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1月1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香港与各地发达国家近年政局走向分化,其实可追溯至三、四十年前开始的经济不均。政治分化从不同事态发展显现出来;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皆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但归根究底,问题的根源所在,都离不开经济不均。

 

这个大难题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延误往往在于真正发现及认清问题、找出适当对策,以及取得政治共识,排除困难去解决问题。

 

本文的着眼点有四方面:一、经济不均的根源;二、相关对策;三、击破各种引致经济不均的因素所需时限;四、在政治两极化的容忍极限前的决策时机。以下分析重点聚焦于未来五年解决经济不均的目标。

 

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因经济不均而引起政治纷争,主要源自家庭收入不均,收入亦即取诸经济生产资产所有权:即「资本」的每年回报。家庭若拥有丰厚的资本,则可得收入也多;从社会层面观之,资本拥有权不均情况愈严重,所引致的收入不均就愈严重。

 

资本通常分为三大类:物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三者在历史上则统称为土地、劳工、资本(早期指机器);今时今日,不少家庭往往拥有三大类资本中的不同组合。

 

人力资本分配

 

一般人生来并不坐拥雄厚资本,须假以时日积聚,人力资本从学习累积,须作时间及金钱上的投资。

 

父母生活贫困,更难有条件藉借贷以投资于人力资本上;破碎家庭子弟往往家境清贫,学习环境欠佳,处境更为不利;在自由社会亦不容许以自身作扺押以借贷。年轻人欠缺信贷条件,亦无任何资产可资抵押的情况下,自然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这是人力资本严重匮乏的根源之一,由此引至收入(劳动收入)不均。

 

政府所以拨款资助教育和医疗,在于提供平等机会,以利人力资本投资,志愿机构亦有提供慈善捐款;这些都是为填补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本市场失陷之处。

 

研究香港的人力资本分配,最佳办法莫如分析可资衡量其回报的工资分布。在1976至2016年期间,本地男性每年平均工资增幅为3%至3.7%,女性的增幅则为3.5%至4.2%。【看图】分别将男性与女性年工资增幅与工资分布百份位数加以对比,所得结果有三方面较为突出。

 

 

 

 

首先,在较高工资分布百份位数,男性、女性的平均年工资增长率亦较高,可见男女之间工资分布日趋不均。

 

至于工资分布最低一组,男性年工资增幅为3%,女性为3.5%;在工资分布顶层一组,男性的增幅为3.7%,女性则为4.2%。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的工资增幅较接近低薪阶层,而非高薪阶层。

 

长远来说,中产阶层工资增幅一旦逐渐贴近低薪阶层,将产生「濒穷」日增的趋势,从政治角度而言,这远比低薪阶层贫穷率上升来得严重,因中产阶层人数远多于低薪阶层,而且一般教育水平较高,在政治上亦较活跃。

 

第二,在男女工资分布皆日趋不均的大前提下,家庭收入将会逐渐变得更加不均。基于门当户对的惯性匹配倾向,高薪女性每与高薪男性结合,而低薪女性则每与低薪男性结合,更催化了家庭收入不均现象;这种惯性婚姻匹配倾向在香港尤其普遍,因低收入男性易于北上觅得低收入伴侣。

 

第三,图中亦显示,1976至1996年期内,平均年工资增长远高于第二段20年(1996至2016年);第一段期内,男性工资增幅为4.7%至5.5%,女性工资增幅为5.2%至6.6%,第二段期内,男性与女性工资增幅则分别为1%至2% 以及1.1%至1.8%。

 

第二段期内工资增长显著减慢,部份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整体放缓,另一因素为香港得享中国对外开放的优势,已于第一段20年期内从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取得收成。

 

随着新移民(主要乃来自中国内地的女性)大批流入香港,继而投入劳动市场,令劳动人口的生产力大为「稀释」。在第一段20年期内,来港男性与女性新移民分别有339500与354300名;1996至2011年的15年之间,移居本港的男性及女性则分别有183800与388400名。

 

由于这些女性新移民大多属非技术性工人,投入劳工市场立刻打击工资的增长,第二段20年期内女性工资增幅不再高于男性。与此同时,男性投入劳动市场的人数升势则告一段落,自1996年以来,男性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在190万;从1996至2016年,女性就业人口则由110万增至160万。

 

第一段20年期内,制造业职位大举北移,推高了今日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却同时剥夺下一代这类工人提升生产技术的机会。非技术移民(以女性为主)大量流入香港,进一步使工资不均恶化,并为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立法议题平添政治压力。

 

劳工收入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主要源于整体人口中,劳动人口技术分布的恶化趋势,这也正是新加坡生产力在近20年追上香港的主因。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本地高等教育学额不再增加。在增设高增值职位,以推动创新和科技基建方面,特区政府备受压力,要取得成效,香港必须持续培训、招徕高技术劳动力与新企业家创业。

 

培训需从孩童时期开始,以至中学及大学阶段,最终才能有成,单靠投入资金培训,并不代表学员就能取得人力技术。在子女学前以至求学阶段,家庭在培育方面所作投资同样举足轻重。

 

强制性教育必需行之有法,政府资助的幼儿护理中心虽在政治层面广受欢迎,但以服务提供商取代父母,却会窒碍孩童累积所需技能。

 

虽然当前美国的经济生产力仍领先全球,但自1970年代以来出现放缓,皆因教育投资不足与家庭破碎日趋普遍。香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亦出现类似情况,教育投资下降,造成高技术人才短缺、低技术劳工过剩,以致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日益扩大。

