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上周提及,不论在美国或香港社会,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出生者的跨代收入流动性并无下降迹象;美国的跨代收入流动性的相关估计数值为0.34(用百分位数等级计),而香港的跨代教育流动性的相关估计数值则处于0.31水平(用百分位数等级计)。事实上,香港的估计数值甚至较美国更低。可见,自1956年出生一辈开始,本地跨代教育流动性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由于收入不均现象有所增长,一般人认为美港两地跨代流动性也因此下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香港(0.31)与美国(0.34)的估计数值可以推算出,两地均会在三代之后,继承得来的优势或劣势将完全消失,正正体现所谓「富不过三代」这古老说法。

 

不过,即使近数十年来,美、港社会整体跨代流动性大致维持平稳,但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家庭或小区方面普遍存在着颇多影响跨代流动性的错纵复习因素,个中关系千丝万缕,不易解构,只知其中部分相关效应显然影响较大,値得研究。

 

流向差异 五大起源

 

本年初Chetty等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该国不同地区的向上流动性各有差异,背后的因素包括以下五方面:一、种族及社会隔阂;二、收入不均;三、教育水平;四、社会资本;五、家庭结构。

 

一、种族及社会隔阂对美国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影响。在黑人比例较高、种族隔阂严重的小区,向上流动性往往特别低。不过,在同区中白人向上流动性也较低,显示种族因素对向上流动性的影响存在于小区层面而非个人层面。

 

在「地域分散」程度(按上下班交通时间计算)较低的城市,向上流动性偏高。「地域分散」(geographic sprawl)使经济条件较低者要住在远离工作地点,而须忍受较长上落班的交通时间。因此这类上班族聚居的位置偏远隔离和一致化的小区,正面成功榜样通常为数不多。结果造成社会向上流动性与收入隔阂多呈反比。

 

在小区层面,种族与贫穷隔阂因而成为美国社会减低流动性的机制。地区邻里的种族与收入两方面愈交义混合,减低隔阂,则该处的向上流动性也愈高。回看本港近年有大量人口搬往新界,而工作机会仍集中于传统市中心区,致令现时的社会隔阂程度远较四十年前为高。

 

二、收入不均对跨代流动性的效应。美国收入不均程度较高的地区中,向上流动性往往较低。这一现象亦与世界各国所录得的所谓「大亨曲线」(Great Gatsby Curve)不谋而合。

 

相较之下,无论美国境内或世界各地,收入最高1% 与跨代流动性的相关程度不大。由此可推测影响收入顶层的增长因素,与蚕食中产阶层收入的因素并不相同,对跨代流动性造成主要障碍为对中产收入的因素。

 

三、学前教育及教育制度对社会向上流动的影响。考试分数较高、辍学率较低而每班人数较少的地区,向上流动性往往较高。此外,若地方税率较高,由于所得税款多用于资助公立学校,有关地区的向上流动性通常亦较高。

 

有趣的是跨代收入流动性的空间分布形态(spatial patterns),与不同地域之间的父母收入对子女受大学教育机会及未成年产子比率影响分布形态亦极为相似。收入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在子女未投身社会前已经出现,意味着流动性差异系于他们成长过程中各项影响因素。

 

四、社会资本指数(social capital indices)的影响。社会资本指数是一个地区中社会网络与小区参与的指标,与该区的向上流动性高度相关。举例来说,向上流动性偏高的地区,居民信奉宗教的比例及参与社会组织的程度相对较高。

 

五、家庭结构是对向上流动性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单亲父母比例属预测某地区内向上流动性最有力的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地区内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子女,其向上流动性的相关估计数値为 -0.764,单凭此一因素,已足以解释为何各小区的流动性如此不同。子女若所住小区中较少单亲父母,其向上流动性亦较高。

 

从研究结果可见,若能掌握美国家庭破碎原因并处理得法,应能大大改善穷等人家子女的向上流动力。事实上,无论在美国抑或香港,低收入家庭离婚率较高的现象已是人所共知。此外,研究还突显地区的重要性,例如贫穷集中、住处隔阂、社会资本,以及地区学校质素等因素均对跨代流动性影响至巨。当然,单凭此等相关效应,并未足以揭示不同地区效应各异究是由于地区本身,抑或区内居民特质上的差异。

 

跨代流动 宏观图像

 

至于足以影响香港跨代流动性又有那些因素?我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足以影响本地跨代流动性的一系列因素。但由于可资参考的资料有限,只凭教育水平去估计跨代教育流动性,以下分析未尽完善;要能作出较为妥善的量化分析,须经详细调查收集充分数据,结合政府档案,从而构建更为完整的图像。

