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上周写过关于订立贫穷线的建议及其复杂之处，政府已定下今年年中公布贫穷线细节的目标，而我最关心的，始终是厘定贫穷标准的依据；住户人数一直在欧洲等地用作衡量贫穷的准则，但我认为用年龄来计算其实较为公平。利用2011年本地人口普查所得数据，可验证出两者的差异。
【表1s】贫穷线A的定义为：人数相同住户（家庭佣工除外）的收入中位数的50%。以贫穷线A为指标，住户中有22%处于贫穷线以下；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一人住户占32%、二人住户占26%、三人住户占19%、四人住户占17%、五人或以上住户占16%。总而言之，人数较少的住户处于贫穷线以下的比例相对较高。
不过，若依照贫穷线A的准则来检视住户之间按户主年龄的贫穷发生率，将造成严重扭曲的结果。我在下文将同一年龄组别（家庭佣工除外）的住户收入中位数的50%定为贫穷线B，透过例证，阐析为何这是较为合理的贫穷定义。
年龄为据 修正偏差
我根据贫穷线A的定义，计算出在贫穷线以下各年龄组别住户的百分比为：24岁或以下占22%、25岁至34岁占9%、35岁至44岁占15%、45岁至54岁占15%、55岁至64岁占20%、65岁至74岁占40%、75岁或以上组别占整体住户53%，可见较年长住户所占贫穷比例显著偏高。换言之，以贫穷线A计算，年长住户中的贫穷户比重极高。
再对比一下【表2s】中以贫穷线B计算的结果。表中住户有24%处于贫穷线以下，比例较贫穷线A略高。更重要的是，【表2】中各年龄组别之间的贫穷户比例较为平均，只在年长住户组别出现较高比例而已。各组别处于贫穷线B以下的百分比为：24岁以下占20%、25岁至34岁占20%、35岁至44岁占22%、45岁至54岁占21%、55岁至64岁占26%、65岁至74岁占30%、75岁以上组别占36%。这种比例实在合理得多，因为其中所反映的贫穷状况，在各年龄组别的分布相若，在任何社会中的情况也大致这样。
我根据贫穷线B的定义，计算出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住户百分比为：一人住户占54%、二人住户占29%、三人住户占16%、四人住户占11%、五人或以上住户占8%。由此可见，以贫穷线B为计算准则，人数较少的住户占贫穷户的比例就高得多，这种分布情况颇为合理，而与贫穷现象的普遍认知亦相脗合。
人数少的住户较易受经济打击，面对风险的应变能力也较为逊色。一般人若终其成年阶段仍未能觅得配偶，通常本身根本欠缺合适的经济条件；数十年来，「笼屋」住户大都属于此类，无奈申请公屋的要求资格也不利于他们。
由于这类住户往往难以接触，公共政策的重点也就甚少包括援助他们的安排。内地实施开放政策之后，这类住户已有不少把握机会在内地娶妻，透过已婚者的资格申请公屋，从而改善生活环境，不过大多数仍需经济援助。
贫穷线A与B之间的定义差别，实在值得探讨。【表3s】列举根据两线定义的贫穷户分布状况：一、71.1%的住户界定为同时处于两条贫穷线之上；二、17.5%的住户界定为同时处于两条贫穷线之下；三、6.6%的住户界定为处于贫穷线A之上，但按B线定义却处于贫穷线之下，其中以人数较少的住户居多；四、4.7%的住户界定为处于贫穷线B之上，反而处于贫穷线A之下，其中以住户人数较多的长者居多。
由此可见，订立贫穷线的准则，对社会判断住户是否应得援助至关重要，同时更进一步突显贫穷状况的考虑因素众多，根本不可简化为一种片面的指标。如果单采用一种指标，则以年龄为根据当比住户人数为佳。按常理推断，也应明白每一个年龄组别都会有贫穷户，以为绝大多数长者贫穷的观念，不过是量度欠准的人为现象，甚至毫不理解于住户生命周期中某一时段录得的收入，并不足以反映住户是否贫穷的道理。上周本栏文中【图3】的描绘正好说明这一点。
老者多贫 不尽不实
【表4s】列举根据贫穷线A和B分类的贫穷户数差额及百分比差额。香港社联和乐施会倡议采用贫穷线A，有可能大幅低估人数少住户（尤其是一人住户）中的贫穷户数目和百分比，而又高估年长人口中的贫穷户数目。
【表4】显示相对贫穷线A而言，贫穷线B界定的贫穷户多出41580（8%）；一人住户及二人住户中的贫穷户较多；三人或以上住户中则较少贫穷户；一人住户中的贫穷户更多出86580（41%）。同样地，属25岁至64岁年龄组别的住户中有较多贫穷户，但65岁或以上组别的住户中则较少贫穷户，75岁或以上组别住户中的贫穷户更少了47580（62%），相差幅度十分显著。
贫穷状况并非集中在长者之间，大部分长者曾经历过香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当年高龄津贴计划毫不优厚，除非愚不可及或浑浑噩噩，否则或多或少也会积谷防饥，况且不少长者还有子女供养。社会上对大部分长者贫穷的观感，来自对住户目前收入的比较，却忽略住户收入随生命周期变化的道理，这种分析难免流于粗疏。
所有年龄组别都有贫穷户，其中包括教育水平低或际遇欠佳者，也有不少新移民，大都未能建立家庭，致欠缺人力资源以减轻经济逆境带来的冲击。这类住户最需要社会给予援助，也理应经由贫穷线显示出来，但贫穷线A未能在这方面发挥效用。
