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全球供应链与「超全球化」

「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现象自1990年起席卷全球,但人们到现在才开始领悟到它与1820至1990年期间大盛的全球化迥然不同,因为它的发展远较先前全球化迅速,且令全球经济更趋高度整合,影响所及,各地社会须在制度上作出大幅调整,以作适应。

Richard Baldwin 在其2016年出版的先驱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指出「超全球化」的原动力是信息及通讯科技革命,而之前全球化的动力,则主要源于运输成本日降。

全球七大经济体,即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七大工业国,占全球GDP的比率计1820年为22%,1900年为46%,1993年高达67%,2014年则回落至46%。期间经过93年,始由46% 增至67%,却因「超全球化」效应,在短短21年间打回原形。

观乎七大工业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比率,曾于1990年的65%高水平,降至2010年的47%,比率流失至中国、南韩、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六国,其中中国更由1990年的3% 大幅跃升至2010年的19%。

七大工业国占全球产值比重何以剧跌,而少数新兴经济体又如何迅速冒起正是Baldwin著作探讨的主题,对于时间有限,但有兴趣了解香港以至全球经济现状的读者,此书当为参考首选。

全球供应链的出现,对书中「超全球化」的论题无疑至关重要;此等供应链或由生产商带动(例如苹果计算机),或由购买者带动(例如Walmart、Zara、利丰、亚马逊、阿里巴巴等)。

1990年以前的全球化现象,主要关乎发达工业国制造业的终端产品贸易;此后的全球贸易活动(尤其地区贸易),则日益以中段货物贸易为主。由于供应链全球化,制造业已可于海外各地生产,不再是先进工业国的禁脔,覆盖范围之大实属前所未见。

造就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因而得以迅速工业化,成为新兴经济体,透过加入全球供应链,从先进工业国境内公司获得制造技术,即使技术有限,亦能将业务提升至全球性层次,在供应链中找到定位(niche)。

全球供应链让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步伐,超越依循旧有「雁行模式」的「亚洲四小龙」。先前全球化趋势下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化,却仍须依赖全面掌握终端产品的制造技术。

Baldwin認為「超全球化」之势得以形成,皆因凭借发达的信息及通讯科技,总部可以充份掌控遍布海外的生产业务;厂房可设于各地,亦可有效管理海外工人,只需将有限生产知识转移;事实上,总部往往只会将特定范围技术转移海外,而不愿输出全盘技术。

在先前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下,只有终端产品才运往海外经济体。输出货物的商业风险低于在海外设厂,在境外设置厂房的企业不但须处理进出口关税及非关税关卡,还得兼顾税务及商业规例、知识产权、劳工法例、政府政策透明度、竞争政策、资金调回本国、外汇管制、排解纠纷机制等相关问题。

要加入全球供应链,发展中经济体必需先改善商业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开设业务。「超全球化」时代的新兴经济体须与全球经济深度整合,而非仅限于先前全球化的贸易往来。

这些发展令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架构渐被视为落后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适用范围较大的架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地区协议。

中国崛起

在「超全球化」趋势下,海外生产设施选址,取决于邻近位置和关系密切程度,是以往往集中于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即与发达工业国投资者关系深厚、位置毗邻,并乐于开放、改革经济以利通商的国家,例如德国就以波兰为首选,美国着眼于墨西哥、亚太区,日本则倾向亚太区。

邓小平适时于1979年年底实施开放改革,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早着先机;在领导指令之下,国家机制全力协助发展市场。来自香港利伯维尔场的商家和专业人才成为先导,协助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有利营商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

因此,中国整合全球经济的深度,远远超乎改革初期所能预期。「超全球化」也许一如Baldwin形容,由信息及通讯科技牵引,但最终得以开花结果,有赖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香港的积极响应。

中国,抢在大部份发展中经济体之前,率先加入全球供应链,凭借庞大劳动力供应,使中国沿海地区摇身一变,成为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海外生产基地。

「超全球化」可以说是中国复兴的传奇故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有幸适逢其会、亲历其中,目赌港人及社会各界协力同为21世纪新经济史谱写一章,实在与有荣焉。

