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正当香港社会民主呼声日高之际，不妨回顾一下西方民主政制的历史背景。民主政体以西欧古国和美国为其两大摇篮，其诞生时刻，与社会由自给农业秩序迈向农业商品化模式的过渡期，往往不谋而合。
近百年来，尤其在二次大战之后，新建国家中鲜有能顺利过渡至民主政体。至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能够顺利从自给农业秩序迈向农业商品化模式并实行民主政体者，亦可谓绝无仅有。
历史明证当前，不禁惹人深思，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推翻帝制皇朝虽已超过百年，但对何种政制最适合现代工商业年代，至今仍在摸索阶段。至于哪种政制终能在香港落地生根，又有何经济效应，自然是香港市民的关注焦点；但中港两地唇齿相依，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更形重要。若香港的政经前途是「百万富翁问题」，中国的前途就更是「万亿富翁问题」了。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念书，一年级社会科学通识科有「新旧国家现代化对比」（Modernization of Old and New Nations），令我首度得知中国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为何会走上独裁而非民主之路。修读这一科期间，我读到摩尔（Barrington Moore）教授所著《独裁与民主的根源：造就现代世界的地主与农民》（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已故的摩尔教授（1913年至2005年）是属于新马克斯传统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刚于上月度过百岁冥寿。他在就现代化进行的对比研究中，审视民主、法西斯、共产政权在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崛兴的社会背景，并提出极难解答的关键问题：为何这六国从自给农业秩序迈向农业商品化模式过程中，竟会发展出如此南辕北辙的政制？
民主独裁理论经典
摩尔的研究别开生面，令人类社会进化中有关对比历史的分析，得以在社会科学范畴中重获重视；令有关社会变迁的宏观研究，例如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韦伯（Max Weber）、马克斯（Karl Marx）等的划时代巨著得以复兴。摩尔又审视商业化、工业化、以往农业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后果和政权；并且突显出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之前往往出现的暴力现象，通过列举例证，说明产生具民主特色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过渡期间，为何暴力无可避免。
摩尔这部著作虽然理念艰深，但十分引人入胜。我去年重读此书，惊觉四十多年前对摩尔论题的理解如何不足，以致忽略其推论中的细腻观察和精密论点。再次拜读，既感耳目一新，而又深受启发。我在本文将扼要阐释摩尔的论题，而下周则另文探讨其所提出的种种概念，对理解现代中国有何作用。
摩尔的论题大致上可概括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制度」这一命题，清晰说明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在铲除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残余势力方面所发挥的力量，主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向。资产阶级所选择的途径，不论属革命性质与否，有助于塑造他们后来一手创建的政权。因此，资产阶级可算是建立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必备元素。
摩尔的论题对同代的主流现代化理论作出挑战，而主流理论一直假设，从十六世纪至今，所有实行现代化的社会都历经大同小异的过程，虽然学者对此运用不同概念，因而表述方式各有不同；例如罗斯陶（W W Rostow）称之为「经济起飞」（economic take-off），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称之为「扩大参与」（expanded participation），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称之为「多重失效」（multiple dysfunction），其实均为李普塞斯（Seymour Martin Lipset）「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的不同演绎方式而已，而此一假说的要点是政治民主化必随经济发展之后出现。
政权革命三大路径
摩尔自出机杼，他所提出这个新马克斯主义理论，是通向现代世界必经的三大途径，即「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由上而下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农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资产阶级革命可导向民主，自上而下革命可导向法西斯主义，而农民革命则可导向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路径以资产阶级的势力为主要原动力。在资产阶级强大得足以削弱农业经济的国家，民主就有机会出现。在摩尔看来，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不在有何实际行动，而在于自给农业秩序迈向农业商品化模式的过渡期中，如何界定上层阶级地主与农民的政治取向。
若资产阶级实力足够，地主就会配合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与竞争性政治制度，而农民亦会参与市场经济。商业经济成功之后，农民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有时或会造成重大人命伤亡，甚至爆发政治暴乱。
据摩尔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是英、法、美三国的社会动乱，从而打破传统上层阶级地主垄断经济的闷局，同时开创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局面。英国「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 1642-51）、法国大革命 (1789-99）、美国南北战争（1861-65）均属资产阶级革命，以流血革命方式成全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摩尔于是作出此一结论：流血革命是争取自由与理性化的先决条件，以助此等古国创建自由民主的新秩序。
