,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的差距却变化不大。

 

家庭经济环境的变化实在至关重要。面对家庭收入不均现象,切忌只依据单一的数据指针去解说现象,而须全盘考虑家庭收入分布表象背后的各项相关因素。想深一层,自会发现问题其实远较表象复杂。只凭单一或有限指标作为依据以制订政策,往往产生出乎意料的反效果。同一道理,面对贫穷等涉及种种牵连甚广、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采用只着眼于单一目标的公共政策去处理,徒然令人大失所望。

 

香港家庭结构近30年来出现的另一巨变,在于离婚率、单身及单亲住户激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地每千住户获批离婚个案一直有增无减,由1976年的0.79宗跳升至2011年的8.27宗。离婚者人数大增,由1976年的每千住户占16.7名大幅增至2011年的117.4名。曾结婚、未过65岁而与未过18岁子女同住的住户中单亲户所占百分比,则由1976年的6.0% 上升至2011年的15.4%。

 

究竟离婚率上升对收入不均现象有何影响?如何使跨代贫穷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令中产阶级日趋式微?下周三适逢本报圣诞假期,此等关键议题将留待明年1月1日在本栏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2.

 

Raghuram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再创香港奇迹」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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