过时准则 有欠周全
我担心的是，若对贫穷的起因一知半解就仓卒行事，不但无法有效改善贫穷情况，也帮不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若采用的贫穷线根本未能认清目标，就会忽略本应获得援助者，设计欠妥的资源重配计划更会助长非真正贫穷者滥用福利的歪风。美国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出大刀阔斧的扶贫政策「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但至今历经半个世纪，社会上收入不均的现象依然未见改善。
关于香港应积极效法先进国家半世纪前已推行的福利计划的建议，我一直时有所闻。但果真如此，可以预见，香港会同时引用有关执行架构及计划设计，将贫穷线定为人数相等住户收入中位数的50%，正是照搬外国计划内容的例子。其实，这些半个世纪前的设计所根据的研究早已过时。
当年试图衡量住户收入不均现象的经济学者，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住户人数与成人和儿童组成之间的异质（heterogeneity）。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以个人行为作为研究依据，个人好比物理学上的原子，彼此之间差异不大；至于每个人既有年龄和性别之分，又包括成人和儿童，彼此大都有血缘关系等等，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当年的经济学者每多避而不谈。因此，按当时的计算方式，一名女性平均相当于（1 + X）男性；一名成人平均相当于（1 + Y）儿童，如此类推。既然住户之间看起来如此不同，若要认真比较，就必须建立起某种方法，以便将住户中的男女老幼成员化为某种相应的计算单位，而同时剔除其中的血缘关系。
以住户收入中位数的50%为定义准则，原意正在于以简化的算式固定住户成员的数目，成员之间的差别则不在考虑之列，以期比对差异悬殊的住户时较为持平。一个颇普遍的例子是，各地政府（包括特区政府）以及研究人员在透过以「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计算住户收入不均净额时，常会将各种税项及转拨款项包括其中，目的就是把较难处理的对比项目作出较为合理的比较。
贫穷问题的研究发展至今，成果早已远超半个世纪前所得。自从芝加哥大学Gary Becker教授发表有关家庭研究的先驱著作以来，经济学者对家庭的研究已有极大进展，包括夫妇间的分工、婚姻决定、生育决定、储蓄行为、退休选择、离婚及分居决定，以至学业、健康及其他人力资本等关乎子女前途的投资、不公平，以及跨代不公平等等……，凡此种种，都令贫穷线A的定义成效成疑。
破旧立新 务实扶贫
可惜由于惰性和既得利益抗拒使然，各地社会的扶贫计划大都未有采纳新的研究取向。正如【表3】数据所示，采用贫穷线由近似贫穷线A改为近似贫穷线B，对不同组别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是有得也有失。蒙损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来就远胜于有望获利者，前者在政治上组织力较强，也有其坚定不移的倡议者。说到底，明知是能有效制贫的新方法也不会支持采纳，可说是维护现状的暴政。
香港在扶贫方面仍有机会从头做起，而政府亦须在年内制订未来的「扶贫计划」议题。要制订贫穷线，香港就不应对旧有架构和设计盲从附和。虽然贫穷线B在设计上远胜贫穷线A，但两种贫穷线都始终无法根除贫穷问题，皆因两者的运作架构均基于不可解除或减低的贫穷定义。正如我上周在本栏指出，对贫穷作硬性定义，亦即以住户入息中位数的50%来界定，即使经济有所增长或政策措施有所改变，贫穷状况亦会持续；症结在于这种「贫穷」概念根本令贫穷无法消除或减轻。
长远而言，香港所需的政策应能透彻掌握贫穷户的成因，以及建立有助于脱贫的诱因和干预措施。社会不应关爱有余、头脑发热，只有透过切实客观分析，才可在扶贫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否则只会白白错过从美国「大社会」计划失败经验中汲取教训的机会。
参考文献：
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No. 299. (Sept. 1965), pp. 493-517.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Woytinsky Lecture no.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7).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