香港面临的增长挑战

旧有先进工业国企业面对「超全球化」趋势,通过在低成本发展中经济体设厂而扩充规模,成本下降令产品销路上升,投资创新又进一步增强生产力。随着产量与销量加大,要求具备丰富知识的职位(尤其在研发与市场拓展方面)日增.,相反部份工厂职位随之流失。

这并非纯属工业「空洞化」现象,有关企业和行业仍旧扩充业务、但招聘员工的要求改变。劳工占整体GDP比重下跌,但具备丰富知识的雇员则获增薪,结果对七大工业国以至香港的经济均造成破坏,且迅速产生。

先前全球化已令产品外销的企业劳资双方均从中受惠,但自1990年生产线移往境外后却形势有变,从此种下分化祸根。「超全球化」毕竟并非如美国前总统列根所言「璀璨辉煌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只见一片好景,该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城镇,就随处可见倒闭商店、荒废工厂,以及捉襟见肘、只能靠低收入兼职餬口的家庭。

在不少发达国家,上述困境引发反全球化潮流;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其后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更令情况恶化,美英两国就先后出现总统特朗普上台与公投脱欧的异象。

香港期间表现则远胜七大工业国:凭借适应力强的劳工市场和一股冲天干劲,制造业北移并未造成失业问题,可惜仍不免面对缺乏丰富知识人才,以及低技术工人过剩的困境,抵港的移民潮也导致有关问题恶化。

虽然本地部份厂商在创新、研发方面持续投资,成效可观,但大多数只保留属于市场推广和销售功能,不少人就对香港创新不足、知识密集产业缺乏抱持忧虑,反观中国内地(尤其是深圳)在构建制造业和创新基础方面则表现突出。

新世代的混乱情况来自四方八面,根本避无可避,保护主义弊多于利,注定失败。在「超全球化」时代,要加入全球供应链,只有创新一途,进攻乃唯一防守之法。

香港在创新方面的障碍,主要在于知识密集人力短缺,本地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自1990年代起已停滞不前。19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年轻一辈的劳动人口,不但一直未见增长,大部份时期更见缩减,这是最大的挑战。政府在推动教育方面举足轻重,务须全力推动人力及人口政策发展,亦即人力资本政策。

另一有关创新的障碍,在于僵化且打击竞争的商业法规。回归之前,政府向香港电讯回购专营权,并予以补偿,达至开放本地电讯市场,时至今日,却设限防止外来企业加入,窒碍创新,令创新者难以在港营商。

但求维持现状、不愿冒险的官僚心态,早已根深蒂固,为免外来者搅局,对公司和企业一律按本子办事,不愿为开辟新天地而筹谋。昔日面对美国商务部对港纺织品出口实施「多种纤维协议」管制,本地政府工商部门亦能全力支持制衣与纺织业厂商,令此一行业高踞全球供应链领导地位,今日却有不少部门变得敷衍了事!

步入信息及通讯科技时代,掌握大数据已成为不少初创企业的命脉与达至成功所需。例如地产代理转型兼现代化,若非政府将地产交易纪录全面电子化,也就难以想象出现中原和美联等地产公司。

香港政府及其所有法定机构坐拥大批公众无从分享的数据,若能公诸于世,当有助多个行业、新旧企业大事革新。若政府带头公开数据库,并考虑对数据被公开的受影响企业作出补偿,以免有关企业妨碍进程,则本地发展潜力强大的服务业有望重现具竞争力市场。

当前不少访港的内地人,都对本地金融科技落伍嗤之以鼻。重重规管不但在各方面窒碍创新和竞争,而且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港商和专业人士当年协助内地构建有利营商环境,偏偏能医不自医,竟未能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反而往往自堵前路,妨碍发展。

中国经济腾飞,持续与全球经济整合,中产一族日益壮大、消费力日增,凡此种种,都为现在居港或未来闻风而至的新世代带来可贵的新机遇。

拆墙松缚,扫除有碍创意的屏障和枷锁,积极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实在是林郑政府可仗以释放香港巨大潜能,以应对21世纪的种种问题的两大最重要施政策略;这亦是近三十年来被轻放了的社会问题。

香港(以至其他各地的旧工业经济体)面对的连串社经困扰,乃是「超全球化」的产物,有别于先前全球化所衍生的难题,必须重新加以认识,并推行崭新施政策略。本栏将于10月4日探讨有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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