 

我除了分析父母的「教育百分位数等级」(schooling percentile rank)对子女个人教育百分位数等级的影响,同时对其他各项因素进行分析。不论个人或其父母的教育百分位数等级,均以各自同辈中人相关数据为参照准则。我分别对父与母的教育背景作出分析,衡量因素包括:一、子女性别;二、子女是否五年内的新移民;三、父母是否五年内的新移民;四、单亲父亲及母亲效应;五、父或母是否居于自置居所(私楼或居屋);六、父或母是否租住公屋。

 

图1】列出有关估计数値,估计父亲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图2】则估计母亲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父母教育对子女教育的估计数値呈现大同小异的形态。1976年至1981年出生者的跨代教育流动性未见下降(甚或有略见改善迹象),而1961年至1971年出生者的教育流动性尤其理想,究其原因,实拜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专学额扩充以及1997年政权过渡前出现的中产移民潮所赐。

 

图中估计数字显示,假设父或母教育百分位数等级维持不变,男性一般较女性教育低约五个百分位数等级。此亦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女生学业成绩一般优于男生,在本地教育制度下往往会持续进修,所以统计上反映此一现象。

 

要是父或母属新移民(即近五年内移居香港),虽然或属不利条件,但根据统计这情况于1976年至2011年期间出生世代影响不大,跨代教育流动性相关估计数値亦较低。反而如果子女本身属近五年内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则估计负面效应或呈双位数,在某些年份中更较一般人低10至15个百分位数等级。

 

聚焦背景 渐见端倪

 

据有关估计数字显示,现与单亲家长同住者,其教育百分位数等级一般较与双亲同住者低四至六个百分点,其中估计数値或会被低估,因为双亲之中可能有一人再婚,以致与父母同住者或于幼年曾在单亲家庭中成长。我由于未能掌握子女幼时有关父母婚姻状况的资料,因而无从对实际效应作出更准确估计。

 

父母若居于自置居所,其教育百分位数等级往往高于私楼租户约达六个等级;政府资助房屋(主要为「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单位)住户中,虽然1946年至1971年出生者的教育百分位数等级较高,但有关效应对1971年后出生者而言已大为减低,个中原因在于较佳成长环境抑或其他财富效应则不得而知。无论实际原因为何,在自置居所家庭中成长者显然较具优势。

 

父母租住公屋单位者,教育百分位数等级往往较私楼住户为低,相差约为四、五个百分位数等级。由于公屋单位住户普遍搬迁机会较低,个中效应极有可能与小区相关。

 

对症下药 济贫长策

 

从美港两地的研究结果可见,为资助低收入家庭而设的公共房屋政策应由提供资助租住公屋单位改为售卖居屋单位,此举可产生三种效应,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跨代流动性。第一,置业有减少贫穷夫妇离婚的作用。若低收入家庭的离婚率下降,减少单亲家庭,可为穷家子弟带来改善前途的希望。

 

第二,有助提供财富转移(并非只局限于房屋服务之类实物转移)机会,从而提升低收入家庭帮助子女的能力。现时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仅为二万多元,除非地产楼市崩溃,否则穷等人家实在难望置业。当然楼市崩溃又会触发另一种灾难。

 

第三,使低收入家庭不再聚居于没有流动性的公屋小区。多元化的小区会较易为穷家子弟提供跨代向上流动成功的典范,有利于子女成长。任由穷困家庭聚居于偏远而鲜见有此等典范的小区,究非善策。有能力置业安居的家庭愈多,社会上的政治分化程度就会愈低。

 

有些人的成长境况困苦、居住环境恶劣,但仍可出人头地。个人成功背后,往往得力于母亲养育、长辈(如祖母)提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扶掖下一代成才,必须有组织、具计划,否则根本难以克服个人生来就要面对的逆境。

 

美国五十年前的「抗贫战争」(War against Poverty)实行派钱济贫,以期提高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可惜效果未见理想。这是由于未能认清当时真正缺乏的是父母的悉心照顾,甚或扶助幼小的育才计划。由于当初未能认清如此重大真相,如今下一代要在童年贫困的境况中成长,以致就学能力、求学意志、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均受影响,这才是跨代流动性和贫穷问题日趋恶化的根源。如果面对饥肠辘辘的贫童,派钱固然是救急扶危,但这却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Chetty等美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在在证实,投资教育、维持家庭稳定、确保小区中弱势社群受到扶助等安排都不可或缺。目前香港的公共房屋普遍位置偏远、环境孤立,又怎能用以建设繁荣小区!

 

参考文献: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 and Nicholas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再创香港奇迹」系列.之二十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