自上而下革命是德国和日本上层阶级地主在工业化过程中战胜平民革命，保存其传统优势的过程。德、日两国的资产阶级势力一向及不上英、法、美三国，而普鲁士施泰恩─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以及普鲁士首相卑斯麦（Otto von Bismarck）当政与日本明治时期的自上而下革命，均以加快本国工业化为首要重点。
工业化措施包括法律守则标准化，并由政府加强执法、减低内部贸易壁垒、建立现代专业军队和国民教育制度，以及推动国民身分认同。德、日两国由地主操控政局的形势一直持续至现代，由此形成的政治联盟不但穷兵黩武，并标榜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资产阶级则甘为附庸。
政治联盟既保障大庄园农业，又以关税保护国内新兴工业；政府藉禁止组织工会而压抑工资。德、日两国采取第二种革命途径，通过维护地主及工业家利益的专制政权，以不流血革命方式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一度在两国难产，皆因当时上层阶级地主与资产阶级为求维护本身经济利益，惟有依靠独裁政权实施高压劳工制度。由于并无流血式「资产阶级革命」，德、法两国以专制政治形式和平过渡至现代化，最终体现为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
在法西斯主义政权统治下，资产阶级势孤力弱，纷纷成为依附于政府的工业家，从事政府扶掖企业及专利业务，其中亦包括上层阶级地主，或与地主结盟的资产阶级。颇堪玩味的是，时至今日，新兴市场中大部分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但这种资本主义的成功往往建筑在不开明、不自由的基础上。
农民革命是中国和俄罗斯所采取通向现代世界的第三条路线。中、俄两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形薄弱，其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阻力也较大。两国曾经推行改革，结果将控制农民的传统制度，换之以失效的政府管治形式，变革不成，却摧毁了传统农村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加深农民对地主的怨气，埋下革命的导火线。
农民革命先摧毁地主阶级，取代的是共产独裁政权，产生工业化而非民主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及自上而下革命在中、俄两国均难成气候，而带领农民革命的，倒是敌视资产阶级及上层阶级地主的知识分子。
社会特性 阶级决定
摩尔的论点可总结如下：
若资产阶级实力强大，就足以推翻农业社会秩序，形成英、法、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否则就会出现以下第二种情况。
若由上层阶级地主与资产阶级结盟，通过压抑劳工权益，而能以自上而下革命方式走向现代化，就会出现德国和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否则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若自上而下革命无法成功，而由革命精英通过农民革命掌权，就会出现中、俄式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否则就会出现印度式的管治方式。
据摩尔分析，印度的农业传统主义一直挥之不去，现代化因而不成气候。民主政体并未能促进现代化进程，反而依附于传统政经集团，使印度一直维持传统社会格局。
摩尔指出，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历经上述三大路线之一。他在结论中表示，由中产阶级主导革命的国家，例如英国，自会形成民主制度，并出现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格局。革命由农民主导的国家，则会建立起共产主义工业独裁政权。若革命由精英联盟主导，则会产生法西斯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在后两类独裁政权管治之下，均不会产生民主制度。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均会顺应资本主义市场运作原则，而能避免现代化过程以资产阶级革命方式实现。摩尔还指出，美国南北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清教徒革命，均为推翻传统农业社会秩序、通向现代化的必要代价。
民主有因 绝非必然
摩尔认为，社会上各阶层包括上层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农民、工人阶级等的势力强弱塑造一国政制。此等社会阶层之间的敌对或联盟关系，对诠释该国的政治不可或缺；他还强调国家历史于帮助了解及解释社会权力嬗变方面的重要性。
启动现代化进程，在于从自给农业迈向农业商品化模式。即使在历经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之间，农业商品化的性质亦各有不同。以英国为例，该国农民在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中几已遭赶尽杀绝，以致随之出现的大农庄纷纷采取商业运作模式，而农民则大举移居城市中心，加入为英国工业化的劳动大军。
法国方面，受到贵族地主苛征暴敛的压迫，农民走投无路，被迫群起革命，从贵族手中夺去土地，然后重新分配。由于法国以小农经营的农场居多，相对于英国而言，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就较偏向由政府主导。
至于美国，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南方联盟州份本来经济效益较高的大型农庄亦随之消失。联邦政府于是可制订保护主义措施，以利北方联邦私营企业进行工业化。1861年至1933年间共和党主宰政局的局面，也是早年林肯总统在政策上预埋伏线的结果。
摩尔对所有推行现代化国家必经民主阶段之说提出质疑，其论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社会民主化进程根本不可能由某民主政府强加诸非民主政府身上。
为达致民主政体开花结果，社会必须具备各种足以酝酿民主，以及让民主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行。时至今日，摩尔论题对于了解现代中国是否仍具参考价值，留待下周继续探讨。