 

社会的技术发展利于高技术人才就业,工资不均现象就更加恶化。

 

投资教育及幼儿护理,长远而言虽对减轻工资不均至关重要,却难望在短期之内收效。可惜在开放社会,凡事讲求短期效益,政客目光短视。投资教育、培训,在来届的行政长官选举政纲中,恐怕不会受到重视。

 

鉴于香港当前的政治分化形势,兼且反对派掌握教育界票源,建制派则稳操劳工界票源,政府不宜在这方面大展拳脚。

 

纵非所愿,但形势不由人,亦只能叹句奈何。未来五年内要解决工资不均,任何从政者亦无指望交得出好的成绩。

 

物质资本分配

 

由是须转向处理其他资本问题。创业是累积物质资本的惯常方式。现今经济的运作模式,股票市场令人无须自行创业,便可投资于不同机构。金融资本的发展,则使物质资本拥有权在社会上的分布更为广泛。

 

无论自行创业或以其他机构为投资对象,一方面须长期耕耘,养成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须靠积蓄或累积信贷条件,才可取得融资途径。除非有机会继承父业,否则必须假以时日,才能累积到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是以这两类资本在社会上往往分配不均。

 

透过经济政策重新分配物质及金融资本,或其收入,均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极大损害,实在万万不宜,且其对经济不均有何影响亦属未知之素。香港的低税率和简单税制向属本地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亦不宜妄加改动。

 

本地人口之中,仅得三份之一经济活跃者须纳税,不论将现行税制化简为繁,抑或提高税率,都不会获得大众支持,政府若在未来五年,在这方面作出任何调整措施,亦属不智。

 

住宅物业财富分配

 

大城市住宅楼宇价格与租金上升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不均的一大根源。这亦使置业成为保值的最佳方法。

 

在香港,拥有私楼不但是家庭财富状况的一大关键,相对于人力资本或物质及金融资本,更是造成经济不均的更重要成因,其作用甚至大于劳工收入不均。业主得以坐享楼价飙升成果,而无产一族无法受惠。

 

楼价高企,且不断上涨,只因求过于供,尤以处于收分布底层人士需求为最。从历史角度而言,大批移民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涌进香港,是最初引致房屋需求激增的原因。不过,住户的组成是个不断演化的概念。

 

本地经济日趋繁荣,即使父母年事已高或已退休,不少年轻人亦不愿与父母同住。住户结构出现变化,亦系于离婚率趋升之势,其中又以处于收入底层者占多。要响应本地房屋需求,仅仅提供住宿并不足够,还须满足置业愿望。

 

楼价升势持续,无碍市民的置业动机,反而楼价远超一般市民的负担能力,才酿成怨声载道。收入无法追上楼价升幅,往往被视为负担能力的主要障碍,如此想法虽然无可厚非,却并非主要原因。

 

问题的核心所在,是规管机关为保银行免受风险,而要求巨额按揭首期,买家因而遇到周转困难;无产一族欠缺可资贷款的抵押品,处境更为不利,资本市场亦无意为其效劳。

 

房屋资本市场愈趋不完善,令自置居所方面的经济不均现象更形恶化,亦无助中产阶层家庭为置业融资。

 

置业贷款无望,实质上等于将年轻一代拒诸门外,谈不上分享未来经济繁荣。部份拥有私楼的父母,既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子女置业。但若父母属无产一族者,就难望如愿以偿了。按揭贷款市场未能发挥作用,经济不均遂世代相传,且变本加厉。

 

不少观察家已明白到,所谓「房屋阶梯」(housing ladder)概念现已失灵。租住公屋的低收入住户,即使成为中等较低收入住户,亦未能购买居屋单位,即使成为中等收入住户,亦难望购买私楼。「房屋阶梯」被打破,主要是由于规管当局要求按揭首期奇高,弄致资本市场失灵。

 

现行增建公屋单位的政策,根本无法满足大批有意自置物业的现有公屋租户,缺乏「房屋阶梯」,大批公屋租户亦无法改善经济条件;再者,现行的房屋建造政策,更未能满足每年新增的房屋需求。

 

我们必需明白物业财富分布不均,并非单纯由于缺乏供应以致楼价上升,其实亦由于规管当局要求按揭首期奇高,造成资本市场不完善所致;解决此一问题,将可大大改善经济不均及打破政治分化的僵局。

 

灵验终极改革

 

上述目标其实可在未来五年即下任特首的任期内达成,通过制订明智的政策,即能将公屋及居屋单位价值解封,除可大大减轻房屋财富不均之外;更可透过奠定私人产业拥有权的基石,保障社会公平和自由。

 

要实现此一目标,政府应增建可供合资格住户购买的公屋单位,把公屋售与现时租户,并修订居屋单位的补地价政策。除了银行贷款之外,政府亦应为准买家提供长远的融资安排来配合。

 

若能专注于收窄房屋财富鸿沟,而非拉近人力资本或物质及金融资本差距,相信可于未来五年内,显著减轻经济不均现象,但若未能就公共房屋改革制订新策略而取得显著成效,则在目前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势难在政策上作出其他重大改变。改革公共房屋政策不力,有令政治分化形势进一步恶化之虞,那时恐怕再多五年也难以挽回了。

 

放眼美国,奥巴马总统八年任期即将届满,为二千万先前不获医保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是其内政上的最大功绩;但其实在一个总人口达三亿二千万的国家而言,只属小恩小惠,却也有可能被来届政府推翻。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会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经济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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